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３年在第三屆全軍文藝匯演上，由我創作的舞蹈《洗衣歌》一夜間風靡全國，掀開了藏族舞蹈發展的新篇章，時至今日，它仍被人們津津樂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６０周年華誕，西藏民主改革５０周年的歷史時刻，回首《洗衣歌》的創作歷程，我感慨萬分！

    《洗衣歌》誕生在它的故鄉美麗的西藏。１９５１年，我跟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１８軍進入西藏，修築川藏公路，整修了４年。第一屆全軍文藝匯演時我們正在修路的過程中，根本不可能參加匯演；１９５９年達賴叛逃，我們當時正在平叛的第一線，形勢非常嚴峻，此時正值第二屆全軍文藝匯演，我們也沒能參加。兩次匯演都與我們擦肩而過。因為剛剛解放的西藏，各方面條件都非常艱苦，交通、通訊、文化發展落後、閉塞，所以我們沒有條件組織任何舞蹈方面的業務學習，更沒有機會跟其他兄弟省份進行學習交流，致使我們的藝術發展和創作落在全國藝術水平之後。１９６３年總政調我們西藏軍區歌舞團進京整訓，提高我們的業務水平，此時第三屆全軍文藝匯演的消息傳來，雖然這已經是全軍第三屆匯演了，但對于我們來説卻是第一次，所以大家既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終于有機會重回到大家庭中，展示我們西藏軍區文藝工作者的風採，緊張的是第一次參加全國性的比賽我們信心很不足，覺得比起兄弟單位，我們的業務水平肯定落後，甚至有些自卑。軍區派了新的文化部長朱流同志領導我們參加匯演的工作，朱部長非常重視這件事，立即召集我們開會部署。但是當時西藏軍區歌舞團的編導力量非常薄弱，就各方面召集人，大家群策群力共同編創節目。而我作為一名編導被選入創作組，這跟我以往的經歷有關。我以前是一名舞蹈演員，也搞過些創作，甚至在團裏編排過舞劇，但因為當時客觀條件有限，沒有錄像，沒有保存下來。曾經的編導經驗曾令我頭痛不已，為了動作、結構的編排徹夜失眠，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卻不得不迎難而上，因為如果沒有作品，團裏就沒有節目演出，由我和羅良興編導的《尼泊爾北方民間舞》曾經在天橋劇場創下了連續返場４次的紀錄，因此我以編導身份入選創作組。

    １９６３年總政安排我們到武漢整訓，當時社會的藝術創作主要是突出政治，服務好戰士，服務好連隊，“一幫一，一對紅”、憶苦思甜等都是一類題材。在整訓中，朱流部長就建議我編一個表現軍民關係的舞蹈，然後給我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年春節時，地方老百姓到當地慰問戰士，在營房裏非要幫助戰士洗衣服，戰士們阻止，雙方互相體貼關愛，就像一家人，情景非常感人，你就根據這個事例編個舞蹈吧！”看到部長如此信任自己，我就接受了任務。軍民關係的舞蹈以前我們也有觸及，但都不是很成功，多是百姓跳舞，戰士拍手等傳統，感覺軍民關係親熱不起來，所以自己壓力很大。但後來，我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想我本不是專業編導出身，只要盡自己所能，失敗也不可怕，這種想法使我頓時放下了思想包袱。之後我首先回顧了在西藏多年的生活、工作經歷，想到了很多藏族人民擁軍、愛兵感人肺腑的事情。這些事情在我的記憶中已經多得數不清，它們讓我篤信藏族是個淳樸、可愛的民族，而又是什麼讓他們對解放軍的感情如此之深呢？平叛時我們進藏整８年，在這８年中，我們幫他們得解放、分土地、修公路、蓋房子、收青稞等等，我們用我們的行動感動了他們，而這種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真摯情感正是我要尋找的，也正是我想在舞蹈中表現出來的。

    舞蹈中炊事班長的原形也是來自真實的故事。在西藏有一個條件極其艱苦的五道梁兵站，在海拔５０００多米的高原上，屬于生命的禁區。在這個兵站有個炊事班長，他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中，給來往的汽車兵安排食宿，因為沒有水，他要長途跋涉步行背冰回來燒水給戰士們喝，工作很艱苦。這位班長自己的役期其實已經服滿，但是他覺得在這種人少條件差的情況下，兵站需要他，就留下超期服役，並帶領兵站把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就在這時，他收到了家裏的書信，説愛人得了重病讓他回家。但是想到部隊上的實際情況，他沒有跟任何人提起，仍舊辛勤地工作著。又過了幾天他收到一封加急電報，説他愛人去世了，領導得知後勸他甚至命令他回家，但他只説寄錢回家辦理後事，自己回去也救不活她，要繼續堅守工作崗位。我得知這個感人事跡後專門到兵站去看了這個炊事班長，我處處觀察他，非常憨厚的一個人，兢兢業業地為戰士服務著，我立即決定要把他的形象搬到舞臺上。

    這樣藏族群眾、炊事班長的人物形象就在我的回憶中浮現出來，我著手先寫了後來舞蹈的歌詞：“是誰幫咱們翻了身，是誰幫咱們得解放，是誰幫咱們修公路，是誰幫咱們架橋梁，是誰幫咱們收青稞，是誰幫咱們蓋新房，是親人解放軍，是救星共産黨。”其實這段話本是舞蹈的提綱，是讓作曲根據這個內容寫出藏族人民感激解放軍心情的曲調，然後唱著歌詞表達他們對解放軍的愛。但作曲的人收到我的提綱後，非常激動，在初稿譜成後就堅持要用這個提綱作為歌詞，所以現在大家看到的藏族姑娘的唱詞本是我的一個舞蹈創作提綱。

    在確定人物、編創劇情時，因為是姑娘們在營房幫戰士洗衣服，如果是一群戰士和一群姑娘覺得人物形象不突出，所以我只用了一個炊事班長象徵解放軍，也是因為班長一個人可以有單獨行動的機會，適合後面劇情發展的要求。由此開始設計劇情，班長偷偷為辛苦操練的戰士們洗衣服，在河邊碰上了藏族姑娘，如果姑娘們為了幫忙與班長爭搶顯得太俗氣，又因為當時的一個客觀原因，部隊規定去參加演出的只能是８個女兵，除去我一個編導，只能上７個女演員，７個人無法在隊形上形成對稱，所以我就巧妙安排其中一個演員小卓嘎設計引開班長，其他６個人幫班長洗衣服，這樣既有了“戲”的內容，又避免了在隊形安排上的不對稱現象。一切具備後，因為排練場地、演員人數有限，我害怕自己的作品不成功耽誤了其它重點節目的排練，所以當下決定盡快排出來，保證重點劇目的排演。在這種心態下，第一初稿我只用了兩個小時就完成了。我主要抓住藏族洗衣服用腳踩這個特點，使它成為了舞蹈的主要動機。

    領導們觀看初稿後認為舞蹈有特色，一個是“踩”衣服和別的民族不一樣，一個是軍民關係的表現手法不一樣，得到肯定後，我在此基礎上開始進行修改加工，既豐富了舞蹈的隊形、動作，又加上了“唱、喊、叫”等表現方法，豐富舞蹈的戲劇表演。同時我還得到了來自多方面的熱情幫助，對大家的意見我都虛心聽取，認真斟酌接納。比如説在節目結束的時候，小孩背著靴子走，那是我們話劇團團長的主意，是在一次我們排練的過程中他進來提出的意見；還有姑娘們感謝親人解放軍行藏禮，解放軍向姑娘們回敬軍禮的編排，也是戰友給我出的主意，他們認為這種編排又敬重又深情，因為這個軍禮不是一般的軍禮，它飽含著軍民間的魚水深情。果然演出後效果很好，有很多人都是哭著看完的節目。我就是這樣一點點地修改，最終把節目完整起來。

    《洗衣歌》與同期的藏族節目比較，表現形式有歌、有舞、有戲，有人説很像現在的音樂劇形式，其實我認為這是我們民族早就保有的傳統藝術表現手法，像藏族，那裏的人們會走路就會跳舞，會説話就會唱歌，這是藏族的民族特性。這種傳統手法不僅僅存在于藏族這一個民族，比如咱們的京戲、評劇等戲曲，哪個不是又説、又唱、又打、又有劇情的？所以我只是在繼承和發揚自己民族的傳統手法。而且我認為這種載歌載舞的形式有助于幫助觀眾了解劇情，藝術創作的第一個原則就是要觀眾理解，另外一個就是喜聞樂見，藏族舞蹈本身就有歌有舞，再加上説話，説話是最容易表達情感的方式，同時還可以用語言來制造氣氛，如“洗呀洗呀，快點洗呀，嘿”。觀眾理解是我的第一個願望，在此基礎上觀眾能夠喜歡我就更高興了。

    這個舞蹈與以往藏族舞蹈還有一點不同之處，就是藏族舞蹈中塌腰的動作減少了，這樣的動律形成是與他們民族受壓迫的歷史有關，《洗衣歌》中也有，像是節目開場背水出來的時候用的弦子，身體也是往前一點的，但考慮當時藏族人民已經解放了，所以我設計的多數動作演員都是站得很直，而且動律更加歡快，展現了藏族人民翻身解放的含義。比如後面洗衣服的時候是根據他們的情感來編的，動作都放開了，這就是在藏族舞蹈的基礎上創新了，腳下還是用我們熟悉的鍋莊、弦子等元素，但是還借用了很多其它元素，甚至于秧歌我都吸收了進來，但整體感覺沒有變，沒有給人混雜的印象，我認為這就是合理的“為我所用”。

    《洗衣歌》在第三屆全軍文藝匯演時一舉成功，舞蹈返場的不多，《洗衣歌》就是其中之一。第二天《洗衣歌》成功之後，幾百人來排隊學跳《洗衣歌》，一直教了幾天。同事也在一旁幫我抄譜子給來學的人，後來因為人太多了就借了個油印機來復印。當時我們誰都沒想到它能獲得這麼好的效果，從此《洗衣歌》在全國流行開來，從專業的到業余的，從中央單位到地方單位，從工廠到農村，從大學、中學、小學一直到幼兒園，甚至外國人都有跳《洗衣歌》的。

    １９６９年，我再次來到北京，八一電影制片廠的翟俊傑導演到車站接我，見了我就説：“你看你看總理在講話中提到《洗衣歌》了，誰也沒有提醒總理，是總理自己想起來的，你看多了不起啊。”原來是總理在一次給西藏軍區和自治區領導開會時説，你們不是有《洗衣歌》嗎？你們要像《洗衣歌》那樣搞好軍民團結，搞好漢藏團結。接著，對《洗衣歌》做了很高的評價。19６９年離第三屆全軍文藝匯演已經有數年，可是總理還清晰地記得這個舞蹈，讓我們很高興，而且印象很深刻。總理之所以這麼喜歡這個舞蹈是因為它涉及民族團結的問題，而且它將一個重大問題很巧妙地表達出來，而且能打動人心。

    新中國成立60年來，西藏發展建設得很快，藏族舞蹈也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過去都是彎著腰跳的舞，現在動作都像雄鷹展翅一樣飛了起來，不再像以前那樣的壓抑，而是展現出了藏族人民與生俱來的奔放、淳樸、粗獷的性格。這也是和他們的經濟、宗教信仰以及他們民族的發展有關係的，他們現在是非常幸福地生活著。我希望現在的編導在創新的同時也要繼續保留本民族本質的東西，不要丟太多，如果丟太多就不是本民族的東西了。（孫茜、孫曉丹整理）

（編輯 浩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