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山西的農村呆了十年，因為愛好文藝，從中學校一跳出來就跑到延安魯藝文學係學習，到敵後以後，雖然主要的不是搞創作，而是作群眾工作，搞土地問題和生産，搞農村劇團，編通俗報刊，作一般的宣教工作，又忙亂又龐雜；但也沒有完全忘記學習寫作，並且也曾在戰鬥緊張和工作繁忙中，硬擠時間，今天寫幾百字，過十天半月甚至三五個月再寫千把字，這樣拼拼湊湊，寫過一些反映農民的短篇故事和小説。想想十年，自己在創作上並沒有成績，對文藝和工農兵結合的問題，更沒有係統地想過；不過，想想這些年來自己思想感情慢慢開始變化和改造的過程，好像也多少學習了一些東西。

　　記得一九三八、三九年，開始學寫作，就不完全自覺地感到要寫農民和士兵，于是便注意他們的生活，記錄他們的語言，並特別熱心于搜集他們的故事，加以想像、編造，寫成小説或素描；但寫出來的像不像農民，自己不僅沒信心，而且很恐慌，很快地並覺著那些東西沒生氣，沒分量，不滿意。怎麼辦呢？心想大概是自己還不深入！于是在一九三九年底四○年初，就決心“深入”一番，雖在劇團工作，卻常常鑽到農民裏面去聊天，去參加會議，態度不完全是為了搜集材料，有時也給他們的工作出出主意；這樣一來，不僅農民的生活和語言把我吸住了，而且農民的力量也使我大吃一驚！這時寫的幾個故事和劇本，語言、生活、趣味是不同一些了，但那也主要是“獵奇”，而且使我苦惱的是：農民們談工作、討論問題、説抗日道理，倒還好懂；但他們為什麼會那麼熱情地抗日？為什麼有的又落後？搞不清！特別是農民的家務事，親戚裏道的復雜關係，一個婦女整天不出門可到底鼓搗些什麼，不是耳朵眼睛能聽見看見的地主與農民的復雜鬥爭情況等，這些更搞不清。我想，在劇團裏要搞清這些怕是很難的，于是便作群眾工作去了。

　　在群眾團體，慢慢學了些政策，聽匯報也知道了些全面情況，下鄉檢查工作，更常常發現一些“奇聞”；雖然主要是搞農民的文化教育工作，自己就已經覺得豁然開朗，對工作興趣頗大，對搜集材料記錄語言卻看得平淡甚至不作了。有時也擠時間寫點東西，就開始考慮並嘗試全部用群眾語言，不僅作品中的對話，而且敘述描寫也這樣；內容並想著盡量深刻地反映農民生活。不過這也只是寫些生活細節，又根本沒注意向民間文藝學習，特別自己經常只是以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熱情，從農民生活所受到的感動、激動、衝動來寫東西，因而作品總要夾雜不健康不樸素的玩意，這又哪裏能深刻地寫出農民？哪裏能全部解決語言問題？雖有兩篇有些農民幹部説不錯，卻到底市場不大，又沒發表條件，大多只好放起來任戰爭給毀了丟了算了。有時也寫些通俗小故事、快板、歌謠、小劇本，印成油印散篇，當作宣傳品，倒起過點作用；但自己又不大重視，信手成篇，算得什麼！別人説不壞，自己還不大好意思呢！這種思想感情，使自己工作不深入，寫作沒有進步。

　　一九四二年以後，敵後環境更緊張，工作更繁重，生活更艱苦，這一切似乎倒還好對付；但看看整風文件，想想群眾觀點問題，考慮考慮工作中碰到的實際情況，自己忽然覺得問題嚴重了。天旱不雨，我也理性地經常注意莊稼和天色，但有時不免又忘了；某次開完一個大會往回走碰見大雨淋頭下，開始我倒覺得好，莊稼有救了，但慢慢卻感到全身落湯雞一樣太不舒服，心想雨不能稍稍慢一點下麼，但同行的農民幹部，卻津津有味地研究著那雨下多久會有幾指深，下幾指可望幾成年景！又一回，某夜下雹子，同睡的農民一夜沒睡著，長噓短嘆，不時起來看看，光怕打壞莊稼；我雖然也為這事發愁，但又嫌人家擾亂了睡覺，心想：你著急還不是白鬧！不會好好睡一覺來得實在些麼？我可哪裏知道他萬也睡不著呢！還有一回，和一個農會同志同到一個村去檢查減租工作，我兩個事先對政策研究得似乎都沒問題，有些具體條文，我好像還比那同志記得熟；但碰到一件租佃雙方都願把死租變成活租的事情，我明知活租對佃農比死租吃虧，卻差點為當時的表面情況迷惑，幾乎同意他們！事後農會那個同志雖只是玩笑地訓了我兩句，我卻覺得比讀兩本書學習的還多。所有這些，是立場問題，是思想感情問題；我開始更多地認識了自己。這時期除了寫點快板歌謠宣傳品外，倒也寫了四五篇小説，大多丟了，只留下一篇，這些年總算和較多的讀者見了面，也許還多少有點意義。

　　我決心更大地要進一步到農民裏面去。

　　四三年冬天，敵人最殘酷的大“掃蕩”來了，我到了山西繁峙的遊擊區。我隨時警惕地站穩立場，和農民一道起居勞動，説話也學説當地話，在兩個村裏，和農民一起想辦法搞減租、增資、改造負擔和對敵鬥爭，日夜生活在繁雜的問題當中，總算多少作了點事，到後來村裏兩口子吵架也要我來調解，那地方不敢見人的婦女也能聊聊天，各家各戶都能隨便進出，有一個村的幹部並説：我把他們村的問題都解決完了！因此，在那群眾原本沒有很好發動的地區，我幾次遇到敵人包圍，有一次並被圍得沒辦法只好鑽了草堆準備犧牲，也終于能安全地在群眾幫助下脫險。但不久，因為各村狗多，我們又多是黑夜進出村莊和進行活動，狗一叫喚，不遠敵人的堡壘上就聽見，對我們工作不方便，于是我們決定來一個打狗運動。村幹部同意了，我首先就要青年民兵隊長起模范打死他的狗；他是個最積極的幹部，性子強得像烈火，專愛打仗，對打狗自然毫不遲疑。我也年輕氣盛，有股子幹勁，私下裏又想趁此鬧點狗肉吃，還想鬧兩張狗皮穿上擋擋那地勢的苦寒；因此我也和他一道去動手。但當他像平日逗狗玩一樣把狗抱起來，我幫著把搭在樹上的繩索挽了個套套住狗的脖子時，他媽發現了這事，卻大呼喊叫地啼哭著從屋裏衝出來阻擋；我正説要勸勸他媽，民兵隊長突然把繩子一丟，剎時間滿臉淌著眼淚，跑到墻根圪蹴著啼哭去了！我慌了一陣，才硬冷靜地給隊長他媽解釋了幾句，她又買了兩個燒餅給狗吃了，民兵隊長這才勉強咬著牙勒死了狗。完了以後，我吃狗肉穿狗皮的幻想，跑得沒了蹤影，並和民兵隊長一道把狗埋了，又安慰隊長他媽，檢討我們事先沒跟她説清楚的錯誤；她也就流著眼淚，説那狗過去怎麼怎麼給看羊、看門，怎麼跟一個小子一樣親，又指摘我們這些辦工作的怎麼年輕不懂事，我都誠懇的一一接受。而經過了這場事，我和民兵隊長一家子，和其它別的鄉親，不知怎麼關係好像更深一些了，我慢慢能夠知道一些農民的真正家務事和農民之間、特別是農民與地主之間的復雜關係，能夠聽到一些“私話”而不是“官話”；曾有幹部説過我把他們問題都解決完了的那個村，我又發現原來問題還很多，只是農民們覺得那些問題都不是“官事”，從沒想到要拿出來請辦工作的解決……我認識了我們工作的不深入，甚至也親自聽到了農民對減租政策也並不滿足，而要求徹底解決土地問題。所有這些，使我感覺到自己改造的不夠，也使我在以後工作當中，更多地想到農民、想到農民的利益。

　　就在這時，在戰爭環境的遊擊區，我接到了油印的毛主席文藝座談會講話，看到了“由一個階級變到另一個階級”；需要思想感情起變化，需要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這對我是個太大的警惕。此後一年多，我在鞏固地區自以為老實地參加了一些群眾生産的工作，見了更多群眾力量偉大的事實，和群眾文藝創造的天才，又安安靜靜地整了整歪風，寫作自然停頓；到日本投降以後再走上工作崗位，自己倒的確踏實些了，也虛心些了，但有時卻又多少有點自滿，心想：這下子改造得差不多了吧！而在寫作上，又似乎寫了一兩篇反映也還不壞的東西，無意識地又助長了那點自滿。這後果，是在張家口作工人工作時，檢討起來立場還不夠明確，土地改革初期自己階級觀點仍較模糊。直到土地改革和土地復查運動的大浪潮中，自己才能夠比較習慣比較自然地處理問題，在新區工作當中，一切把握著有領導的群眾路線，總算沒犯大錯誤，沒出偏向；而自己的感情和生活，也許可説是進一步地靠近了農民，學了一點點能夠真正去農村“下戶”的本領。這估計，還許又是自滿吧！我應該時刻警惕著。

　　至于寫作，卻還沒拿出東西。我想：自己的思想感情也許有了點改造，對農民生活也許熟悉了一點點；但怎麼提煉、組織以至寫成比較能為群眾服務的作品，卻還常常苦惱，特別是自己這些年沒有更多地注意學習民間文藝，這不能不是個大缺陷。好在自己還是在學習的路上走著，今後將繼續以往，磨煉下去，並爭取一些政治上文藝上的提高和寫作的機會，有多大力量，一定全部貢獻給人民。（七月六日《人民日報》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