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滬，長于蜀，近30年求學就業于北京，先學文學批評，繼習電影美學，而更長的20年都與電視藝術結緣。我的心之所係、氣之所宗、命之所托、喜怒哀樂之所由此，蓋在于此。稱自己也算是一位新時期中國電視藝術持續繁榮的參與者與見證人，恐不為過。

    一天，時任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的沙汀與我談到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經周揚介紹由辛墾書店為他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説集《法律外的航線》。那部只刊印300本的小書令他感慨萬端，談到文學受眾面的狹窄與電視的發展前景，談到社會的文化傳播主要由文字印刷向視聽圖像轉型的嚴峻現實，他鼓勵我“進軍”電視。

    不久，由朱寨與鐘惦斐舉薦，我進入了電視藝術圈。那是1985年在北京西郊召開的第五屆“飛天獎”獲獎作品研討會，殊不知，這竟成了我與電視藝術結緣的發端。自此，我便受邀受命或參與或主持“飛天獎”評選，一幹就是20余屆。

    “飛天獎”從一個重要方面真實記錄了中國電視劇從少到多、從弱到強健康發展的歷史。開始時，參評劇目不過百集；至如今，已逾千集。論全國總年産量，由百余集升到萬余集。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以來，電視劇藝術實際上已經成為彪領時代藝術潮流的一種主要藝術形式。它的覆蓋面之廣、影響力之大、滲透性之強，它在整個民族文化建設中所起的作用，確為其它文藝形式難以企及和替代。從《渴望》、《圍城》到《牽手》、《金婚》，從《突出重圍》、《長徵》到《延安頌》、《亮劍》……電視劇已經成為當代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食，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名副其實的電視劇生産和消費大國。

    與電視劇藝術結伴持續繁榮的，還有多姿多彩的電視文藝節目和頗具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電視紀錄片創作。我有幸受命主持過多屆的全國電視文藝政府獎（“星光獎”）。每屆參評作品量之大、名目之繁多，令人目不暇接。現代化的電視傳媒與源遠流長的中國文藝各種形式結緣，創新出電視小品、電視相聲、電視歌曲、電視戲曲、電視舞蹈、電視雜技、電視美術、電視小説、電視散文以及電視綜藝晚會等樣式，從熒屏上滿足了社會日益增長的多方面文化需求。而在重要節慶日或突發事件舉辦的大型電視文藝晚會，更是舉國乃至舉世關注，産生了重要的社會反響。電視在促進中華民族藝術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繼承創新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僅以陷入困境的戲曲藝術為例，中央電視臺11頻道的開辦和多家省級電視臺的如《梨園春》、《花戲樓》等欄目的經久不衰，對繼承強化戲曲藝術都功不可沒。還有中國電視紀錄片，擅長把紀實思維與審美思維交融整合、互補生輝，在彰顯“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上下功夫。無論是人物傳記片還是人文自然片，都不僅享譽全國，而且走向了世界。

    作為當今文壇“顯學”的電視藝術，正在科學發展觀的引領下，肩負提升全民族素質的重任，高瞻遠矚，化人養心，擺脫平庸，力戒低俗，去開創新的持續繁榮。

（編輯：曉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