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綏的文學藝術工作，在黨的領導、人民政府的扶植下得到了成長與發展。從一九四○年晉綏解放區建立以來，每一個重大的鬥爭任務，文藝工作者都無例外的參加了，留下了工作成績，這是與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文藝方針和文藝工作者的整風學習分不開的，而且是有決定意義的。因此，本文的敘述，即以此為關鍵。

　　一　整風前的文藝工作

　　晉綏文藝工作，隨著晉綏解放區的建立而開始創建時，即根據了反“掃蕩”戰爭的頻繁，人民政府的初建，客觀上物質生活的極大窮困，及文藝工作者的少而弱，與工作發展有緩急之分等情況開始工作的，因此在那一時期可以説只是草創。當時關向應同志曾提出“建設敵後現實主義的文藝”，賀龍同志曾號召“為兵演戲”，文藝工作者即在這些正確的指示和號召之下進行工作，以戲劇活動為主，同時亦出版了文藝刊物和畫報等，有著若幹成績，但由于晉綏文藝工作者多是新從城市來的知識分子，都很年輕，思想水準不高，對賀、關兩同志的指示堅決執行，但體會不深、對革命政策的了解尚差，作品中多數是觀點不明確，而且帶有濃厚的小資産階級味道的東西，有些同志的工作和作品則走了彎路甚至有的犯了錯誤。一直到毛主席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傳達到晉綏，晉綏文藝工作者才據以對自己的工作進行了檢討和開始了明確的轉變。晉綏黨的領導上採取了通過抗聯組織等辦法，有組織、有領導的幫助文藝幹部下鄉參加遊擊區的武裝鬥爭與內地區的減租減息群眾運動，同時晉綏派到延安學習的許多文藝工作者，在延安的演出受到鼓勵（戰鬥劇社），帶回了新的作風，因此這以後的文藝工作才開始了較明顯的貫穿了與戰鬥、生産、教育結合的文藝新精神。廣場劇以戰鬥劇社首倡，演出《逃難》等，七月、大眾等劇社從表演小型秧歌劇、快板、歌唱表演等配合政治任務的宣傳工作，進而演出表現減租生産的《溫家莊》，表現群眾性擠敵人據點鬥爭的《交城山》；新歷史劇也有《陸文龍》的演出和《千古恨》的演出。群眾戲劇、秧歌及群眾性的小形式藝術活動上，雖有過號召與計劃(一九四○年冬有建設群眾劇團的草案)，到處在自然的發展著，絕大多數並表現了新的政治內容與新的群眾生活的反映，但沒有得到文藝工作重要的幫助與指導。總之，這一時期，晉綏文藝工作是在根據地初建當中的摸索過程，工作是逐漸走向面向工農兵的，基本方向是對的，文藝工作者的觀點不明確則是嚴重的缺點。

　　二　整風以來獲得的成果

　　由于對敵鬥爭的開展與根據地的工作逐漸深入，也由于文藝工作者一方面從領導上得到指示與鼓勵，一方面在農村較長時期的深入到各種工作中去，有了與群眾結合的初步鍛煉和實際的鬥爭知識，在此基礎上，所以在整風學習中（四三年冬到四四年夏），對毛主席文藝座談會講話的學習才真正得到較深刻的體會，經過整風，使晉綏文風上確實得到了良好的轉變與一些成就，分別來看：

　　一、首先是戲劇工作，整風後劇作表現了特出的活躍，內容都與當時的政治任務密切結合，反映群眾生活也較為真切，形式上也有新的創造，受到農村廣大群眾的歡迎，起了推動工作的積極作用。《南京與重慶》（時事教育）、《大家好》（擁愛政策）、《王德鎖減租》（減租生産）、《鬧對了》（轉變民兵作風的）、《甄家莊戰鬥》（晉綏重要戰鬥）《大家辦合作》……直到《劉胡蘭》等的初次演出，這包括小型大型，話劇、歌劇，地方形式的劇本，使每個演出單位的演出節目得到了充實。當然這並不等于對劇作更高的要求的滿足，適時的新的劇作還是經常感到荒的，可喜的是經十年來的努力，培養了一批青年劇作者，已能寫作若幹劇本供自己和群眾劇團演出。在改造平劇與地方劇（如山西梆子）方面，新觀點的歷史劇有《嵩山星火》、《廉頗和藺相如》、《紅娘子》、《千古恨》等，在經過思想改造後，表演方法都能力求思想性強，人物性格化，克服演舊劇的形式主義毛病，對舊藝人的思想改造，提高覺悟，團結他們一道工作，人民劇社等都有些經驗。從導演和演員修養方面來看，處理與表演農民、士兵的生活、思想、感情、語言上，都有了與過去不同的新的東西。由于缺乏及時的總結與理論指導和較充分的學習時間，從藝術上更加提高、洗練，使人物典型化，以及表演手法的統一、生動，尚是有缺點的。至于演員培養工作，從舞蹈、道白、練唱、發聲及演出上的一套工作制度，已取得些經驗。最後，由于專業劇團，小型地方劇與廣場劇的創作與演出，使群眾接受了郿鄠、小調等戲劇形式，也發展了道情（本地戲），許多藝術幹部在群眾劇運上做了組織工作與供給許多秧歌劇本的工作，這使在災荒與窮困的時候，專業劇團減少的情況下，農民與士兵群眾性的文藝活動仍能夠堅持下去，表現自己的生活鬥爭各方面，的確做了不少工作。

　　二、音樂工作主要是創作、演奏、整理三方面的工作。在創作上，分別供給部隊、地方歌唱來用，除寫作結合當時鬥爭任務的如：對敵鬥爭、練兵、生産、民兵、勞模運動等內容，並創造新的曲子外，還吸收民間新流行的曲子，對其新詞加以修改，給予積極因素使其推廣。各單位都有歌曲選集的油印小本子送到各地去，較大的聯唱有《滿天紅》、《翻身曲》等，這是有創作能力的音樂工作者的，工作的需要，往往舉行小范圍與大范圍的創作運動，這是群眾性較大的，連初學的青年也有創作的機會。在演出上，包括歌唱演出，配樂的樂隊工作，歌唱表演伴奏，民歌晚會，以及群眾大會的宣傳工作，一直到各學校的教唱與幫助演出工作，也是許多同志必須參加的，其中以地方風味的樂隊的建設較為特出與艱苦。在整理各種劇與民歌小調上，已經完成的有：戲劇音樂中的“山西梆子音樂概述”、“道情”、“郿鄠調”、“晉中秧歌”、“九腔十八調”、“燈影”；民歌中的“晉綏民歌”以及佛樂和其它民間音樂。這種整理工作對加強歌曲中、戲劇音樂中的地方風味是有其特殊重要意義的，但有係統的科學的批判研究做的還不夠，所以在創作中還未能表現出應有的作用與成績來，為廣大幹部與群眾（包括地方與部隊）均一致歡迎的，富有民間風味而又雄壯的“軍屬的歌”的創作，也只是一點開始。

　　三、美術工作的設施與努力，首先表現在四四年的第一批年畫的出現，這肯定了年畫在美術工作中的重要性，從數量上説是不少的，共八九種，印刷份數亦多，因為美術工作者多係初學，制版、印刷條件又非常差，除表現了新的群眾生活內容外，質量是不高的，但每年均有新的改進，直到四八年，發展到《選舉圖》、《給軍屬拜年》、《領回土地證》等，從內容的取材，繪制的精細，色調的民間風味，都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年。年畫的內容從頭就堅持反映現實生活。領導上也給予最好的條件去完成此一為廣大農民享受的藝術作品，所有的美術工作者都參加了這一工作。其次，是群眾性的畫報（《人民畫報》與《戰鬥畫報》），對象是農民與戰士，編排，色彩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其中，吸收了許多新學的幹部、小學教員、戰士、學生的作品，刊載在畫報上，往往由群眾轉繪為壁畫，成為冬學與群眾夜校的教材，使聯係群眾的基礎更寬廣。發行的精細，也使畫報能順利的配合了當時的軍事、政治、生産等群眾鬥爭，經常得到群眾的意見與反映。至于報紙上的插圖與連環畫，從一九四○以來，一直保持著它的特色——迅速的反映現實鬥爭生活，密切的配合鬥爭任務，在表現手法上單線條的木刻制版，頗得群眾的稱讚與鼓勵，也正是美術工作者把聯係廣大工農兵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必然得到的結果。比較加工的木刻如：《日本守備隊的生活》、《紀利子》、《何大慶》等冊子及單幅制作，也有一些，但不多，民間剪紙藝術的整理與研究，並創作新的作品或組織群眾創作，也做了些工作。此外，拉洋片也有些實驗，但僅止于實驗，尚未加以發展和推廣。

　　四、在文學方面，較完整的長篇通俗小説《呂梁英雄傳》，取材范圍是規模較大的，全書幾乎總結了抗日戰爭中民兵鬥爭的全部，得到各方面的注意與廣大農村、城市讀者的喜歡。短篇的有集成專冊，其中以《第一次的收獲》為較出色，但這還是少數。更重要的是群眾性的各種小形式文藝作品的大量創作，包括：一、詩歌、小説、速寫、報告、小劇本的創作，以及配合實際工作，慶祝勝利，政治攻勢等的各種鼓詞、歌謠、快板、街頭詩等的制作。二、整理改編民間故事，這也吸收了大批幹部與農民參加，完成了《水推長城》、《地主和長工》、《天下第一家》等小冊子。這些是晉綏文學上的一個重要方面，規模之大，作用之大，顯示了年青的根據地文藝的特色。

　　以上所述的這些，都是在整風以後成長與發展起來的，雖然還很年輕，正如這批土生士長的文藝工作者(僅有少數是外來的多少有些經驗的文藝幹部)是年青的一樣，但富有新的生命力，表現了新的蓬勃的朝氣。所以如此，首先由于毛主席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及黨的領導，其次，由于戲劇、音樂、美術、文學工作者執行了黨的決定，參加了實際群眾鬥爭，體驗了根據地建設當中各種重大事件，學習了各種革命政策，並且從在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中成長壯大的勞動者，學到了他們的思想、立場觀點和情感，使自己真正得到了改造，這種實際的鍛煉，反映在為工農兵文藝的作用上就很大，這是文藝的基本生命。再次，由于在藝術思想上解決了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鑽研和提煉民間藝術的風氣大大發展起來，從戲劇、音樂、美術、文學上提出深入的向群眾學習，在民歌與地方戲、音樂的整理研究方面獲得了某些成果，並開始用地方形式表現現實群眾鬥爭生活，歷史劇從劇本、排練開始進行改造工作，窗花的搜集、整理並開始嘗試新的創作，反映農民生活的詩歌、民間故事與傳記的收集整理及改編等所獲得的某些成果上看來，是有很大意義的。它對于絕大多數出身城市知識青年的文藝工作者給與了新的養料，在藝術的表現方法上找得了廣闊的、利用、改造、創作的道路。最後，由于在創作過程中，文藝工作者的鬥爭生活與群眾在一塊，交了好多朋友，許多作品在創作中得到了農民、士兵、工人的幫助，加上一經演出，畫出，許多幹部和群眾就有組織的觀看、閱讀、朗誦、張貼、並迅速的得到他們的批評與支持，這就確實激發了文藝工作者為工農兵寫作、繪制、演奏的興趣與決心，因此也才獲得了這些成績。一九四四年晉綏黨的領導上會曾舉行了一次“七七七”文藝獎金，徵集並評選了一批戲劇、音樂、美術、文學作品，予以獎勵，這對于後來的文藝工作進一步的推動和發展，是有很重大意義的。

　　伴隨著文藝工作者的努力，與某些成績的影響和有計劃的推動，在堅苦的對敵鬥爭中不斷勝利的鼓舞，在農村中實行減租政策與變工互助的勞動生産運動，群眾生活得到部分的改善，因此群眾的文藝活動，也廣泛的開展起來。自根據地建立以來，就逐漸發展群眾中的抗日民歌（以離石最多)，新秧歌（臨縣、保德較多），以後則從分散的狀態進而有組織有領導的活躍起來。四三年以後，表現邊沿區群眾對敵鬥爭的有《圍困蒲閣寨》（忻州民兵劇團），表現反姦鬥爭的有《哪裏跑》，表現農民保佃鬥爭的有《劉成龍告狀》（興縣楊家坡農民劇團），表現農民新生活的有《辦喜事》等，此外，變工生産、改造二流子、表揚英雄模范、破除迷信、講衛生、都有不少群眾自己的創作、農民的革命詩、民間鼓詞、練子嘴、群眾秧歌和小型劇團表演，在士兵中戰士詩、戰士畫、和小型表揚戰鬥英雄的劇和活報，一直發展到人民解放戰爭和土改當中，在反封建的訴苦當中，到處活躍著，成為激烈的階級鬥爭中有力的武器。這些新的萌芽，出在廣大純樸的農民與戰士的創作天才的藝術活動，和他們的政治覺悟是不可分的，比較群眾性大的劇運來説，從四三年以來即本著自編自演的方針在進行自己的工作，有的和文藝幹部合作，如：《賣牛》、《辦喜事、《破鏡重圓》等；創作上有幹部領導、小學教員幫助的集體創作，也有農民個人的創作，絕大部分表現著新內容的東西，開始是自己本村或本人的人物事件多（這是有歷史傳統習慣的），以後水準逐漸提高，也就要求文藝工作者創作的較完整的作品，除在一萬份的大眾報發表外，尚須印單冊三千份，這還經常表現了供不應求。這種發展是與領導上的提倡和推動有密切關係的，自一九四四年群英大會新年團拜會上數百人的大秧歌表演之風傳到各地，及以後每年春節宣傳中都指示各地組織和領導秧歌運動，並舉辦秧歌競賽表演，予以獎勵，因此各地劇團便更加普遍的發展起來。抗日戰爭時期三百四十多個群眾自己的劇團分散在老區十二個縣內，新區擴大後又逐漸增加，土改當中由于劇團的暫時減少，民間舊劇曾一度抬頭，但幾年來改造平劇、地方劇、新的説書及其他地方藝術活動都已有了若幹經驗，加以群眾有了新的藝術觀點，他們曾用較幼稚的藝術和自己的政治鬥爭相結合，團結教育了自己，打擊了敵人，取得勝利，他們是不會忘記這主要的方向的。目前大多數群眾劇團，仍在堅持用自己的藝術活動配合每個時期的鬥爭任務，做著宣傳鼓動工作。

　　三　主要的經驗教訓

　　十年來，晉綏文藝工作者從參加現實鬥爭，在整風學習中改造自己，接受黨交付的工作任務與要求，完全與總的革命工作一致的，事實上，文藝工作者在黨的鼓勵與培養下，一方面要很好的改造自己的非無産階級思想感情，使自己和現實社會鬥爭永遠保持著密切聯係，創作適合工農兵要求的作品，同時以身作則的培養更多的青年文藝工作者，開展比較分散的農村文藝運動；另一方面還須擔任許多具體的文學藝術事務工作，使自己全身的浸入人民文藝事業中去，貢獻一切力量給予集體的事業。這基本關鍵卻在如何使自己思想意識改造的好，如何與工農兵結合的好的問題。比如拿《王德鎖減租》來説，這是一九四四年的作品，在劇本創作、演出工作等方面，效果是較好的，對當時啟發教育農民減租鬥爭情緒有其正確與現實意義的一面，確也起過很大的作用，但由于文藝工作者馬列主義水準低，階級觀點不明確，對政策體會不深刻，因而表現了思想性差的嚴重毛病，但這是經賀龍同志尖銳指出之後，文藝工作者經過了土改鬥爭的鍛煉之後才認識到的。反過來看，土改後由于時間的關係（因剛完成土改回來不久），雖然新的作品還不多，但已顯出了在思想、感情上堅實了許多與藝術上較之過去更有精進，這證明一個道理：文藝工作者為工農兵服務的思想意識的鍛煉，不是一年半載的下鄉就可解決的，也不是一時寫出群眾所喜歡的作品就能解決的，必須不斷的提高與決心改造自己，熱情的參加到各種現實鬥爭中去，隨著革命事業的進步發展，不斷的提高自己。

　　目前在晉綏文藝工作中存在的嚴重毛病則是經驗主義。經數年來的鍛煉，許多文藝工作者是都具有了不少的實際經驗和知識了，這是好的方面，但由于思想的提高還很不夠，因此往往被淹沒在大堆的材料中翻來翻去，不善于集中，抓不住典型，呆板的、繁瑣的、盲目的做客觀的描摹。在舞臺上、畫面上也有追求個人的“活像”而減低了藝術創造的，這種毛病是主要的。此外，也有雖對群眾生活和鬥爭有相當了解，但仍有以個人主觀愛好做取舍，突出誇張，華而不實的毛病存在。這些，都是晉綏文藝工作進一步向前發展的嚴重障礙，只有認真的這些克服毛病，才能很好的前進。因此，加強馬列主義理論係統的學習，與開展藝術思想上的批評與自我批評、自我教育，並很好的總結各部門的經驗，克服文藝創作上的不洗練、粗糙的現象，是晉綏今後極重要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