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歷史的長河中，詩、詞、曲、文經歷了多則數千年少則千余年的發展，在廟堂與民間、精英與大眾、雅與俗之間，都歷經了各種曲折，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而小説自古為小道，歷來不被重視，文學家更恥于提及，遑論研習與探索。直至清末，梁啟超等人將小説提到家國天下的高度，小説的地位才得以確立。

　　雖説中國現代小説至今走過了百年歷程，但仍未完成必要而充分的文體實驗、修辭考辨和雅俗穿透。事實上，對于歷史上中國文學的主流形態而言，雅俗分野其來有自，各門類內部有目的、有規律地雅俗溝通在文學史上都顯露出明晰的軌跡。然而20世紀以前，中國小説始終局限在俗文學的范疇，與正統文學之間相距甚遠，自然難以實現文體內部的風格斡旋。

　　20世紀以來，現代小説直接參與到歷史進程，在中西文學與文化的激蕩中，經歷了言文一致的語言革變。加之革命與戰爭的需要，以及商業社會與商品經濟的發展，小説的雅俗融合開始出現。分化或合流得以深化，自覺的文體試驗及其中的修辭發酵，使得雅俗之間發生了真正意義的並置和交叉，甚至雅與俗以適切的形態同時化入小説文本之中，以此標志著小説敘事的完備、語言的成熟與美學的自覺。

　　黃繼樹的小説創作以表現歷史人物與文化地理著稱，其時常遊走于歷史與現實之間，既有嚴肅文學的文化體量，又兼及大眾文學的閱讀期待，逾越既存的雅俗藩籬，打破現有的修辭陳規，建構成雅俗同體進而穿越雅俗的敘事形態。從《第一個總統》 ，到《北伐往事》 《大清名臣陳宏謀》 ，再到海內外長銷不衰的長篇歷史小説《桂係演義》 。他的作品史實與史識並存，注重激活歷史傳統，也藉以凸顯現實考量，更在乎表達文化理想。長篇小説《靈渠》 （漓江出版社2019年）是黃繼樹于古稀之年的又一力作，其以恢弘的視野與暢達的筆調，重新表述在廣西、中國甚至世界人工運河史中都有著獨特地位的靈渠。

　　《靈渠》講述了秦國史祿抗拒命運擺布，突破現實重圍，追求價值重整與文化歸一的生命歷程，其懷著打通中原和嶺南通道的強烈使命感，歷盡艱辛和曲折，開鑿了連接湘江與漓江之間的靈渠，為秦國統一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説，無論是從歷史觀念、現實考量而言，還是出于文體意識、語言表述層面， 《靈渠》的寫作都延續了以往的文學風格，尤其是接榫了《桂係演義》所開創的敘事形態，突破雅與俗的簡單化區隔，也彌合了精英與大眾的文化裂隙，是溝通、融匯雅俗之後的一種重新生發。具體而言， 《靈渠》之所以能夠打通雅俗，主要歸結于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歷史意識與當代表達的統一。 《靈渠》事實上接續的是文化尋根的脈絡，書寫了嶺南文化的開放與開化，對壯族文化的斑斕多姿也多有呈現。且以大秦一統、地域貫通、邊緣歸屬的歷史觀念，輻射當代中國的現實價值與文化理念。小説毫不拘泥歷史而走向大眾，脫胎于傳統並具備當代特質。

　　其次是神話傳説與史料考據的融合。事實上，中國古代典籍對靈渠的記載極為有限，這為小説天馬行空的虛構開了方便之門，但也成為了寫作最大的難度。如何令想象馳騁而不至于漫無邊際，又如何使追溯回望都淵源有自，這是《靈渠》寫作的第一要務。而黃繼樹在史料上下足了功夫，也進行了充分的辨析，敘述中蘊蓄的神話傳説變得有理有據，為人信服，小説也因此在虛實之間獲致了巨大的張力。

　　再次是家國情懷與主體經驗的並存。在史祿身上，充溢著激昂澎湃的政治懷抱與家國情感，小説固然體現了一種民族融合和國家統一的文化方向，但史祿並沒有湮沒其中，成為歷史與政治的傳聲筒，也沒有被貼標簽而進行簡單化處理。小説在他的快意堅決和磅薄氣勢之中，摻入了個體的生命曲折以至精神跌宕，並且在價值重建及言行進階中，建構起了豐沛獨特的內在主體性。

　　可以説， 《靈渠》以立意之雅正與言辭之化俗，書寫了一種令人確信的浪漫主義，也傳達了曉暢通達的文化理想，這成為小説超越雅俗之框囿的重要憑借。

　　當代中國小説發展至今，實際上面臨著難以紓解的困境：一方面嚴肅文學對大眾讀者的吸引力不足，另一方面網絡文學中存在的虛胖和粗制濫造的問題有待解決。在如是之境況中，如何穿越雅俗，審視並超越其中的二元對立，使其融匯貫通，相輔相成，成為了當下中國小説重要的命題。

　　在這樣的語境下，黃繼樹和他的小説寫作雖然稱不上經典和范式，但無疑代表著一個方向，更意味著一種路徑和方法。事實上，小説之雅俗的背後，關涉著文體風格、語言結構、敘事倫理的現代辭格，在這些方面而言， 《靈渠》 《桂係演義》等小説無疑提供了有益的參照。進一步説，黃繼樹的小説如能強化修辭自覺，設置更為精當的人物言説與敘事話語，在美學理念的加持與小説語言的節制之間，探尋適恰的平衡，從中確立小説自身的雅俗體量與文體風格，如史祿鑿通中原與嶺南通道一般，打通文學之雅俗，構築一種新的文體和修辭視閾，那麼將為穿越雅俗的小説形態提供更好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