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的精神的體會深度和貫徹的程度，是經過了一個較長時間，隨著時間和革命的實際鍛煉而進展的。

　　最初，當座談會之後，我完全否定了自己過去的寫作，認為以前寫的東西純粹是發泄個人情感，就使寫了一點對舊社會的不滿，那也是出于個人觀點，個人立場的，對革命和工農兵簡直是沒有什麼聯係的。自己在那個時候是茫然的不知道今後應從何著手來從事寫作，或者説怎樣重新開始來學習寫作，使自己的寫作成為真正的一件革命事業。我又感到寫作是不容易的，而文藝工作者的責任是異常重大的，這些思想常常來回地在我腦子裏轉著，這些思想轉得愈多，我對自己寫作的前途和信心就愈加少，愈加悲觀。後來想起來，那一個時期對于自己寫作的否定和一時的喪失信心，都是情理上説得通的必然經過的路程；如果沒有對舊的不正確的東西給以否定，那麼就很難吸收和培養起新的東西來的。

　　那麼後來，我對寫作的信心又怎樣漸漸地增加起來的呢？首先是要感謝黨和領導同志給我的幫助。最初給我教育和幫助最大最多的是解放日報。我會永遠記得博古同志（已經過世），我也永遠記得陸定一同志，當有時在副刊編輯室裏聽到他們談對于一篇文章的意見，一個字的改正或一句話的增減上，他們的片言只字，我都記得很牢，給我很大的啟示和教育，黨報和這幾位領導同志給我的好處是我永遠珍貴著的。在近兩年的修改工農同志的作品中，給我的教育也很大，漸漸地對自己的寫作前途有些信心，覺得即使寫不出什麼好東西，只要使自己對工農同志有用，對工農大眾有些小用處，做他們文字上的理發員也是很愉快的。

　　一九四五年年初的勞動英雄大會，我也去參加寫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這是第一次——座談會以後——我去和勞動人民的代表接觸，聽著他們談他們英勇的事跡，給我興奮也給我教育，並且使我覺得還能拿起筆來，為他們寫，為他們記錄，是多麼光榮的事情！對寫作的信心也就更大了些。以後我在黨校四部做文化教員，天天和工農幹部接近，和他們一起學習，從那以後，我愈來愈清楚的看到自己的思想狀況：只要一和工農大眾接近，我對寫作信心就大，而且使我整個生命都變得新鮮和活潑。如果我有一天稍稍遠離他們一點，我就又垂頭喪氣，覺得煩惱了。但對于寫作我還是不夠勇敢，不夠大膽的，我的筆也很滯鈍，總趕不上有些同志能及時的反映一些東西，我是拘謹的，總要再三考慮直到看清楚了，自己完全明白了，才敢提筆，例如雖然我也做過一點土改，可是我連報道的短文章也沒有敢于寫過。另外也有一種標新立異的想法，這就使自己更加束縛住了，不敢動筆。

　　“八、一五”後，這近四年來，我一邊行軍或一邊工作，一邊就寫，我的寫就是我的工作，也就是我的學習；自然我還沒有寫出使大家滿意或使自己滿意的東西，但是我一點也不喪氣，我有的是和工農兵結合，為工農兵服務，向工農兵學習的決心，因而我對于寫作的信心和熱望也從來沒有過的是那樣的堅強和飽滿。這一次短期進工廠，更加堅定了我的決心和信心。

　　最後，我應該説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藝方針為工農兵的方向是多麼的偉大和正確！是他，在他的座談會講話以後，我才找到了我新的寫作的生命！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六日《人民日報》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