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面積雖不大，其文學在２０世紀中國文學中卻佔有重要地位，緣由在于香港文學在其發展過程中，打開了四扇窗戶，內在溝通了中國內地、臺灣、海外華人文學的聯係。窗開四面，風迎八方，香港文學也由此呈現獨異而豐富的生命力。這裏我以香港小説為例來談談文學所開的四扇窗戶。

　　第一扇窗：城市文學

　　香港文學的第一扇窗戶是城市（都市）文學的窗戶。“五四”新文學後的很長時間裏，中國文學基本上存在于“鄉村中國”視野中，獨立的、審美的城市文學形態一直顯得貧弱。在文學的“鄉村中國”和都市世界的轉換中，香港文學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戰前香港第一批作家侶倫、李心若、陳紅帆、謝晨光等較多受上海文化的影響，其創作較多地呈現了華洋雜處的香港都市風味。戰時香港淪于日寇之手，香港本土作家第一次大規模離港流散（侶倫、鷗外鷗等有影響的香港本地作家都流落內地）。戰亂遷徙産生強烈的“思鄉”之情，而戰後香港城的失而復得，使香港人對香港有了一種歸屬感，在《香港人日記》（１９４７）等小説中，香港作為“家園”得到了書寫，香港本土作家開始有了超越殖民地對峙意識形態的視香港為自己家園的香港意識，這種意識甚至使香港作家視港城為“鄉土”，成為香港小説本土性最豐厚的土壤。而此時南來作家也逐步弱化了以往的過客心態，在定居香港中視香港為家。正是這種香港家園意識使香港文學深入開掘香港的城市文化資源，而隨著香港的都市化過程，其城市文學形態也逐步成熟。

　　在大陸城市文學聲音沉寂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文學最有力地延續了“城與人”的話題。除了舒巷城的城市鄉土小説外，劉以鬯的實驗小説不僅讓香港城成為人物生存的重要環境，而且以七情六欲的血肉軀體去呈現香港城，使香港城成為小説的某種主人公。待到１９８０年代後，香港文學成為中國文學中呈現都市審美形態最豐富、呈現都市審美情感最復雜的城市文學。劉以鬯《酒徒》呈現的“圍城”狀態，西西《我城》解讀的“失城”狀態，也斯《剪紙》描述的“遊城”狀態，吳熙斌《牛》憧憬的“返城”，黃碧雲《其後》恐懼的“離城”，都會讓人感受到香港城帶給人的復雜情感和豐富感受。香港作家還常常採用飄離香港的架構來寫香港，讓香港呈現在“他鄉即故鄉”的視野中。這些無疑都使香港的都市文化資源得到了開掘。１９８２年香港歸屬逐步明朗，引發了香港文學的探史熱潮，很多作家的創作展現出為香港城的演變立傳的創作雄圖。施叔青的《香港的故事》、《維多利亞俱樂部》、《香港三部曲》等小説不僅在歷史的氛圍中努力還原了香港城的風情、習俗、氛圍，而且將香港城和香港人的糾結、依存、相融呈現得淋漓盡致。李碧華的《胭脂扣》等小説被人改編成電影、舞劇而屢獲大獎，也在于其言情之根深植于香港本土歷史，小説人物苦苦尋求的正是存在于都市民間情義之中的香港歷史，當這種歷史得以呈現時，香港城的存在也觸手可及了。

　　香港小説的探史潮在“九七”後依然延續，並跟都市文學形態更好地融為一體。董啟章的二聲部小説《天工開物栩栩如真》２００５年出版後，已獲“２００５年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十大好書”、“２００５年亞洲周刊中文十大好書”、“２００６年第一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説獎’決審團獎”等榮譽，並印行了４次。這部小説的探史獨異而深刻。全書“後聲部”１２章的標題依次是《收音機》、《電報/電話》、《車床》、《衣車》、《電視機》、《汽車》、《遊戲機》、《錶》、《打字機》、《相機》、《卡式錄音機》、《書》，也就是説，小説通過這些香港城中日常物件的發展史探尋香港人不尋常的歷史，模式化的城市物件由于與人的互依共存而各自呈現出獨異的“靈性”，而人也因此有了種種復雜性。這樣的歷史也許正是香港城和人的歷史，它起碼讓人關注到了香港歷史的特殊形態。在小説人物董富、董銑父子的歷史敘事中，英殖、日佔的歲月是鮮明的（例如小説講述到董富兩次因戰事離港，後來又隨新一軍南下，搶在英軍之前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香港），但歷史的代際距離更多的是物件差異造成的，“我”對阿爹年代的記憶就是電波的神秘（阿嬤龍金玉就是不可思議地從空中聽見並“破譯”了董富試驗小收發報機的電波訊號而與阿爹董富結下姻緣），“我”對阿爸年代的感受就是機床的纖巧（阿爸董銑和阿媽何亞芝的婚約開始于他用“機油和金屬的組合”令何亞芝有剎那的暈眩，他的“制造癖”甚至影響了“我”）。而這其中，有著生命的本源和困窘。這種人與物共生的歷程和圖景也許更反映香港歷史的本質性存在，也提供了最典型的城市文學形態。

　　《天工開物栩栩如真》有著多方面的城市文學價值，其中給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呈現了一個充滿純粹的都市現代感受的世界，尤其人使用物件的感覺被描摹得精細入微，並引發出種種意味深長的人生感悟。當城市人在物的隱形墻後的個人化感受被表達得如此豐富，絲毫不遜于以往鄉村小説、田園小説所呈現的內容，並孕蓄出城市哲學時，香港小説也就作為一種成熟的城市文學形態而留存在于中國文學中了。

　　第二扇窗：多元文學

　　香港文學開的第二扇窗戶是多元文學的窗戶。早在１９２７年香港新文學逐步興起後，香港文壇就出現了新舊文學並存、純文學和通俗文學互滲的局面。這自然反映出香港文化生態環境中的自由因素。香港社會的文化心理一直較多地在個人、世俗的層面上應合新思潮，會使不同的新思潮在香港文壇相依共生。總之，香港文學的“包容性相當大”。例如１９４９年後，當中國內地和臺灣各自的官方意識形態都主導著文壇潮流時，香港文壇扮演了一個特殊的角色。一方面，“五四”後集中主要的文學傳統，除了左翼傳統在中國內地進入體制而得以存身外，其他如現代主義都市文學傳統、通俗文學傳統等的傳統“轉移飄零到香港”，並和香港本土文學力量結合。戰後２０多年中能代表香港小説成就的作品，如高雄所寫市民商場小説，舒巷城所寫香港鄉土小説、徐訏所寫都市“神性”小説，劉以鬯所寫實驗小説、梁羽生和金庸的新武俠小説、南宮搏和董千裏等的歷史小説等，都反映出盡管作者有政治理念之不同，但作品都能超越國共兩黨和英殖當局的政治意識形態。

　　即使是香港左右翼文化陣營的對峙，也並非雙方勢不兩立。一是雙方政治立場對立，但“左右兩派文人，卻同有濃厚的中國情懷，左翼著眼于當前，右翼著眼于傳統，但同樣‘根’在中華”，到了１９６０年代，右翼堅持的民族意識，與左翼提倡的愛國情操甚至交匯合流，共同追求國家、民族、本土的文化建設。二是左右翼對峙一旦真正進入文化、文學的層面，實際上都會有較大的回旋空間。而“較長期在香港居住的左翼文化人，如羅孚等，多年來秉承中央的指令，他們也認同要盡量淡化‘左’的色彩，以較‘灰色’文藝的面貌來爭取香港讀者”，“他們對香港本地青年的影響，主要不在政治意識方面，反而在于喚起他們的民族意識，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在文學觀念上，右翼陣營在１９５０年代後期就充分注意到對西方現代派的係統評介，擺脫政治意識形態影響的較純粹的現代主義文藝崛興，顯然淡化了右翼文壇的政治色彩。而左翼的一些文學主張在香港顯然無法落實，所以左翼文壇堅持的“批判現實主義”已跟中國大陸的文學思潮疏離，同時左翼在認識和理解西方現代文學思潮上也較寬松。可以説，香港左右翼陣營在文藝觀念上並未形成根本性的對抗。三是左右翼文學陣營的創作各有其側重點，但都推進了香港文學“主體性”的建設，而香港文學“主體性”的建設，既包括擺脫國共兩黨政治意識形態和英殖民文化的影響，也包含對香港工商消費社會環境的調適。所以，左翼文學陣營的寫作更多繼承了１９４０年代後期採取的與香港群眾相結合的方針，開始多取“寫實”手法，反映香港草根階層的生活，後來為了更迎合市民大眾的閱讀需求，左派報紙《新晚報》更推出了梁羽生、金庸的武俠小説。右翼文人則較強調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文化的承擔感，強調中國文化本位的思考和感受，同時也充分注意了文學消費不同層面的需求。總之，左右翼文學力量都遊離于殖民體制之外，利用香港環境的多元性而生存發展。

　　正是在這樣一種生存狀態中，香港文學逐步形成了既力圖擺脫“英聯邦空間”的文化認同，又相異于中國內地主流意識形態的香港意識，這種意識更多地關注香港本土性的存在。不是説香港作家不關注“九七”回歸這樣重大的政治變動，但他們的關注確實跟內地作家不同。一些可視為“九七”政治小説的作品，如顏純鉤的《紅燈魅影》（２００４）等，所描寫的跟“九七”相關的政治傾向、政治事件、政治氛圍也是滲透于香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和人之根性，極少渲染“九七”回歸的政治意義。另一些小説以“九七”回歸為背景，著重刻畫的仍是都市男女的悲歡言情。例如辛其氏的《不老的謊言》（２００３）雖然點明的兩個日子暗含著香港歸屬開啟後的２０年，主人公的遭遇也暗暗呼應著“九七”回歸前後香港民眾的心理，但小説講述的是一則情意綿長而悲涼的都市男女故事。這些在樓市、股市這樣的城市生態中才顯現“九七”背景的小説讓人再次感受到了香港文學的多元形態。

　　第三扇窗：世界華文文學

　　香港文學打開的第三扇窗戶是世界華文文學的窗戶。中國大陸、臺港澳地區、海外華人社會這幾個板塊的文學組成的世界華文文學格局開始形成于戰後五六十年代（戰前海外華文作家的身份基本上還是華僑，其文學基本上可視為中國文學的海外延伸），而香港文學一直扮演著溝通不同地區華文文學的重要角色。

　　正如前面所述，戰後“香港的文化空間在當時海峽兩岸之間，是最開放和包容的”，所以香港逐步成為了世界華文文學的一種“公共空間”，不同地區的作家“旅居”香港從事創作，香港文學界、出版界也盡自己的資源“服務”于各地華文文學。以此時期香港文學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為例，香港文學的輻射影響是很明顯的。一是一些香港文化人到東南亞國家創辦刊物，建立華文出版機構。例如，１９５０年代初，姚拓、黃思騁等從香港到馬來亞創辦《學生周報》和《蕉風》雜志，培養了一大批後來在新馬華文文壇卓有影響的青年作家。尤其是《蕉風》，創刊後延續近半個世紀，對新馬及鄰國華文文學的影響功不可沒。二是香港此時期一些刊物直接為東南亞華文文學提供發表園地。據不完全統計，在香港《南洋文藝》、《文藝世界》、《海洋文藝》上發表過作品的東南亞華文作者不少于百人，幾乎覆蓋了１９４０年代至１９７０年代的好幾個世代的作家，其中不少人日後成為所在國華文文學的中堅力量。三是香港完善發達的出版業成為東南亞華文文學作品的集散地。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係的楊松年教授曾指出，戰後２０年中，“新馬華文文學書籍的出版有三個中心地，那就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香港”，而據統計，在香港直接出版的華文文學書籍多于馬來西亞出版的。即便是在新馬兩地編輯出版的華文書籍，也往往運往香港印刷、發行。香港的地理、文化位置促進了新馬作品在各個華人社會的擴散。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在香港出版的《新馬文藝叢書》、《赤道文藝叢書》、《南方文叢》、《新馬戲劇叢書》、《星洲文藝叢刊》等，都稱得上五六十年代新馬華文文學中的扛鼎之作。四是東南亞華人青年作者赴港就學從業，並依托香港的報業出版機構等發展本國華文文學。尤其是對一些本國華文生存環境惡劣的國家而言，香港幾乎成了他們的大後方。例如越南，華人知識分子大部分是在二次大戰期間，香港淪陷後流亡越南的，當時的法國當局允許他們在堤岸市謀生，越南的華文教育、華文報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興辦起來的，所以跟香港的關係一開始就很密切。在越戰之後，越華文學生存一直很艱難，而此時香港文藝刊物刊發的越華文學作品卻多了起來，尤其是《當代文藝》成了越華作家向世界表達其心聲的主要陣地。１９６０年代後，當印尼國內政治形勢日趨反華，華文生存陷入絕境，印尼華人作家也一直利用香港的環境來保存印華文學。出生于印尼的著名作家東瑞成年後移居香港，創辦了獲益出版事業有限公司，成為出版印華文學作品最多的出版機構。

　　此時期，香港文學自身則從兩個方面對東南亞華文文學産生影響，一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二是都市消費文學。例如，《蕉風》１９６１年起大力介紹西方現代主義文學，不少方面是以香港文壇為中介的，而溫瑞安（馬來西亞）的創作從現代主義起步，之後轉入新武俠小説創作，也可視為香港文學影響的一個典型的例子。

　　“九七”回歸後的香港文壇更自覺地扮演著溝通世界各地華文文學的角色。以《香港文學》（月刊）為例，這本在１９８２年香港歸屬明朗化以後創辦的文學刊物，一開始在劉以鬯手中就定位為立足香港，面向世界各地華文文學，逐步成為刊發華文作品的國家、地區最廣的刊物。“九七”後，《香港文學》初衷未改，與世界各地華文作者的聯係越來越廣泛、深入。刊物刊出的各種作品大展往往聚合了香港和中國內地、臺灣以及歐美澳亞各地華文作者，蔚成大觀。新世紀以來，《香港文學》更是有計劃地推出了十余輯分國別的華文作家創作展，影響廣泛。《香港文學》同樣關注中國內地文學，刊出了“寧夏青年作家作品展”這樣的專輯，其中的良苦用心令人感動。２００６年，世界華文文學會在香港成立，日後的香港文壇會在世界華文文學中扮演更引人注目的角色。

　　第四扇窗：世界文學

　　香港處中西文化交流之地，它打開的第四扇窗戶自然是世界文學的窗戶了。香港文學一向得世界文學風氣之光，其試驗性、探索性依托著香港豐富的都市文化資源而顯得持久、強勁。早年香港對世界文學的譯介自然難免英殖民文化的烙印，但１９５０年代中期起香港發生的現代主義文學思潮有著自覺地突破“政治勢力影響”的努力，又強調“‘現代’是‘現代’，是不容逃避與否認的，而那必得是個人的、中國的‘現代’！”，所以廣泛接納著歐美各種現代主義思潮。待到香港經濟起飛，城市日益都市化，現代、後現代的本土環境日益豐富，作家又始終從創作個性出發去吸納世界文學資源，香港文學跟世界文學的對接得到了多層面的展示。從早期的徐訏、劉以鬯到中生代的梁錫華、董橋，再到新生代的董啟章、黃碧雲等，他們的創作既與世界現代、後現代思潮有“同步”呼應，又在“回歸”中對傳統、本土的文化資源深入開掘。

　　“九七”後香港文學與世界文學交流的窗口一直敞開著，像香港浸會大學所辦的國際作家工作坊，為香港作家提供了一個開闊的直接跟世界各國同行對話的平臺。跟中國大陸、臺灣地區相比，香港作家參加世界各地文學活動更加廣泛、頻繁。“九七”後，在１９７０年代香港經濟發展後出生的“新生代”登上文壇，其個人化寫作的傾向更明顯，學院文化背景的影響更深廣，對媒體的使用也更多樣，這些都使得“新生代”創作面對世界文學發出的聲音更豐富。

　　香港城歷來有一種奇異的混合存在，就是多神的廟宇世界和多維的電子空間在一座城中共處、契合，這使得香港文學極有鄉土味也極有現代味。香港文學總是以嶺南文化的開放性、兼容性接納、融攝著外來影響。這使得香港文學與世界文學的對話背後有著一種充盈活力的傳統在支撐。前面論及的董啟章的長篇小説《天工開物栩栩如真》就是在“天工開物”的傳統、鄉土背景下，展開了現代和後現代交融的敘事。香港文學自然一直有著它的生存困境，但它始終“邊緣”的生存反而使它能從容交融不同的文化資源，香港文學始終會以中國傳統文化最先迎受現代前衛衝擊的前沿狀態面向世界，這使得世界也不斷對香港文學抱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