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在全國人民熱烈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向著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目標英勇進軍的大好形勢下，我們在這裏舉行中國曲藝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心情十分激動。回顧過去，我們充滿了勝利的喜悅；展望未來，我們滿懷著美好的希望和前進的信心。

　　中國曲藝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是一九五八年召開的，到現在已有二十一年了；如果從一九四九年中國曲藝工作者首次成立自己的聯合組織——中國曲藝改進協會籌備委員會算起，已經有三十年了。三十年來，我國人民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經過艱苦而復雜的鬥爭，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勝利。曲藝事業的發展也經歷了光輝而曲折的道路。解放後的十七年，在黨的雨露陽光下，曲藝藝術之花競相開放，在人民文學藝術的百花園中放出異彩；林彪、“四人幫”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壞，使曲藝藝術遭到嚴重的摧殘；粉碎“四人幫”以後，黨中央領導全國人民，撥亂反正，重新把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引向正確的軌道，曲藝事業也才得以恢復和發展。在這三十年中，我們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同時，也有著深刻的教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黨中央提出的解放思想、開動機器、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正確方針，正指引著全國人民在新長徵的道路上闊步前進。葉劍英同志《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使我們受到極其深刻的教育。鄧小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向我們文學藝術工作者發出了莊嚴的號召，給了我們極大的鼓舞力量。今天，我們召開這次大會，就是要遵循黨中央的指示精神，提高認識，總結經驗，發揚成績，克服缺點，同心同德地促進社會主義曲藝的更大繁榮，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做出更大的貢獻。我們希望把這次代表大會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解放思想的大會，向著四個現代化勝利進軍的誓師大會。

　　現在，我們就三十年來曲藝工作的發展情況和今後的任務問題發表一些粗淺的看法和意見，供同志們參考。錯誤的地方，請批評指正。

　　一

　　曲藝是我國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説唱藝術。我們黨歷來重視曲藝藝術的改革和發展。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革命根據和紅軍中，就利用快板、説書、大鼓等曲藝形式編演新書新詞，鼓舞教育戰士和群眾，活躍群眾的文化生活。以魯迅為代表的左翼作家也曾提倡用唱本説書的形式來表現新的內容，為人民的革命鬥爭服務。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了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光輝思想，為文藝工作指明了前進的方向。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還接見了陜北説書藝人韓起祥同志，聽他説書，並熱情地給予鼓勵，體現了我們黨對曲藝事業和曲藝工作者的關懷和期望。在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文藝方向的指引下，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在我們的部隊裏，革命的新曲藝大大活躍起來。團結、教育民間藝人和改造民間藝術的工作也取得了顯著成績。許多曲藝藝人積極地編演新書新詞，為革命戰爭貢獻力量。如晉察冀的王尊三同志，冀魯豫的沈冠英同志，以及膠東等地區的一些民間藝人，都經常深入敵後説新書、唱新詞，鼓舞群眾，瓦解敵人；蘇北的葛懷瑾同志和冀中的王魁五同志，在深入敵後宣傳抗日時光榮犧牲，表現了崇高的革命精神。他們不愧是新曲藝運動的先驅者，不愧是曲藝工作者的光輝榜樣。當時，各根據地和解放區都出現了不少深受群眾歡迎的曲藝作品，如陜北説書《劉巧團圓》、鼓詞《晉察冀小姑娘》等，都在運用曲藝形式表現革命的新內容方面取得了成功。在革命戰爭年代，曲藝工作就已逐步形成了自己光榮的革命傳統。

　　一九四九年七月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的首次大會師。毛澤東同志親臨大會，對文藝工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給予文藝工作者極大的鼓舞。周恩來同志在這次會議上作的政治報告中，對包括曲藝在內的整個文藝工作，做了明確的具體的指示。從此，我國的廣大曲藝工作者，終于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走到一起來了。新中國的建立，給曲藝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條件。一九五一年，周恩來總理簽發了《政務院關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對曲藝改革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有力地指導和推動了曲藝工作。一九五二年，毛澤東同志作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重要題詞；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同志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進一步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繁榮發展，開辟了最寬廣、最富有創造性的道路。正是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的的關懷和指引下，在各級黨政文化部門的具體領導下，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十七年中，曲藝工作取得了顯著的鼓舞人心的成就。

　　新中國成立後的十七年，我們的曲藝隊伍在鬥爭中得到了鍛煉、成長，不斷發展、壯大。

　　我們的曲藝隊伍是由原在解放區的和原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兩部分曲藝工作者會師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戰鬥在解放區的曲藝工作者比較早地受到黨的教育和革命的鍛煉，以曲藝為武器，為爭取人民的解放而鬥爭。但是，生活在國統區的廣大曲藝藝人，當時卻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深受三座大山的壓迫，社會地位極為低下。舊社會的統治者對舊于曲藝的態度是又利用，又侮辱；他們迷戀舊內容的藝術，但是瞧不起民間藝人，總是百般侮辱民間藝人。廣大曲藝藝人散處在城鎮、鄉村，沒有組織，一盤散沙，收入微薄，掙扎在饑寒交迫的死亡線上。解放以後，曲藝藝人才重見天日，獲得了當家作主的權利，受到了應有的尊重；曲藝才被列入人民的文學藝術之林，得到改革和發展的機會。新舊對比，是何等分明啊！所以，廣大曲藝藝人翻身感最強，對新社會無比熱愛，對中國共産黨充滿了真摯的感情。他們堅決擁護和積極貫徹執行黨的文藝方向、方針和政策，迅速組織起來，學政治、學文化，努力提高思想覺悟和藝術水平，為人民服務。從偏僻的農村，到邊遠的哨所，從繁忙的建設工地，到沸騰的工廠、礦山，哪裏有艱苦的勞動和鬥爭，他們就深入到哪裏，和那裏的群眾相結合，經受鍛煉，改造思想，運用自己的文藝武器，鼓舞群眾的鬥志，活躍群眾的文化生活，被群眾譽為文藝的“尖兵”和“輕騎隊”。為了抗美援朝、保家衛國，許多曲藝工作者先後奔赴朝鮮戰場，爬冰臥雪于槍林彈雨之中，與志願軍戰士同甘共苦，熱情地為戰士們演出，為戰士們服務，並慰問朝鮮人民軍的戰友們。著名相聲藝術家常寶堃同志和著名弦師程樹棠同志，在朝鮮國土三八線附近的沙裏院英勇地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成為光榮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戰士。解放後不少舊社會過來的老藝人，相繼參加了中國共産黨；中年青年曲藝工作者中參加中國共産黨和共青團的就更多了，他們成為我們這支隊伍中的骨幹力量。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以及各級人大、政協的組織中，也都有曲藝界的代表或委員，參加商討國家大事。我們已經逐步形成了一支無産階級的曲藝隊伍。

　　隨著群眾業余曲藝活動的發展，在各條戰線上還涌現出大批的業余曲藝作者、曲藝演員和音樂伴奏人員，他們的創作和演出，大大活躍了群眾的文化生活，並為專業曲藝隊伍提供了優秀人才。

　　新中國成立後的十七年，新曲藝創作蓬勃發展，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表現新的時代、新的人物，是曲藝工作者的光榮任務。廣大曲藝工作者為我國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輝煌成就所鼓舞，紛紛編演新書新詞，一些詩人、作家也運用曲藝形式進行創作，編演新曲藝蔚然成風。各個地區、各個曲種都先後出現了許多深受群眾歡迎的好作品，熱情地歌頌了中國人民在共産黨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表現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成就，反映了社會生活的新變化，並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産階級、國民黨反動派和帝國主義的罪惡，具有濃厚的時代特色和強烈的戰鬥風格，在藝術上也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如山東快書《一車高粱米》、《三只雞》、《三換春聯》，唱詞《考神婆》、《飛奪瀘定橋》、《董存瑞》、《三勇士推破船》、《葉大嫂搖船渡江》、《漁夫恨》、《黃繼光》、《邱少雲》、《江竹筠》、《丁佑君》、《光榮的航行》，相聲《一貫道》、《婚姻與迷信》、《夜行記》、《買猴兒》、《飛油壺》、《開會迷》、《昨天》、《社會主義好》、《英雄小八路》、《追車》，評書和説唱《周支隊大鬧平川》、《登記》、《靈泉洞》、《第三件棉襖》、《石不爛趕車》、《烈火金鋼》，數來寶和快板書《戰士之家》、《長徵》、《金門宴》、《學雷鋒》，好力寶《鐵（牜＋亡，左右）牛》，評彈《蝶戀花》、《王孝和》、《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等等，好節目很多，難以一一列舉。為了豐富上演曲目，有些作者和演員還把小説、戲劇、電影等形式的優秀作品改編為曲藝上演。如《紅旗譜》、《三裏灣》、《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紅岩》、《野火春風鬥古城》、《鐵道遊擊隊〉、《李雙雙》等，都經曲曲藝演員做了文字上或口頭上的改寫、改編並説唱出去，獲得群眾的好評。此外，還將一些歷史故事、神話故事和民間傳説改編成為曲藝作品。其中傳唱較為廣泛的有《愚公移山》、《中山狼》、《臥薪嘗膽》、《張羽煮海》、《正氣歌》、《血濺山神廟》等，都是思想性和藝術性比較高的節目。

　　由于表現新內容的需要，曲藝的藝術表現形式也隨之有所革新和發展。例如數來寶這種形式，從簡單的即景生情的順口溜發展到今天的快板書，能夠非常自如地表現復雜的情節、刻劃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來了；又如蘇州彈詞的聲腔長于抒情，婉轉纏綿，現在也能唱出豪邁奔放的曲調來了。有些地區從當地的實際需要出發，借鑒當地或鄰近地區的民間曲調，以及其它藝術形式中某些與曲藝説唱相近的東西，經過消化，創造出新的曲藝品種，如湖北大鼓、天津快板等等。這種嘗試是可喜的。百花齊放，品種越多越好。

　　新中國成立後的十七年，根據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同志的指示精神，傳統曲藝的收集、整理和藝術革新工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收集、整理傳統曲藝作品的工作，大體採取了以下的做法：一種做法是，以身懷某一曲種傳統藝術的演員為對象，記錄、整理他們的傳統書目、曲目。如王少堂的的揚州評話《水滸》，陳士和的評書《聊齋》，張壽臣的單口相聲《小神仙》、《化蠟扦》，馬連登的評書《楊家將》，高元鈞的山東快書《武松傳》，康重華的揚州評話《三國》，霍樹棠的東北大鼓《三國》選段，等等，都是這樣做的。其中對長篇大書的整理工作，又往往是選擇精採部分盡先整理，這既便于早一些説唱出去豐富上演節目，又可以取得整理工作經驗，有利于其後的工作。如《隋唐演義》中的程咬金故事，《珍珠塔》中的《方卿羞姑》的片斷，山東快書《武松傳》中的《武松打虎》等，就是盡先整理，盡快和讀者、聽眾見面的。另一種做法是，以各地區最為流行的曲種為對象進行搜集整理工作。如遼寧、西安等地收集了大量的短段鼓詞、唱詞，編成總集，校訂印行。河南的大調曲子，蘇州的評話、彈詞，青海的平弦、賢孝，四川的竹琴、清音、金錢板，揚州的清曲，北京、天津的京韻大鼓、相聲等曲種，也都採取了類似的做法，豐富了上演節目，積累了寶貴的資料，取得了有益的經驗。

　　搜集、整理曲藝遺産的工作，大都是由曲藝作者、研究者和演員、樂師合作進行的。這樣做得到了很多好處：通過艱苦細致的分析研究和整理加工的過程，演員提高了識別精華與糟粕的能力，懂得了如何去蕪存箐，一個節目整理好了，演員的演唱藝術水平也自然而然地有所提高；作者、研究者也加深了對曲藝遺産的理解；大家還了解到前輩藝人的藝術經驗和他們藝術上的師承關係、流派淵源等，有助于進行創作、研究和藝術革新，以及培養青少年演員和音樂伴奏人員的工作。

　　從以上簡略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新中國成立後的十七年，是曲藝工作取得巨大進展的十七年。從根本上説，曲藝工作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的方針，堅持了曲藝工作者與新時代的群眾相結合，堅持了黨的領導，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都是非常寶貴的。當然，在前進的過程中，曲藝工作也曾受到“左”的和右的幹擾，有過一些偏差和教訓。比如，在某些政治運動中，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傷害了一些不應傷害的同志；在創作和演出上，一九五八年出現過的“寫中心、唱中心”的錯誤口號，要求作者、演員跟著一時一地的中心工作轉，結果助長了曲藝創作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在對待傳統曲藝的問題上，也曾發生過簡單粗暴或保守的情況，等等。但是，曲藝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取得的成就是很大的，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

　　然而，正當社會主義曲藝事業蓬勃發展的時候，卻遭到林彪、“四人幫”的嚴重摧殘和破壞。他們出于陰謀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需要，合夥炮制了臭名昭著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揮舞“文藝黑線專政”論的大棒，把包括曲藝在內的整個文藝戰線十七年裏取得的成績一筆抹殺。曲藝團體被誣陷為“黑窩子”、“黑據點”、“裴多菲俱樂部”；廣大曲藝工作者遭到迫害，大部分曲藝團體被迫解散；許多優秀的新曲目和傳統曲目被打成“大毒草”；我們辛苦積累起來的曲藝書刊資料被查抄得七零八落，或被燒成灰燼，或被化為紙漿。一九七五年，“四人幫”又制造了“陶鈍事件”，以莫須有的罪名，株連、打擊了大批曲藝界的革命同志。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不少好同志被他們殘酷迫害致死，我們協會的主席趙樹理同志、副主席王少堂同志，以及長期熱心曲藝事業的老舍、田漢、阿英等同志都遭到殘酷迫害，先後含冤去世；前中國曲藝研究會主席、中國曲協常務理事王尊三同志，和曲藝界其他一些同志，也在這一時期去世了。這是不可彌補的損失。對于他們的去世，我們表示深切的悼念！

　　林彪、“四人幫”一夥，是慣于使用反革命兩手的陰謀家，他們一方面採取鎮壓手段，殘酷打擊迫害曲藝工作者；一方面，打著“最最革命”的旗號，極力推行極左路線，制造現代迷信，鼓吹種種謬論，欺騙和蒙蔽曲藝工作者，妄圖把曲藝引上邪路，充當他們篡黨奪權的工具。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給曲藝界造成了一場大災難。他們的流毒和影響，尤其是不可低估。

　　我們可以引為自慰的是，除了極少數人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幫”的蒙蔽辦了錯事之外，廣大曲藝工作者對這夥醜類的倒行逆施是無比憤恨的，是以不同方式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鬥爭的。“四五”運動中，我們很多同志參加了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的鬥爭，在天安門前留下了一批戰鬥性很強的快板、唱詞等曲藝作品。許多曲藝工作者，特別是農村的曲藝工作者，不顧林彪、“四人幫”的重重壓力，採取各種形式，繼續説唱優秀的現代曲藝節目和傳統曲藝節目，堅持戰鬥。事實證明，廣大曲藝工作者沒有辜負黨和人民的培育和期望，沒有辜負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關懷和教導。

　　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人民得解放，曲藝獲新生。在黨中央領導下，經過揭批“四人幫”的鬥爭，經過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我們的思想大大解放。一九七七年六月，多年來一直關懷曲藝工作的陳雲同志對改進和加強評彈工作提出了重要的意見，使曲藝界的同志受到極大的鼓舞和啟發。隨著黨的各項政策的逐步落實，曲藝工作者的革命積極性大大調動起來，曲藝創作和演出活動又獲得蓬蓬勃勃的發展。

　　三年來，各地陸續出現了許多好的曲藝作品，深刻地揭露了林彪、“四人幫”的反革命面目及其對我國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和惡劣影響。長于諷刺的相聲，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衝鋒在前，成績尤為突出。《帽子工廠》、《特殊生活》、《如此照相》、《假大空》等節目，象一把把尖刀利刃，刺向林彪、“四人幫”一夥，發揮了很大的戰鬥作用，博得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讚揚。許多曲藝工作者懷著深厚的無産階級感情，運用各種曲藝形式，歌頌了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和賀龍同志、陳毅同志等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和他們的不可磨滅的功績，深深地感動了廣大群眾。表現新長徵路上的新人新事新風貌的作品也多起來了。作品的質量逐步有所提高。曲藝創作的題材、風格、樣式越來越多樣化。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十七年中所創作、整理的優秀現代曲藝節目和傳統曲藝節目，也在逐步恢復上演，重新放出光彩。曾經被“四人幫”摧殘得一片凋零的曲藝園地，如今已是生機勃勃，春意盎然。社會主義曲藝的大繁榮已經為期不遠了。

　　回顧三十年來曲藝事業的發展道路，確實是很不尋常的；付出巨大代價換取來的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也是很豐富、很重要的。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實事求是地總結我們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將會促進社會主義曲藝事業的更大繁榮，鼓舞我們更加鬥志昂揚、滿懷信心地進行偉大的新長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