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興。現代文學家、翻譯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中國現代文壇的巨匠。

    1927年，前往法國巴黎，並開始著手創作第一部中篇小説《滅亡》，于次年完成；1929年，在《小説月報》發表後引起強烈反響。

    1931年，《時報》以《激流》為題逐日連載其第一部長篇小説《家》。

    1938年和1940年，分別出版了長篇小説《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

    抗戰後期，創作了中篇小説《憩園》和《第四病室》。

    1946年，完成長篇小説《寒夜》。

    1949年，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當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委；同時，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成立，當選為該會全委。10月1日，在天安門參加開國大典。

    1950年，在上海解放劇場參加上海首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當選為上海文聯副主席。

    1954年，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作了發言。

    1957年，《收獲》創刊，與靳以任主編。

    1960年，參加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和中國作協第三次理事會，當選為中國文聯副主席和中國作協副主席。

    1978年，開始為香港《大公報》寫作《隨想錄》。

    1981年，參加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討論籌建中國現代文學館等事項；12月，當選為中國作協主席。

    1983年起，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1985年，參加中國現代文學館開館典禮。

    1997年，《巴金譯文全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歲。

    1904年11月25日，一個嬰兒誕生在四川成都一個世代官僚的大家庭中，他就是後來成長為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繼魯迅之後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巴金。他本姓李，原名李堯棠，父親曾做過四川廣元知縣。這是一個封建大家庭，“有將近二十個的長輩，有三十個以上的兄弟姊妹，有四五十個男女仆人”。巴金兒時父母去世得早，因而大家庭內的封建罪惡對他幼小的心靈傷害尤其嚴重。

    1919年的五四運動喚醒了少年巴金，在大哥的影響下，他如饑似渴地吸收新思想，其中尤以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以及廖抗夫的《夜未央》兩部作品對他影響最大，甚至可以説影響了他的一生，于是他懷著追求高尚人生的理想，背叛了封建家庭，離家出走，先後在上海、南京等地求學，隨後遠赴法國留學。在那裏，巴金開始了文學創作，並第一次用了“巴金”這個筆名。這期間，家庭出了重大變故——他最熱愛的大哥不堪封建大家庭的壓迫自殺了……巴金徹夜難眠，發奮寫書，不久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歸國後又陸續完成了他的後兩部——《春》和《秋》。“激流三部曲”一炮打響，高舉反封建的大旗，成為20世紀文學的經典。

    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界，巴金是勇于迎接挑戰、富有人文精神的作家之一，在中華民族迎擊挑戰的主戰場上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具體説來，我以為主要表現在下列3個方面。

    反封建的堅決執行者

    巴金是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繼魯迅之後反封建最堅決、態度最徹底、戰鬥最持久的作家，可以説，他一生創作貫穿的主題就是對于封建主義的抗爭。如果對比魯迅和巴金兩人，同樣是反封建，前者重在揭示、解剖封建禮教、封建思想對人的靈魂戕害，以喚醒療救者的注意；而後者則重在提供中國封建社會完整的DNA樣本，以供療救者對症下藥。巴金的反封建，確切地説，是反自秦始皇開始的中國傳統的封建專制主義。

    早在上世紀20年代，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就吹響了向封建專制主義宣戰的號角。當時的巴金，還只是一個20歲出頭的年輕人，但在此之前，他已對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做了許多研究，已具備了相當深厚的理論根底，因此他在創作這部作品時，是有意識地按照“家國同構”的理論來進行構思的。作品描寫了四川成都姓高的地主家庭一家三代人的生活，集中表現了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罪惡、弊端及其腐朽的封建秩序、封建理念，從而深刻反映了整個中國社會數千年來根深蒂固的統治法則，揭示了舊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本原因。作為封建特徵，高家表現出森嚴的等級性（親屬輩分及主仆身份的懸殊）以及分裂性（高家在高老太爺逝世後即陷入分裂就是明證）；作為專制性特徵，在這個家庭裏，高老太爺的話就是法律，一句頂一萬句。巴金指出，正是這一專制性法則，造成高家不盡的人間悲劇，造成對年輕一代從精神到肉體的無窮戕害，造成高家是非顛倒、美醜不分、道德淪喪，造成高家最優秀的個性毀滅（在現實生活中高覺新的原形——大哥自殺），造成高家優秀人才的流失（高覺慧等人的離家出走）……可以説，封建專制制度，是高家一切罪惡的淵藪。

    高家祖孫三代的生活形態是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縮影，從高家林林總總的浮世繪中，人們完全可以在中國近百年來的社會生活中找到它的對應表現。“激流三部曲”可以説是巴金向中國式的封建專制主義發出“我控訴”的戰鬥宣言書，是20世紀中國文學發展歷程中的裏程碑。

    在中國的作家中，巴金還是反封建鬥爭堅持最久的思想戰士。到了上世紀70年代，他的《隨想錄》再一次吹響了反封建的號角，他明確提出了中國文化戰線上的主要任務仍然是反封建，從而第一次明確地把反封建確定為整個20世紀中國思想革命的主攻方向。

    《隨想錄》最早發表在香港的《大公報》上，那個時候的中國，剛剛經歷過十年“文革”，精神園地一片凋零。“四人幫”被打倒後，人們開始反思造成大量悲劇的原因，出現了“傷痕文學”。當時作家們的思考主要還是集中在“文革”期間以及“文革”前17年的極“左”錯誤政策上，也就是説還是停留在政治層面上看問題。而巴金卻是第一個把眼光放到文化層面上來總結歷史教訓的人。他也是第一個把1949年後的文學與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的目標聯係在一起的人。他在《“五四”運動六十周年》的文章裏大聲呼喚：“今天還應該大反封建，今天還應當高舉社會主義民主和科學的大旗前進。”這是因為“我們這一代人並沒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務，也沒有完成實現民主的任務”。如果説五四時期，第一個喊出“民主”與“科學”口號的人是陳獨秀，因而僅憑此一點也可令他名垂青史的話，那麼，時隔大半個世紀之後，第一個喊出這個口號的人就是巴金，他也理應為此一點而名垂青史。這是因為，巴金的這一論斷具有極大的思想啟蒙意義，它打開了20世紀後半葉中國人思想解放的大門。

    倡導“真話文學”

    《隨想錄》的出現結束了一個迷亂的時代，開啟了一個“真話文學”尋找與叩問的嶄新時代。正是從《隨想錄》開始，後來的文學再講假話就相當困難了。即使你堅持説假話，但人們心裏那本賬卻是清清楚楚的。這種開一代文風的作用正是《隨想錄》的不朽價值之所在。《隨想錄》的藝術技巧首先是要為上述這一戰術目標服務的。正因為權力話語的特徵是假大空，因而精英話語必須反其道而行之，它的最大特點就是無比的真切和樸實。巴金在後記中説：“‘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覺得我開始在接近死亡，我願意向讀者們講真話。”“我把它當作我的遺囑寫。”因此，説真話，就成為作者最重要的一條信條。在作品裏則首先表現為巴金以極其嚴肅的態度毫不含糊地剖析了自己，而這正是考驗作者能否説真話的一塊試金石。

    巴金在認真剖析自己的同時，又以同樣真誠、直爽的態度説出了自己對國家、對社會一係列重大問題的看法。這裏蘊含著多少深刻的見解，閃耀出多少思想的火花!誠如巴金在總序及後記中所説：“它們卻不是四平八穩，無病呻吟，不痛不癢，人雲亦雲，説了等于不説的話，寫了等于不寫的文章”，“它們卻都是自己‘想過’之後寫出來的，我願意為它們負責。”不妨説，巴金的《隨想錄》是以一種寫遺言的心態來寫的，因而他的真話表現出義無反顧的衝破思想禁錮的大無畏精神。自1949年後，中國文壇上能如此勇敢説話的，巴金的確是第一人。

    人們常説，法國文學史上，盧梭的《懺悔錄》出版後，法國文學自此再不敢説假話了。同樣地，自巴金的《隨想錄》出版後，中國文學雖不敢説從此杜絕説假話的作品，但至少説假話要困難多了。

    開創中國文學“懺悔”精神的先河

    “懺悔”源自西方基督教的精神理念，不是中國文化傳統所固有的。中國的文化中，只有孔子的“恥”的概念與之接近，但內容也不是一回事。巴金是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他在自己的封筆之作《隨想錄》裏很自然地引入了西方基督教面臨末日審判的懺悔精神，為提高中國文學的精神品位作出了貢獻。

    中國不是一個受基督教影響很深的國家，巴金的懺悔當然也不是向上帝懺悔，正像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那樣，中國人的生命價值觀看重的是對歷史負責。巴金的懺悔也是向子孫後代、向著歷史發出的。

    巴金曾這樣提起俄國的大文豪托爾斯泰，他説：“他是19世紀全世界的良心。他和我有天淵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後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標：説真話，做到言行一致。”《隨想錄》的出版給20世紀中國文壇吹來了一股清風，它使文學既跟政治相分離，又跟眼下的光怪陸離的“個人化”庸俗寫作劃清了界限，他使文學回歸到自身那崇高的殿堂，這就是文學與文學家應有的神聖社會責任。而巴金作為20世紀中國人的良心，也隨著這部散文集的面世而最終得以完成。

    巴金的文學創作還在中西文化結合上做了許多創造性的工作，它們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極其深遠的。這些偉大的創造，使巴金當之無愧地載入中國文學的史冊。

（編輯：李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