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俗文學創作上，香港曾是風起雲涌的繁華之地。

　　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以武俠小説和言情小説為主幹，旁及歷史小説、科幻小説以及報刊上快餐型的雜文、小品的通俗文學在香港興起，構成了從這一時期及此後數十年的香港文壇為滿足社會文化消費需要的另一番文壇熱鬧景象。

　　一直到現在，香港通俗文學中最受歡迎的仍是“武俠”與“言情”；尤其是“武俠”，從《龍虎鬥京華》大受歡迎開始，引出了梁羽生本人源源不絕的創作，也引出了金庸，以及其他作家如林夢、高峰、風雨樓主、倪匡等人的創作。他們的創作，又刺激了60年代香港電影中“動作片”的鼎盛。最負盛名的導演如張徹，拍了近百部電影，大多數為武俠片，例如《獨臂刀》（１９６７）在當年贏得百萬元以上票房，轟動一時；再如胡金銓導演的《龍門客棧》（１９６６）也有80萬元的票房。電影與小説互相激蕩，使得“武俠”在大眾文化市場中成為一種基本的消費性文類，影響所及，遠遠超出香港一地，而至臺灣及海外的華人世界。而流波所至，我們內地的影視劇到了新世紀，仍然青睞改編、演繹這種“新派武俠小説”，《七劍下天山》、《神雕俠侶》等影視劇的多次翻拍，並從“出口轉內銷”到“內銷轉出口”，傳播的軌跡很能説明其中的一些關鍵性問題。

　　新派武俠小説從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在海外、臺港澳的流行再到八十年代傳到大陸又風靡一時。個中因由，在我與費勇先生合著的《金庸評傳》與《梁羽生傳奇》等專著中曾有過探討。我們認為：前者的流行與海外、臺港澳讀者深層的“懷鄉”情結有關。他們遠走異鄉，自願地選擇了放逐的命運，一方面既有由于肉身的遷移而涌起的家園飄零之感，另一方面又有文化傳承危機而升起的“文化懷鄉”情結，新武俠小説剛好呈現了想象中的故國山河、夢縈中的文化神韻。例如從金庸的作品中讀出了蘇杭的美景、琴棋詩畫的風流，儒釋道的玄思等等；也許可以這樣説，新武俠小説代表著20世紀中國文化與傳統之間的深刻連接，或者説，對中國傳統文化作了一次細致、深情的文學書寫。一個顯著的證明是：幾乎整整一代海外的華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是通過新武俠小説對中國傳統文化産生認同的。

　　後者的風靡也説明了，從更深一層看，從“五四”開始的反傳統迷思、六、七十年代的“革命迷狂”（如“文化大革命”），使得現代與傳統之間有著巨大的斷裂。然而，破壞的激情只能帶來片刻的快意，接下來的便是空虛與茫然。必須在一種傳統得到延續、保護的社會中，人的心靈才能得到安寧。而在金庸等人的創作中，中國文化美好的一面，詩情畫意的一面，都被表現得酣暢淋漓，上至儒、道、釋的哲學倫理，下至民俗民風，無不活潑潑地呈現在讀者面前，那種氛圍與意象，是現代中國人失落了很久的“中國”，是夢幻裏的如詩如畫的“中國”，小説裏的人物是地道的中國人，他們的語言是地道的漢語，他們的生活方式是中國式的，五岳的山山水水，宋明的村鎮酒肆，伴隨著棋琴書畫，刀光劍影；他們活動的場景是中國式的，從長河落日圓的大漠，到楊柳依依的江南，曲徑通幽的庭院；他們的情感也是中國式的，洋溢著中國審美傳統的神韻……這一切，都容易使生活在現代的中國人感受到內心深處的“根”與“魂”，以文學的方式彌補了由于“五四”新文學以來激烈的反傳統意識而造成的“現代”與“傳統”之間的裂隙，從而使得中國傳統的美學意蘊，重新獲得深厚的生命力，這也是在上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相當多年輕人因為新武俠小説而重新與傳統之間産生聯結和直到今天“80後”青年作家模倣、創寫武俠小説、歷史小説的主要因素之一。

　　以金庸的小説為例，他的十多部作品，差不多全都有著真實的歷史背景，主要是宋、元、明、清四個朝代，真實的歷史人物如康熙、乾隆、朱元璋、李自成等，都在他的作品中出現過。對這些人物的描寫，以及對歷史事件的描述，金庸努力做到了“一方面與歷史有關，另一方面與日常生活有關，是一部編年史，是一本部落之書，一部有關風俗與傳統的重要匯錄，而同時也是一本供大家娛樂的故事書”。（保羅門採語）

　　作為形式上的武俠小説，金庸對武打招式、武打過程的描繪，別具匠心。他將每一招武功都安上了美好動聽、充滿詩情畫意的名稱，而且將各種稀奇古怪的招數介紹得一清二楚，就像電影蒙太奇的效果。精彩和鏡頭層出不窮，一個套一個，一環扣一環，讀來津津有味，而且在武打的同時，人物的心理活動盡顯其中，尤其難得的是，金庸常常將佛法、道教原理，以及中國傳統哲學融入武功中去，寫出那種天地萬物融為一體的高妙境界，將東方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神韻充分發揮。

　　金庸作品從上世紀60年代起風靡海外，並受到海外少數學者的激賞，但到80年代以後，才真正影響大陸的圖書市場及文學界，乃至文化界。北大的嚴家炎教授將這種影響概括為“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當然，也有學者對此進行了質疑，爭論一時激烈。但無論如何，金庸小説迫使大陸文學界重新思考“雅”、“俗”文學的定位。傳統的雅俗之間的界限、壁壘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已經很少有人將金庸只看作是“通俗小説家”。在20世紀的中國，金庸可能是讀者最多的作家，更是努力去突破了“雅”與“俗”界限的作家，這種影響對我們而言才是深遠的。

　　香港的言情文學，則是中國文學發展的另一脈特有的“異香”。

　　中國小説史中，言情小説是佔有最多篇幅的。其中的佼佼者當以《紅樓夢》為最。作為最發達的文類，中國古典的言情小説，最吸引人的當是其中浮世繪般的社會百態，人情世故。而千古不滅的兒女情長是言情小説的靈魂。只是到了上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以蘇曼殊、徐訏和無名氏等為代表的“浪漫的一代”風流雲散之後，在文學界，已再難拾掇起來；尤其在50年代左右，情愛畫廊成為落伍的事物，在大陸和港臺，都曾一度湮沒。
言情文學的傳統在五六十年代的港臺文壇，由大眾文學延續著，直到80年代初，先前在港臺大眾閱讀市場上流行的“言情小説”進軍大陸，仍能掀起“熱潮”，並在90年代乃至新的世紀，一樣擁有廣泛的讀者。

　　作為中國言情小説發展的一個階段，輾轉進入不斷轉型的現代都市中的香港言情小説，帶有著社會發展的時間刻痕與地方特色。在多如恒河沙數的香港言情小説中，能夠成功地塑造出某種言情類型，較大地影響到讀者的價值取向與行動取向的並不多，以依達、亦舒、李碧華、梁鳳儀、張小嫻為代表表現出幾種不同的生活態度和情愛范式。

　　依達及傑克、望雲等活躍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壇上，受當時香港傳統文化氛圍的影響，他們的言情模式大多脫胎于明清兩代的“才子佳人”小説。這時期的言情小説，主要還是皈依于中國民族傳統的道德觀念，即使是依達的一些反映青年一代苦悶、孤獨心態、在當時看來比較洋化的作品，其內涵還是表現美與醜、善與惡衝突的傳統主題。稍後出現的嚴沁等作者走的也是這一路子。大部分的作品都洋溢著溫馨而浪漫的情愛氣息，卻缺乏現實的詩意，難以在時間的歷史長河中留下深刻的印痕。

　　亦舒“走紅”于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其成功與香港經濟迅速發展、工業文明擴張有關。穩定的社會環境，高收入快節奏的城市生活吸引了大量年輕女性，也強烈衝擊著青年人的思維方式。人們的精神追求，包括對愛情的追求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以往中國人對待兩性關係那種拘謹內向的心態，已經被對愛情的渴望所漸漸取代，亦舒的小説以現代職業女性的浪漫故事為訴求，增加寫實成份，呼吸著香港人的生活氣息，配合了現代人的生活節奏，熱中有冷、笑中有淚、愛中有恨、倡導男女平等，鼓吹女性主義，很能切合處于商品經濟社會中的現代女性的需要。而她敘述方式中的“濁中見清，醜中見美，平中見奇”的行文風格，以及語言中深蘊的那一份機智俏皮的辛辣與幽默，使她的作品成為大陸八九十年代以後都市白領的“最愛”，甚至被奉為“職場女性情愛寶典”。

　　上世紀90年代走俏的梁鳳儀與張小嫻的小説，亦是亦舒一路。她們的作品同樣強調女性的自主獨立，對女性深藏著的素質與能力更為推崇。她們的許多故事似乎是在告訴讀者：女性天生有一種把握機遇、發揮才幹的能力，只不過被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壓制了。一旦給予她們機會，她們同樣是社會的棟梁。這一類型的小説雖力避一般流行小説的頹廢情調與肉欲挑逗，格調較為清朗，但畢竟不能擺脫憑空想象的奇情、虛無縹緲的貴族式情調等流行小説固有的牽制，難以突破。

　　李碧華的寫作有著讓人深思的“邊緣性”，既不在純文學的中心苦思，又不在消費文化的陣營盤桓過久，嘗試著走一條“中庸之道”——其作品既不嚴肅到無人問津，又不俗到“走火入魔”，而是熔二者于一爐，不走極端。好處是兼容並蓄，採眾家之長，雅俗共賞，但往往也不容易把握，難以界定。

　　李碧華的小説創作大部分在發表之時也被臺港、大陸同時拍成影視劇，這一方面影響也頗大，如《胭脂扣》、《霸王別姬》、《青蛇》、《生死橋》、《潘金蓮之前世今生》、《秦俑》、《誘僧》等獲多種國際獎項。更難得的是，“九七”之後，李碧華的“北望神州”之作源源不斷，她的《煙花淚》（２００１）年，號稱是根據真人真事所作的報道文學，記錄一位抗戰時期的慰安婦如何在解放初期與一前國民黨警察共組家庭，兩人如何因政治原因被拆散，又如何在大躍進期間被迫離婚。38年後，垂垂老矣的婦人一心要找到下落不明的前夫，重敘離情。在李碧華的協助下，世紀末的香港竟然掀起了尋人熱潮，而且延伸到國際華人圈內。李碧華的尋人行動既藉助最時新的國際網絡科技，也藉助最古老的易經卜卦術數，結果天從人願，老兩口終于重逢。而重逢的地點竟是淄博，蒲松齡的故鄉！用李碧華的話來説：“如果一個傳奇，自《易經》開始，以《聊齋》作結，就很圓滿。”這也就把自己的創作跟古典的文學傳統接上了相連的血脈。

　　在香港的大眾閱讀市場上，言情小説、武俠小説、歷史與科幻小説三足鼎立，擁有廣泛的讀者。它們是大眾尋求精神慰藉的主要途徑，是一種永恒的逃避主義，也是一種對現實的補償。就像精神分析心理學揭示的那樣，具有粉飾與宣泄的作用，生活中不能實現的向往，借著文字的演出，一一得以夢想成真，它們通常不會觸發到讀者的深沉的歷史、政治或文化情懷，而主要是讓人們在投入性閱讀中獲得一種精神暢快：讀一本書如做一個夢，夢醒後該怎樣過依舊怎樣過，如同炎夏吃一根冰棍，雖不過癮，卻也能短暫解渴。和其他的暢銷書一樣，香港通俗小説是“一種有用的工具，我們能夠透過它們，看到任何特定時間人們普遍關心的事情和某段時間內人們的思想變化”（蘇珊埃勒裏格林語）。這樣的閱讀方式比較符合現代社會市民一方面以利益為中心，關心日常生活的延續；另一方面，也較有獨立意識，是一個個生動的個體的社會現狀，再加上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對于大多數市民來説，緊張的工作之余需要休閒文化來予以調節。同時，社會轉型的萌芽激發起人的欲望與夢想，通俗文學為他們提供了消閒的素材，也為他們的夢想插上了翅膀。這也是它們能在改革開放30年的中國大陸流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