“2016年，我繼續寫作《渤海故事集》 ，並在年底出版了這本目前自認為自己最好的一本詩集。雖然故事集裏沒有一個故事寫邯鄲，但它們可能都與邯鄲、與朱山石刻相關，無論它們寫作于邯鄲之行之前，還是邯鄲之行之後。 ”日前在京舉辦的第二屆建安文學雙年獎（2016-2017）頒獎典禮上，憑借《渤海故事集》榮獲本屆建安雙年獎詩歌獎的青年詩人肖水的獲獎感言沒有走常見的感謝和煽情套路，而是與大家分享了詩歌創作過程中的一次邯鄲之行，即走進建安文學起源地的真切感受，以及此行是如何踏雪無痕般地浸入了他的詩情與創作。
建安文學雙年獎，是由建安文學研究院、建安詩社于2015年發起的詩歌詩論雙年獎項，旨在鼓勵新時期的新詩和新詩理論創作，發掘獨特性，彰顯先鋒性，探索詩歌藝術的多元通道。或許正如這個獎項無法不勾起人們對“三曹七子” “魏晉風骨”的敬意與懷想，頒獎禮畢，一場以“魏晉風度與當下詩歌寫作”為題的座談，在憑借詩歌理論文集《與詩相約》獲本屆建安文學雙年獎評論獎的羅振亞，憑借詩集《擊壤歌》獲詩歌獎的雷平陽、肖水、河北詩人群體“燕趙七子”之一見君，以及曾在首屆建安文學獎榮獲詩歌獎的座談主持人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評論家楊慶祥之間展開。
談到魏晉風度與當下詩歌寫作，羅振亞首先指出的是，對于詩歌及文學，進化論思維是站不住的，不過二百年左右的魏晉擁有“三曹七子” “竹林七賢”等一大批優秀詩人和文學家。近兩千年後，雖然我們進入新詩百年，卻更多的應該從魏晉獲得某些啟示。“整個魏晉文學的文人、詩人是講節操和人格建設的，即普遍尋求人格的超越建構，但我們現在這方面是缺乏的。 ”這是羅振亞認為當下首先應該反思之處。他指出，以前詩歌是中國文學的正宗，詩人是最受歡迎和尊重的人。為什麼到上世紀90年代以後，詩人和詩歌一直在貶值？其中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很多詩人形象有問題，即某些詩人性情或者心智結構中有一些病態的因子。是否可以從魏晉裏受到些啟示？首先是人活起來，詩才能活起來。
同時羅振亞還表示，魏晉時期是中國詩歌及中國文學走向自覺的時代，這種自覺包括很多方面，但其中至少有一個關鍵點，很多詩人和文人能夠致力于回歸文學本身，而當下很多人在做詩外文章，其實文人詩人最有説服力的永遠都是文本。在羅振亞看來，上世紀90年代往往被人們稱之為個人化時代，但魏晉時期是一個真正的個人化時代，並能給當下提供很多啟示。 “個人化另一個意義就是多元化，魏晉時期每個人都是出自自己的性情去寫文章寫詩，每個人都能按照自己的話語、想象等方式去建構自己的寫作，個人化才徹底到位。而我們現在很多詩人之間有很多問題，比如文人相輕現象還很嚴重，實際上在創作的路上，誰都不擋誰的路。 ”
“詩歌是不是一種主客契合的情感哲學？詩歌中如果理性因子多一些，詩歌就有骨頭了，魏晉很多詩人文人被人敬仰，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們有自己的精神狀態，這種精神狀態值得當下詩人省思。 ”羅振亞指出，整個魏晉時期講玄心，重清談，但有很多人開始對人生對命運的抽象化命題進行思考，所以那時詩歌和文論思辨之風非常濃鬱，而當下雖然也有很多詩歌具有理性思考，但也有很多人只把詩歌作為抒情的器物。
雷平陽則認為，“魏晉風骨，就是血液裏的熱情，而我們有些詩人往往不是把自己的情緒變成家國情懷，而是把家國情懷變成了個人的私憤。 ”他坦言，作為詩歌創作者，假如自己是一個戰士，所有的沙場和夢想都在紙上，寫下的字要有尊嚴。正如其自陳借“擊壤歌”之名作為詩集的名字，希望詩歌的精神氣象，與遙遠先民“擊壤”的意象相承續，因為在他看來，只要我們仍然渴望獲得美學意義上的奇觀，那麼，每一次落筆，都應該如“擊壤”一般，聲音低沉而厚重。
邯鄲共有34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肖水分享的那次邯鄲之行中他去了30處，他説他要探察趙國故土，到建安文學的起源地尋找與之對話的可能性，找到力量的源泉。 “我不僅到那些建築遺存上尋找它們身上永恒的光芒，還要將它們替換到我當代寫作結構或肌理中來，同時建立恰當的時空對話，更重要的是，還要借由這樣的機會進入我們許多現實生活的現場，如果不從現實生活的切入口出發，就無法達到更宏遠的歷史和未來的空間。 ”
肖水邯鄲之行中的一次“朱山石刻”尋訪經歷，是登頂被大雪不斷增加高度的朱山而獲。他説彼時，山頂，一塊斜插地面、與山體緊緊相連的石頭上，留存了記錄西漢諸侯國趙國的大臣為趙王劉遂祝壽時縱情飲酒的石刻。沒有路的痕跡，在陡峭的地勢、嶙峋的亂石、濕滑的衰草中間，他們不僅要與風雪短兵相接，還時刻要提醒自己腳下要步步為營。終于到達石刻所在處，那種足夠簡陋、潦草、突兀，帶有一種與天空對峙、與時尚逆向而行的草莽氣息，令人屏住呼吸。“我無法忘記，幾乎被時光磨滅、被人為拓印毀損的石刻，因為雪飄落在石面上，而重現出它清晰的形體、力道、溫度，甚至它的偏執。那一刻，事物不僅向我們意外地敞開，也讓我們被同一片雪照亮。回望來時的方向，一片白茫茫，城市與荒野失去了各自的邊界，歷史倣佛坍塌成現實的短促的注腳，而歸途雖然恍惚難辨，我們卻知道那必將是一條新的開路。 ”
高貴、闊達、雄健、創造性，是肖水在那裏找到的有關“建安風骨”的關鍵詞，回到今天的那片歷史現場，他所讀到的“建安風骨”是即便被一座繁華城市包裹的邯鄲故城一片廢墟中也不會消散的高貴精神；是在雪天披荊斬棘一路跋涉登頂朱山石刻看到茫茫大地後闊達的胸懷；是志深而筆長的“三曹”詩歌永遠的雄健，是響堂山石窟腳下雖歷經滄桑卻依然熠熠生輝的石刻彰顯的創造與創新。事實上，不止邯鄲，全國共有4000多處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肖水已經走過了500處，未來他還會在這條讓歷史與現實對話的路上走得更遠，並讓這種時空與精神的對接沉淀到他的創作中。
1909年， 31歲的法國人維克多·謝閣蘭遠渡重洋來到中國，以一個異文化旅人的獨特視角審視這個遙遠的東方國度，遍訪黃土高原、青藏高原、四川盆地和長江流域等地，鑽研中國陵墓建築和雕刻藝術等，諸多著述中便有一部于1912年出版的詩集《碑》 ，百年之後， 《碑》亦成為法國當代四十種文學珍本之一。肖水探察古跡的激情與初衷，讓楊慶祥想到了謝閣蘭當年所為。 “一百年前這本來應該是中國人自己做的事，讓法國人做了，一百年過去了，中國新詩一百年了，中國新文化也一百年了，肖水讓我看到了我們開始有自覺意識、主體意識去挖掘我們文化最本源性的東西，再對其進行創造和激活，這是詩歌和文學創作一種非常重要的途徑。 ”同樣作為詩人的楊慶祥感嘆，如何實現更多的原創性的心靈訴説，為這個時代賦形，是這個時代給詩人提出的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