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敬文（1903-2002），我國著名民間文藝學家、民俗學家、教育家、詩人、散文家，我國民俗學和民間文藝學的創始者和奠基人之一，被國內外譽為“中國民俗學之父”。曾任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民協主席、名譽主席，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出生于廣東海豐，五四運動前後投身于中國民俗學和民間文藝研究。１９２７年到中山大學任教，與顧頡剛等組織民俗學會，編輯《民間文藝》、《民俗周刊》及民俗學叢書。參加創辦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１９５３年開始招收我國首屆民間文學研究生，１９５５年組建了我國第一個民間文學教研室。其領導的民間文學學科曾被確定為我國第一批博士點，此後又成為國家重點學科。

    幾十年來，著作等身，成果豐碩，先後出版了《民俗文化學：梗概與興起》、《民間文藝學及其歷史》、《鐘敬文學述》等10余部著作。１９９７年以來，親自領導和從事中國民間文學國家級重點學科建設，主持了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民俗學概論》、《中國民俗史》等研究；提出了“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等新學説，給民俗學學科注入了新的生機。他還多次主持國際、國內民俗學學術會議和國家重點科研項目，擔任《中國民間故事集成》主編。

    鐘敬文是２０世紀中國民間文化界的學術巨匠，在８０余年的學問生涯中，他親手建立了民間文藝學與民俗學這兩大學科，在其晚年，還以非凡的學術自信，倡導建立中國民俗學派。鐘敬文生前曾任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民協主席、名譽主席，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北京師范大學一級教授、研究部主任，中國民間文化研究所所長。鐘敬文是一位摯愛民族文化、有著強烈愛國感情的學者與詩人，思想學術的純正與詩歌散文的精彩，成就了他獨特的人格魅力。鐘敬文常講自己是“五四的兒子”，他常讀《羅曼羅蘭傳》，並以羅曼羅蘭為精神偶像，我們今天常讀鐘敬文先生遺著，先生的思想、學問與人生情趣也同樣成為影響與促動我們進步的精神動力。

    五四春雷 喚醒對民俗文化的摯愛

    鐘敬文，原名譚宗，一字靜聞，１９０３年３月２０日出生于廣東省海豐縣公平鎮一小商人家庭。１９１９年，是永遠值得記憶的年份，五四的一聲春雷，驚醒了沉睡的赤縣神州，其中就有躲在古屋小樓角裏用朱筆圈點《唐宋詩醇》、《漁洋精華錄》，學做“子曰”文章的鐘敬文。鐘敬文在後來的回憶中説，五四的雷鳴使自己有如觸了電似的，沉睡著的思想、感情被喚醒了。直到晚年時，他仍然堅定地説：“五四，我一生都不能忘。”

    心係祖國的人，自然對祖國的文化有著特別的關注。在五四新風的感召下，鐘敬文自覺地投身于新文化運動之中，如他自己所説：“五四的智慧醒覺運動把我的心眼撞開了。”他在家鄉起勁地搜集民間故事、民歌、民謠，家裏的嫂嫂、鄰居老伯、店裏的工人都成為他訪問的對象，他將搜集來的民間文藝材料進行整理之後，投寄到北京大學的《歌謠周刊》。當被一些人譏之為“破銅爛鐵”的“野生”文藝公然頻頻刊登在中國第一學府的校刊上時，他由此結識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顧頡剛就是重要的一位。這對生活在偏僻的東南海濱的鐘敬文來説，不僅是鼓舞，而且意味著此生將與民眾的文化結緣。

    廣州：民俗文化研究的起點

    １９２２年，鐘敬文于陸安師范畢業以後，無錢繼續升學，在家鄉當了一名小學教員。但他對新文化的興趣不減，通過郵局從上海、汕頭等城市郵購新的文化書籍、期刊，如《嘗試集》、《女神》、《吶喊》等，並動筆創作新詩、散文，記錄、談論民間文學。地方的偏僻、環境的狹小，使急切盼望新知的鐘敬文感覺到寂寞與苦悶。一次偶然的機會，他終于走出了故鄉的天地，來到了華南的大都市廣州，這是鐘敬文走上學術之路的關鍵一步。在嶺南大學工作、學習之余，鐘敬文利用圖書館開始了民間文化的研究工作，整理了《粵風》等民俗文獻，並結識了冼星海、劉乾初等進步人士，開始閱讀包括《共産黨宣言》在內的革命書刊，給《少年先鋒》寫稿。

    １９２７年秋，鐘敬文轉入中山大學，擔任中文係助教並教預科國文。這時，一批在北京大學從事歌謠研究與風俗調查的教授，如顧頡剛、容肇祖、董作賓等南來中山大學，他們覺得應該繼承發展在北方開始的新學術事業，而鐘敬文更是積極的參與者與組織者。他協助顧頡剛等成立了我國第一個民俗學研究組織——民俗學會，倡辦民俗學講習班，編印《民間文藝》、《民俗周刊》及民俗學叢書，對民俗學這門研究民間文化的新學問極力進行宣傳與推進。年輕的鐘敬文經常是身兼編輯、校對、聯係印務等職，忙得不可開交，但卻有滋有味，因為這是他喜愛的事業。在廣州期間，鐘敬文出版了《荔枝小品》、《民間文藝叢話》、《民間趣事》等文藝與學術專集，在文藝界、學術界嶄露頭角。

    杭州：民間文化研究的新開拓

    １９２８年夏天，正醉心于學藝進步的鐘敬文，遭逢了涉世以來的第一次打擊，早就對進步學者不滿的假道學校長，借鐘敬文經手付印的《吳歌乙集》中有“猥褻”的語句，而將他解除教職。但他並沒有沉淪，在錢塘江潮水高漲的時候，應朋友劉大白之邀，乘船到了杭州。

    西湖秋色安撫了這位遠來的異鄉遊子，催發了他的文學情思。在杭州，鐘敬文除了在浙江大學文理學院任教外，還熱心于散文、小品寫作，出版了《西湖漫拾》、《湖上散記》等散文集，在散文創作上取得了較大成功。鐘敬文的散文創作成就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如果他沿著這條文學之路走下去，中國也許會多了一位文學大師，但就會少了一位民眾文化研究的大學者。

    鐘敬文沒有忘記五四精神的滋養，沒有忘記自己研究“草根”文化的使命，在文學與民間文化兩條道路的比較中，他選擇了後者。在杭州，他團結了一批同志，成立了中國民俗學會，編印了《民間》（月刊）、《民俗學集鐫》及民俗學叢書。那是鐘敬文學術上迅速成長的時期，他不僅致力于民間文學的搜集、研究，寫下了多篇民間文學的研究文章（這些文章至今仍然為學界所引用），而且注意吸取國外的理論研究成果，同外國同行建立學術聯係。一時間，杭州成為繼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之後的民俗研究重鎮。

    為了充實民間文化研究的理論底蘊，１９３４年鐘敬文東渡扶桑，在日本早稻田大學文學部研究院學習。學習期間，他在《藝風》雜志主持《民俗園地》，向國內介紹民間文學、民俗學理論，發表民俗與民間文學的記錄資料，並為此刊編輯了幾期學術專號。１９３５年，鐘敬文撰寫了《民間文藝學建設》這篇重要學術文章，首次創用“民間文藝學”這一學術概念，提出建立獨立的民間文藝學的構想，並就其對象特點、建立的社會條件、所應當採用的方法及主要任務等進行了論述。這一學術創見，因為後來中國時局的關係，沒有進一步展開與落實。直到２０世紀末期，鐘敬文才有條件多次論述建立獨立民間文藝學的重要性與迫切性，並為建設中國自己的科學的民俗學學科體係作出了特殊貢獻。

    １９３６年夏，鐘敬文從日本回到杭州，繼續從事民間文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民眾教育》月刊編輯了《民間藝術》專號和《民間文化》專號。他與民眾教育實驗學校的同事施世珍一道舉辦了民間圖畫展覽會，展出了３０００件從浙江及其它地方搜集來的民間繪畫、木刻藝術品，此舉在當時得到了社會各界好評。將民眾固有藝術展示給世人，對于保存與傳承民族文化是一有力的促進。

    北京：５０年建立民間文藝學與民俗學兩大民間文化學科

    １９３７年抗戰時期，鐘敬文投筆從戎，參加抗戰宣傳工作。抗戰後期，鐘敬文重返中山大學，任文科研究所指導教授，講授民間文學、文學概論、詩歌概論等課程。１９４７年，因思想“左傾”他再次被中山大學解職，後任教于香港達德書院。１９４９年５月，響應黨的號召，他回到北京籌備並參加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之後，擔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副教務長、科研部主任、中文係主任等職。新中國成立了，鐘敬文終于有了施展抱負的機會，他在民間文化領域進行了大量的學術奠基與學科建設工作，其在民間文化研究上的貢獻，主要集中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前期與７０年代末至２１世紀初兩大時段。

    一、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６年，昌明人民文化新學科夙願的實現

    標志性工作一：參與籌組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創辦民間文藝研究期刊。

    在鐘敬文等學者的積極建議與周揚同志的熱心關懷下，上世紀５０年代的第一個春天，第一個全國性民間文化研究組織——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宣告成立，郭沫若任會長，老舍與鐘敬文當選為副會長，鐘敬文主持該會的日常工作。經歷了數十年的努力，中國終于有了研究民間文藝的專門機構，鐘敬文多年的願望實現了，他心身暢快地工作著，先後參與創辦了《民間文藝集刊》、《民間文學》、《文學遺産》等刊物，為民間文藝研究者、採錄者提供發表園地，同時組織動員各地民間文藝工作者進行民間文藝的搜集與整理，著手計劃民間文學叢書的出版。

    標志性工作二：創建全國高校第一個民間文學教研室，招收第一批民間文學研究生。

    上世紀５０年代初，鐘敬文任教北京師范大學，並兼任北京大學、輔仁大學等教職，講授民間文學（後改名人民口頭創作）等課程，並在北京師范大學創建了全國第一個民間文學教研室（當時名為人民口頭文學教研室）。１９５３年，在北京師范大學中文係開設了第一個民間文學方向的研究生班，為新中國培養民間文學領域的高級人才。

    標志性工作三：發表《口頭文學——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産》的理論宣言。

    鐘敬文在組織全國性民間文藝研究、培養學術人才的同時，始終重視提升民間文化的理論研究，編輯出版了《民間文藝新論集》，在《民間文藝集刊》創刊號上發表了《口頭文學—— 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遺産》的重要理論文章，將民間口頭文學提升到民族文化遺産的高度，這既是對五四以來新傳統的繼承，也是由新中國政權性質決定的，鐘敬文的學術研究先進性由此可見。直到今天，我們在進行非物質文化遺産搶救保護工作時，仍然受益于他的啟迪。

    二、１９７６年至２１世紀初，宏思竣想與學術青春

    標志性工作一：呼吁成立中國民俗學會，推動中國民俗學研究。

    １９７９年，鐘敬文親自邀集顧頡剛、容肇祖、楊堃、楊成志、白壽彝、羅致平等著名學者聯名倡議建立中國民俗學會。１９８３年，中國民俗學會成立，鐘敬文當選為理事長。為了推動和協助各省市此類機構的建立和發展，從上世紀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末，他北至丹東，西至蘭州、四川，南至兩廣，東至上海、杭州、寧波，參加成立大會，參與學術討論，進行學術演講，舉辦民間文學、民俗學研討班。他説：“只要有利于民間文藝學、民俗學的建設與發展，而我的體力還能支持，我都不會放棄自己的責任。”

    標志性工作二：領導中國民協開展民間文學集成編纂工作，為搶救保護民間文化竭盡心力。

    從上世紀８０年代開始，鐘敬文有條件繼續他５０年代未竟的民間文學事業。１９８４年，鐘敬文被推選為中國民協主席。當時中國民協的重要工作之一是編纂民間文學集成，這是一個有“文化長城”之譽的浩大工程，鐘敬文的任務是組織、領導並具體參與全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的搜集與編纂工作。他將這項工作視為傳承與保存民族文化的重大職責，並竭盡全力組織推進。作為民間文學集成的常務副總編、故事卷主編，他在這項工作上傾注了大量心血。在全國各省故事卷的終審工作中，鐘敬文不顧年邁體弱親臨每一次審稿會，跟同仁一道認真審讀文稿，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在他的帶動下，幾位編委與集成辦公室的同志精誠團結，在民間文學集成工作上取得了重大成果。為了表彰鐘敬文在主持藝術學科國家重點研究項目《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編審工作和為弘揚民族民間優秀傳統文化方面作出的突出貢獻，１９９７年文化部給他頒發了文藝集成志書編審工作特殊榮譽獎，２０００年中國文聯、中國民協給他頒發了首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終身成就獎。

    標志性工作三：重視大學民間文化教育，培養專業人才，先後主編《民間文學概論》、《民俗學概論》兩部經典教材，穩定民間文學與民俗學兩大學科在高校的學術地位。

    鐘敬文十分看重大學教育中民間文學與民俗學的教學科研工作，為了推進中國民間文學、民俗學的教學與研究，除了主持全國性民俗學會工作以外，他先後多次組織全國高校教師研討民間文學、民俗學課程，編寫出版《民間文學概論》（１９７９年出版，１９８８年獲國家教委高等學校優秀教材一等獎）、《民俗學概論》（１９９８年出版，１９９９年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作為專業教材與理論的普及讀本。在鐘敬文等老一輩學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國民俗學在１９９８年被列入國家二級學科目錄，民俗學從一個民間的學術門類上升為國家學位教育的規劃學科，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鐘敬文為之奮鬥了近８０年的民俗學事業終于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作為中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第一批文科博士後流動站的合作導師，鐘敬文為了培養學科建設所需的教學科研人才，堅持親自授課，他傳授的不僅是知識學問，還有人品與獻身學術的精神，為此他曾獲得北京市勞動模范的光榮稱號、曾憲梓教育基金會優秀教師一等獎。

    ２０世紀最後２０年，是鐘敬文獲得巨大豐收的時節。在北京師范大學，他先後領導創建了２１１工程重點學科與國家重點文科研究基地，培養了近５０位博士、博士後，以及來自全國各地的民俗訪問進修學者，他們絕大部分成為全國民俗學、民間文學教學研究的骨幹力量。鐘敬文領銜的《中國民俗學學科建設的創建與實踐》的教學改革項目，獲得北京市教學成果一等獎和教育部教學成果一等獎。

    標志性工作四：晚年倡導建立中國民俗學派，推出６卷本《中國民俗史》煌煌巨著。

    志存高遠的鐘敬文，並沒有因已取得的成績而滿足，他不斷思考著中國民俗學的發展方向。１９９９年，他終于推出了《建立中國民俗學派》的理論新著，提出了建立多民族一國民俗學的新主張。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為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歷史民俗學，對有著深厚文化淵源的中國民俗學進行深入探究，２０００年年近百歲的鐘敬文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親自組建了《中國民俗史研究》的寫作班子。他去世後，課題組成員秉承先生遺志，艱苦奮鬥，２００６年課題以優秀成果結項。由鐘敬文主編的６卷本《中國民俗史》（４００萬字）被列入國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庫，２００８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標志性工作五：喜歡馬克思名言“為人類工作”，將民族文化視為“命根子”，獻身民間文化事業的精神不斷鼓舞後人。

    鐘敬文曾經説過：“一個知識分子不能僅僅為自己活著。我喜歡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為人類工作。”鐘敬文就這樣為民族文化的進步而孜孜不倦地工作著，當他病重住院，還時刻挂念著學校的教學科研工作，帶著１４名博士生的他主動安排好了新生的課程，對一些博士生論文的開題報告也十分關心，多次約請他們去病房商談。年近百歲的老人仍在指導博士生，這在常人看來不可思議，但這確是事實，是鐘敬文的學術生命的傳奇。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２２日，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舉辦了民俗學科建設與人才培養學術研討會，鐘敬文十分興奮，他在醫院會見來自全國各高校與研究機構的代表時説：“這是我住院以來最高興的一天，也是我８０年來最高興的一天！”鐘敬文面對民俗學學術隊伍的壯大與學科建設的發展，有著發自內心的喜悅。他鄭重地囑咐民俗學工作者：“大家要有一種民族的自覺，將中國的精神視為‘命根子’，將中國的優秀文化也視為我們的‘命根子’。”最後他語重心長地説：“我希望大家努力，努力，再努力！民俗學是一種重要的學科！”這是鐘敬文面對民俗學同仁的最後一次鄭重談話。他就是這樣一位畢生摯愛著民間文化事業，將自己的學問人生與我們的民族文化血肉相連的偉大學者。為了表示對他的崇敬，在他去世之後，人們以“人民的學者”稱呼我們敬愛的鐘先生，真是實至名歸！

    ２００１年９月，鐘敬文在《擬百歲自省》中以詩銘志：“歷經仄徑與危灘，步履蹣跚到百年。曾抱壯心奔國難，猶余微尚戀詩篇。宏思竣想終何補，素食粗衣分自甘。學藝世功都未了，發揮知有後來賢。”

    鐘敬文先生離開我們７年了，他參與創建的中國民協、中國民俗學會兩大學術組織機構依舊生機勃勃，他所開創的民間文藝學與民俗學學科在高等學校也有了新的發展，北京師范大學的民俗學學科通過了新一輪的學術評審，仍然保有國家重點學科的榮譽，我想先生在遙遠的天國會感到欣慰的。

（編輯：李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