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于1979年10月至11月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是一個歷史大轉折的標志。中國的文藝工作者經過“文革”十年浩劫，終于迎來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這才有可能重聚一堂，總結過去，展望未來。此事已經過去30年了，但當時情景，依然歷歷在目，每一回想，心潮澎湃！

    “文革”中，文藝界是重災區。許多優秀的文藝家被迫害致死，可以列出一串長長的名單：田漢、老舍、傅雷、趙樹理、蓋叫天、嚴鳳英、周信芳、葉以群……到會的代表們見面，都説：我們是幸存者，能活下來見面就是幸福！多少老文藝家拄著拐杖，或者由親屬攙扶著出席。許多人帶著在“文革”中所受的傷殘前來開會。夏衍同志腿被打折，蕭三同志腰直不起來……在人民大會堂東大門外，一群身著白衣的服務員姑娘專門準備好輪椅，請年老或傷殘的代表坐著，推送進入會場。至于精神上的創傷，更不用説。11月1日的大會上，陽翰笙同志宣布：為被林彪、“四人幫”迫害逝世和身後遭受誣陷的作家、藝術家致哀。全體與會者起立，默哀三分鐘。我聽見不斷的啜泣聲。

    11月4日的大會，當蕭三上臺時，全場掌聲雷動。服務員扶他到座位上，他顫顫巍巍地坐在那裏，面對話筒，剛講一句話——我被剝奪了同大家見面的權利，但今天又見面了——就喉頭哽咽，泣不成聲。此時記者們爭相拍照。突然他支撐著身子，站了起來，欲言又止，老淚縱橫。全場屏息凝神。蕭三説，我被林彪、“四人幫”迫害，被他們那個顧問（指康生）迫害，從70歲被投入監獄，到77歲才放出來！出來後還要每月寫一份思想匯報。我編的《革命烈士詩抄》不準出，要出也不能寫上編者的名字！我譯的《國際歌》歌詞，也不能寫上譯者的名字！我被剝奪了種種權利！此時全場啞默，幾乎可以聽到針落地的聲音。突然蕭三高呼：現在好了！我要歌頌今天！他當場朗誦了他寫的一首七律。全場頓時沸騰，爆發出暴風雨般的掌聲。我深深感到，蕭三的講話代表了當時絕大多數文藝工作者的心情。

    會上，茅盾、巴金、冰心、艾青、馮至、秦兆陽、樓適夷、傅鐘、賀綠汀、吳作人、嚴文井、蔣子龍、劉紹棠等人都發了言，受到與會者的歡迎、重視和關注。遺憾的是胡風問題還沒有解決。會議主持者宣稱：胡風一案是公安部處理的，將來由中央作出決定。（後來中央連續發出三次決定，到80年代初，胡風一案終于徹底平反。）

    11月11日，周揚同志講話，他詳細回顧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界的歷次運動、鬥爭。周揚説，1957年以來，我犯了不少錯誤。（那時周揚擔任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兩件事要説一説：一，丁陳反黨集團（指丁玲、陳企霞）；二，丁玲右派問題。最近作協黨組向中宣部寫了報告，對此事要平反。這事我有沒有責任、有沒有錯誤？有。並不是丁玲同志的觀點、作風不能批評，但可以在黨內批評，不應該定為反黨集團，那是錯的。我在這裏向丁玲同志、陳企霞同志，表示道歉！——此時場內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周揚繼續説，我對不住他們。陳企霞同志敢于講話，在作協頂撞過我，他的意見不一定對，但敢講，是好心。我向他道歉！但我要説一下，我沒有打小報告，一切都是在中央的領導下搞的，可是我不推諉。我也一樣有責任。向上面寫了報告，這報告就不對。不是造謠，但看法不對，有左傾情緒。有左傾情緒就不能把事情看正確。我不僅要向丁、陳道歉，我還要向更多的同志道歉，包括馮雪峰、陳涌、秦兆陽、羅烽、白朗……我在這裏向這些同志認真地誠懇地道歉！

    此時，蕭軍突然從座位上站起來，高聲説，周揚同志，好！敢于自己承認錯誤的是勇敢的人！不敢承認錯誤的是怯懦的人！——場上立刻又爆出震耳的掌聲。有人高呼：同意蕭軍同志的説法！

    第四次文代會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10月30日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所致祝詞中的一段話：“衙門作風必須拋棄，在文藝創作、文藝批評領域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文藝這種精神勞動，非常需要文藝家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寫什麼和怎樣寫，只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幹涉！”我記得，小平同志講到“不要橫加幹涉”時，加強了語氣的力度，全場爆發出震雷般的掌聲。小平同志的講話，實際上也是承認領導者過去犯了“橫加幹涉”的錯誤，因此小平同志和他所代表的組織也成了蕭軍所讚揚的“勇敢的人”。

    30年來以及今後更長遠的時期內，“不要橫加幹涉”依然是各級領導對文藝工作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這句話，也成了第四次文代會的標志性語言。

（編輯：李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