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們：

　　我們懷著極為興奮的心情，熱烈祝賀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和中國攝影學會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

　　中國攝影學會從一九五六年成立到現在，已經有二十三年了；從一九六○年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至今，也已相隔將近二十年了。在這段極不平靜的歲月裏，我們的黨經歷了異常激烈、復雜的鬥爭，我們的國家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四人幫”，並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極左路線的基礎上，率領全國人民開始了新的長徵，我們偉大的祖國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作出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決定：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一決定，表達了我國億萬人民的強烈願望，適應了社會主義建設客觀規律的要求。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的葉劍英同志的重要講話，明確指出了進一步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精神的努力方向。我們的攝影工作，是黨的整個事業的一部分，在這個繼往開來的偉大時代，應當勇敢的擔負起時代所賦予的光榮使命。我們的這次大會，就是要使攝影藝術在新長徵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一個動員大會。廣大攝影工作者要緊張動員起來，同心同德，鼓足幹勁，力爭上遊，為多快好省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作出更大的貢獻。

　　為了實現這樣的任務，我們有必要對建國以來我國攝影藝術所經歷的曲折道路作一個簡略的回顧，以便從中汲取有益的經驗教訓。

　　一

　　我國革命的攝影藝術，是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成長和發展起來的。雖然它在我國文藝戰線上只是一支年青的新軍，但卻同樣發揮了它革命的戰鬥作用；並在長期的鬥爭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戰鬥傳統和優良作風。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攝影工作者遵循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指引的方向，繼承和發揚了攝影工作的革命傳統，堅持深入工農兵群眾，同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熱情洋溢地用攝影作品歌頌了黨，歌頌了社會主義，歌頌了人民群眾。在建國後的十七年裏，出現了不少優秀的作品，這些作品的題材、體裁、形式和風格豐富多樣，主題思想健康，富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又有感人的藝術力量。如齊觀山的《鬥爭地主》、侯波的《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呂厚民的《歡送志願軍歸國》、張其軍的《鼓動》、田原的《煉鋼能手李紹奎》、今甫、瑞華的《巧繡大地》、王志淵的《古樹幼苗》、李仲魁的《在結婚登記處》、鄭景康的《齊白石》、陳勃的《冒雨奮戰》、黃翔的《黃山雨後》、袁毅平的《東方紅》、柯復、一波的《過馬路》、張印泉的《東北虎》、牛畏予的《數學家華羅庚》、吳印鹹的《麥收忙》、張甸的《聲震山河》、吳雲龍的《考考你》、薛子江的《春泛嘉陵江》、高帆的《藏族民兵》、高明的《小足球隊員》、方建平的《熊貓》、吳寅伯的《華山松》、敖恩洪的《丹頂鶴》、蔡俊三的《我也養》、劉旭滄的《窺》等。這些優秀作品鼓舞了人民，教育了人民，豐富了人民多方面的精神生活。與此同時，攝影的新生力量不斷成長，專業和業余的攝影隊伍不斷壯大，攝影評論和理論研究工作活躍開展。攝影雜志、畫報和畫冊在全國許多地區陸續出版，攝影教學工作也逐漸開展。同時，初步建立了攝影工業科研機構和攝影器材的生産行業，中國攝影學會及其各地分會先後的建立，在團結廣大攝影工作者和業余攝影愛好者，促進和繁榮攝影藝術的創作，開展國際攝影藝術的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的成果。以上事實説明，建國後的十七年裏，我國的攝影藝術在繼承民族的藝術傳統，借鑒外國的技巧手法，積累了一些寶貴經驗，使我國的攝影創作出現過初步繁榮的景象。這一切成就，都是在黨的領導下，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通過全體攝影工作者的辛勤勞動取得的。

　　但是，在一些政治運動中，由于受到左的錯誤的影響，攝影界也出現了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情況，把思想問題和學術問題當作政治問題來進行批判鬥爭，傷害了一些同志，並且使有些同志在政治上長期蒙受不白之冤。在創作上，“雙百”方針的貫徹也受到嚴重的幹擾，挫傷了許多同志創作上的積極性。在那個“理論權威”的插手幹預下，還錯誤地批判了《景康攝影集》，後來又公開錯誤地批鬥了其他一些攝影書籍，這些都嚴重地影響了攝影藝術、攝影理論的繁榮和發展。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十一年，由于林彪、“四人幫”特別是叛徒江青的直接控制，我國的攝影藝術事業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可以説是遭到了一場空前的浩劫，他們還在攝影界制造了種種冤案、假案、錯案。我國著名攝影家張印泉、鄭景康、顧淑型、陳正青、劉旭滄等，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生前慘遭迫害，先後逝世。現在，他們都先後得到了昭雪，恢復了名譽，我們在此表示深切的悼念。

　　林彪、“四人幫”一夥為了篡奪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要以文藝界為突破口，江青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的一次會上説：“十個協會就是攝影學會是好的，其它協會他們按級別拿高薪，當寄生蟲。”她這樣講顯然是別有用心，一方面是為了把其它協會統統打翻在地，以實現他們篡黨奪權的陰謀，另一方面就是要把攝影陣地作為他們的輿論工具。“四人幫”利用他們控制的展覽和刊物，突出地宣揚了“老幹部=民主派=走資派”的反革命政治綱領，叫嚷“眼睛要緊盯住走資派”，“每一個鏡頭都要把鬥爭的鋒芒對準走資派”，為他們篡黨奪權制造輿論，他們還利用影展和刊物宣揚了“三突出”等反革命文藝謬論，宣揚了他們一手制造的假標兵、假典型等。江青的那首“江上有奇峰”的黑詩和廬山漢陽峰黑照片就企圖在復刊後的《中國攝影》上發表。在“四害”橫行時的創作思想、創作方法、創作理論以及作品的內容，都被“四人幫”的所謂“主題先行”、“三突出”、“反對真人真事”、“事實為政治服務”等等一套模式和謬論所幹擾，或被扣上“莫須有”罪名。那時候，“四人幫”完全從他們反革命政治利益出發，不擇手段，大搞陰謀攝影，大搞弄虛作假，叛徒江青拍攝的那張林彪假裝看書學習的照片等就是利用攝影為其篡黨奪權服務的典型，當時她還被人吹捧為“旗手”、“光輝榜樣”。這種惡劣的手段和做法，流毒很深很廣，給我國攝影事業造成了極為嚴重的惡果，使整個攝影界遭受了嚴重的外傷和內傷，這種創傷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治好，流毒還遠遠沒有肅清。當然，在攝影界，跟著林彪、“四人幫”幹壞事只是極個別的，廣大專業和業余攝影工作者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是不滿的，有的進行了抵制和鬥爭，並拍出了一些好作品。一九七六年清明節，一批以青年業余攝影愛好者為主的作者，為了悼念周總理，聲討“四人幫”，冒著各種風險，在天安門廣場拍攝了數以萬計的反映“四五”運動的作品，為革命的“四五”運動留下了珍貴的形象紀錄，成為有力的歷史見證，在我國攝影史上寫下了新的光輝的一頁。其中吳鵬的《團結起來到明天》、王立平的《讓我們的血流在一起》、羅小韻的《力挽狂瀾》、鮑乃鏞的《白花獻給周爺爺》、陳比鋼的《怒斥小醜》等四十五幅作品，獲得了“四五”運動優秀攝影作品獎。

　　粉碎“四人幫”，文藝得解放。三年來，廣大攝影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一面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幫”，一面加緊醫治自己的創傷。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指引下，攝影創作、攝影理論探討日益活躍。尤其是對于“四人幫”大搞陰謀攝影、篡改無産階級文藝方向罪行的批判，對于他們一夥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破壞“雙百”方針罪行的批判，以及對于他們一夥鼓吹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反動謬論、大搞弄虛作假等等罪行的批判，大家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因此在撥亂反正、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禁區和枷鎖、清除幫風和幫味、克服公式化概念化傾向和虛假現象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在這期間，出現了一批優秀的攝影作品，如錢嗣傑的《關懷》（即《華主席和郭老在全國科學大會上》）、劉立賓的《重逢》、黃翔的《十月的螃蟹》、車夫的《美麗的西沙》、利麟的《生命在于運動》以及官天一的《趕超》等。為了貫徹“雙百”方針，提倡題材、形式、體裁和風格的多樣化，滿足人民精神生活上多方面的需要，首都以及有的省、市、自治區除舉辦了一些綜合性大型攝影藝術展覽，歌頌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家的攝影展覽以及“四五”運動攝影展覽等以外，還分別舉辦了一些先進人物、風光、體育等各類專題攝影展覽。此外，還舉辦了老攝影家的個展以及象《自然、社會、人》這樣的青年業余攝影愛好者的影展。最近，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舉辦了全國以及省、市、自治區攝影藝術展覽，同時編輯出版了建國三十年來優秀作品的《中國攝影藝術作品選》和反映祖國壯麗山河新貌的《中國風光》畫冊。前不久，還曾編輯出版了以全國人民深切悼念周總理為主題的攝影畫冊《人民的悼念》。全國各地其它攝影出版也日益增多；攝影創作輔導活動以及攝影理論研究和攝影評論活動也活躍開展。我們也高興地看到，隨著對外文化交流的恢復和開展，我國的攝影藝術作品重新在國際影壇上展出。今年五月在東京舉辦的亞洲第四屆攝影競賽中，我國有六幅作品獲獎。所有這些，都説明了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國攝影戰線上已經發生了可喜的變化。當然，這些收獲和變化都是初步的。我們的工作還有不少差距，我們的攝影藝術創作還不夠豐富多彩，攝影理論的探討和爭鳴還不夠深入，有的領導及創作人員的思想解放不夠，這些問題的存在，使我們的攝影藝術遠遠不能適應人民群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我們要進一步批判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從他們的禁錮中徹底解放出來。要繼續解放思想，發揚民主，認真貫徹執行“雙百”方針，切實保證有攝影創作的自由，攝影理論互相爭論的自由，放開手腳把攝影創作進一步搞上去，為開創一個百花爭艷、群星燦爛的新局面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