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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抗戰爆發後參加遊擊隊。以後遊擊隊垮臺,又到東北軍萬毅部下當兵。後來在部隊裏辦油印報,在編報時學習寫些短小的蓮花落,快板,相聲,雙簧之類的東西,這些形式都是向當時部隊裏群眾學來的。那時候只是作宣傳,並不想這算不算文藝的問題。在那種情況下,不會打仗的也要打仗,不會寫東西的也要寫東西。我也刻鋼板也畫漫畫,甚至也寫歌曲,群眾需要什麼就硬寫什麼。很多時候蠟板剩幾行空白,就臨時照地盤謅幾句順口溜填上,我自稱為“補丁詩”。但因為是常常和群眾一塊創作,寫的東西群眾還能接受。我記得還寫過一篇比較長的章回小説,是寫幾個人在事變爆發後訪師救國的西遊記式故事。每天遇上部隊發生什麼問題,就針對著問題臨時寫一節,也很有些群眾願看,還有的向我們提供材料叫我們編進小説去。這時期開始和群眾有聯係,但接近群眾還是不夠,對自己的無産階級意識估計過高,還有很大的盲目性。
整風以後,認識到自己思想上小資産階級尾巴的嚴重,決心調到農會作農民工作。一九四三年作了兩三個村的工作,都沒敲開,鬧得頭昏眼花,幸而還有整風的勁頭。還是虛心學習。一九四四年又作了整整一年鄉村的工作,這時查減運動轟轟烈烈搞起來了,看見毛主席《湖南農運考察報告》傳到農村幹部群眾中去的熱烈情形,聽到各式各樣群眾的訴苦,看到封建勢力的種種醜態,自已的心情也隨著群眾興奮和恨怒。這兩年多什麼東西也沒寫,只寫了一個補充反省自傳,但是以後寫作的材料,實在都還是這幾年中開始積蓄的。
抗戰勝利後,因為廣大新解放區的迫切需要,才開始寫一個通俗課本《翻身道理》,群眾對這個課本反映很好,馬上就再版了。因此刺激我又寫了《翻身民歌》,這部民歌是用舊的形式,有的群眾很相信它是真的群眾作品。于是我接著又寫了《説唱朱富勝翻身》(鼓詞)和《地覆天翻記》(章回小説)。寫了這四本以後,又向縱的方向發展,寫了課本《生産發家》、《萬事不求神》和《勞動神聖》,增補了《民歌百首》,最近還寫了個鼓詞《老會長》。我寫這些東西,都是一邊做著群眾工作,一邊抓時間寫的,我很喜歡在這樣環境中寫東西,當然寫出的東西很粗糙。
回想起來,談不到什麼經驗,但對我這樣愛好文藝而缺乏各方央鍛煉的同志,還可以介紹幾點簡單的體會。
第一、群眾工作和寫作是否矛盾?我覺得不矛盾,而且有聯係。如果不作群眾工作,我就寫不出東西來。到群眾中去是不是要忘掉寫作呢?我覺得忘掉一個時期對寫作也只有好處。因為毛主席告訴我們要長期地無條件的全身心的到群眾鬥爭中去,初學群眾工作和寫作的人,想二者兼顧,很容易半心半意,弄得兩頭落空。其實愛好文藝的人,不管怎樣專心于群眾工作,許多材料自然而然會留下深刻印象,不會漏掉的,將來回憶,自己親身經歷的事件,還可以比旁觀或調查來的更深刻更真實更完整。而且即使具體材料忘記了,也絕不是浪費時間,因為經過較長期的實際鬥爭,會有許多無形的收獲,如思想的改造,和群眾的感情聯係,對群眾日常生活熟悉,這些對于任何一個學習寫作的同志,都是必不可缺的。
其次,抱著宣傳群眾的目的,能不能寫文藝作品?我認為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我作的是群眾工作,所以我寫東西總是先要向群眾宣傳點什麼,然後才動手寫。往往在群眾鬥爭最緊張,出現問題最多的時候,越想寫東西,越閒著倒不一定産生作品。越個人主義邪氣上升的時候,靈感就一點也沒有了,當成名思想或急于求功思想偷襲過來的時候,小資産階級的“靈感”還會乘機而入。所以我覺得學習政策指示,加強群眾觀念,明確認識主題,可以説是創作最好的準備。
第三、掌握政策問題,這是很復雜的問題,我們在實際工作中還時常遇到解決不了的難題,創造藝術典型當然問題更多。我們群眾工作平時業務就是經常研究政策,我寫東西時還常常拿十分之六的力量來考慮政策,但結果還是常有毛病。《地覆天翻記》裏就有我原則問題,現在修改過了,還不能説沒錯。符合政策也就是創作的真實性問題,拿出不真實的東西來就要騙了群眾,所以必須從正反各方面一再檢查自己的作品,才是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有的同志説:“政策方面我們沒問題是一致的”,這很可能是把這一個問題簡單化了。
第四、學習群眾語言問題。什麼是群眾語言?群眾為要説出自己的思想,講出的話句句都是群眾語言,並不是僅僅他講的話裏面某幾個特殊的語匯叫作群眾語言。如果單從幾個名詞上追求,必然使群眾語言變成形式的,片斷的,括弧裏面的點綴品,結果還是小資産階級趣味。群眾語言是群眾思想的表現形式,是從勞動和鬥爭中生出來的。群眾語言的樸素,生動,尖銳,明確,都可以在群眾的勞動和鬥爭生活中找其根源。所以必須了解群眾的情感,才能把握群眾語言的本質。我們必須想像當時環境,設身處地的力求再現群眾的思想情緒,然後再找恰切的語句去表現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時候還能自己創造新的語匯,豐富群眾的語言。
以上是幾個簡單的體會,由于我不是專門搞文藝工作的,觀點可能有很多片面的地方,但從我這方面看到的這些問題,也或者對一般同志們不是一點沒有用處吧!(七月三十日《進步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