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頻繁的戰爭中不斷壯大

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話劇工作，首先是從紅軍部隊中開始的。它一開始就不是單純的只為娛樂，也沒有一個明確的“開展話劇運動”的目標，它的産生完全是由于部隊政治工作與開展群眾工作的需要，自然而然地生長起來的。當時所有革命武裝部隊、農民自衛軍，在反帝反封建的遊擊戰爭中，到處消滅國民黨軍隊和“挨戶團”、“保衛團”等地主武裝，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農兵自己的民主政權，部隊既要打仗，又要緊張地進行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立政權等民運工作。當時的宣傳工作，除了口頭的、文字的演講、傳單、標語、圖畫、口號外，演話劇便是發動群眾的主要形式之一。

因此，只要是一支獨立行動的紅軍隊伍，每逢打了勝仗、進一城、佔一鎮，總要召開群眾大會，演幾臺話劇，這已成為慣例。部隊在戰爭空隙休息和整頓時，除了洗衣服、打草鞋、擦拭武器、進行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以外，還以駐地為單位，舉行晚會“演他幾個劇”。這樣，話劇就成了紅軍政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組成部分了。

話劇雖然在遊擊戰爭中已非常需要，開展也很普遍，但在開始時並沒有設立劇團機構，也沒有專門的演員。每逢演劇時，不論指揮員或戰鬥員，都可以參加。特別是擔任政治工作的政治委員、政治部主任、指導員、宣傳員，都自覺地當做政治任務積極參加演出活動。

我們紅軍第五軍第五縱隊政治委員何長工同志，第二支隊政治委員陳奇同志，大隊隊長、政委洪超、姜啟華，醫務工作者曾育生、謝卿雲等同志和許多宣傳員、戰鬥員，都成了我們演出中不可缺少的“演員”。特別是何長工同志，那時候每劇必親自組織，親自參加，每個節目都要出臺，他的演出對觀眾有特殊的吸引力。

１９２９年，程子華同志領導獨立十五旅的士兵們，在鄂東南大冶、陽新兩縣起義後，我參加了紅軍第五縱隊。我們的縱隊政委何長工同志聽説我好演話劇，就將我分配到縱隊政治部，並擔任了藝術股長的工作。我的主要任務是搞話劇。記得幾次打下通山縣，兩次進佔崇陽城，打平江、修水、馬坳、渣津、長壽街，以至攻佔岳州，我們都演了話劇。雖然我以後不久擔任特務大隊和十六大隊的政治委員，但每逢演劇，我始終未脫過場。

１９３０年夏，紅軍第五縱隊和軍部及其他４個縱隊，集中在湘鄂贛邊界，擴編成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紅五縱隊擴編為紅第八軍，成立了軍團、軍、師各級政治部。擴編後，政治部都增加了藝術股的編制，目的是為了加強文藝宣傳工作，以便集中力量搜集材料，編寫劇本、排劇及演出。這時話劇工作成了紅軍文藝工作中的主要形式。

１９３０年７月下旬，紅軍第三軍團打下長沙時，四百多革命青年學生涌進紅軍中來，他們中的一些同志，如向仲華、曾育生、史猶生、華英等，還積極參加了我們的演出活動。他們的到來，給話劇工作增加了新生力量，這以後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在湖南平江、瀏陽大會合，二次打長沙後，向東經過醴陵過老關入贛，連克萍鄉、宜春、分宜、新喻、表州、臨江、峽江等縣城，另一路軍攻佔吉安，東渡贛江進入贛南革命老根據地，沿路我們都演過不少話劇。所到之處，勞苦群眾們幾乎都看過我們的話劇。因此，話劇工作在配合武裝鬥爭、宣傳群眾、擴大紅軍影響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並在頻繁的戰爭環境中不斷壯大了我們話劇工作的力量。

豐富演出造就了根據地的“文化中心”

１９３０年冬，紅軍主力一、三軍團回到江西革命根據地，接二連三地粉碎了蔣介石、何應欽、魯滌平親自指揮的三次“圍剿”後，以贛南瑞金為中心，建立了鞏固的後方根據地。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同時將一、三軍團的隨營學校和閩西彭楊步兵學校，合編為工農紅軍學校。校政治部根據當時的需要成立了俱樂部。因為那時學員的文化水平都比較低，學校教學除軍事、政治課程外，特別注重開展各項文化娛樂的課外活動，以這種形象教育方式來輔導學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這項任務完全要由校俱樂部來負責實現。校俱樂部內組織了文化、體育、戲劇等管理委員會，並設有很多教員和管理員，以分管各委員會的日常工作，這些委員、教員和管理員，同時也就是話劇的演員。

戲劇管理委員會由歷來積極從事話劇工作的李伯釗、詹拱之、蔡紉湘等同志和我組成。有一個時期，每周都舉行晚會和演話劇，話劇多在露天舉行。每當紅校一有晚會，除全校學員參加外，周圍的群眾不用通知都會踴躍參加，有時遠在十幾裏路以外葉坪的中央負責同志們也到場觀看。每次晚會非常熱鬧，所以，“紅校”俱樂部幾乎成了當時瑞金的“文化中心”了。我們演過很多劇，主要的有《父與子》、《破牢》、《階級》等，作者姓名已經記不清了。

因常舉辦晚會，學校附近的老百姓都認識了我們的演員。群眾見到我們都非常親熱，通過演出也密切了軍民關係。我們舉辦晚會有時候也請外單位的同志來參加，如蔡暢同志就是經常來演出的，何叔衡老同志也飾過劇中的地主角色。特別是徐老（徐特立同志）勁兒更大，他在師范學校裏，親自寫劇本，親自導演，極大地活躍了學校的文化生活。在徐老的倡導下，師范學校為紅軍培養出不少從事話劇工作的青年幹部，造就了一批能夠單獨出演的話劇人才。多年之後，徐老在延安提起這件事時，記憶猶新，念念不忘。

話劇運動之花在根據地盛開

“九一八”事變後，蔣介石不顧東北淪亡，仍瘋狂地向革命根據地進行第四次“圍剿”。從北方調來的第二十六路軍，在我黨抗日政策的影響下和該軍中共産黨員的積極工作下，使這支軍隊從上到下不少有識之士起來反對國民黨的“對外投降，對內剿共”的反動政策，並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４日，在江西寧都縣舉行了武裝起義。之後，整編為紅軍第五軍團，大大的壯大了革命力量。在勝利的形勢之下，紅軍學校話劇工作的任務加重了幾倍，這時，從事話劇工作的人員也有了一些擴充。記得當時的主要人員有：崔音波，他是一位朝鮮同志，也是我們的提琴專家；石淡峰同志，她善飾老太婆，以後人們都稱她“老太婆”；還有石聯星、彭舜華等4個女同志，都是從上海來的知識青年。蔣耀德、孟陶同志是醫生，李建平同志是位軍事教員，他們都是熱心話劇的積極分子。有沈乙庚，劉月華，此外還有施英、施月娥、施月霞、施月仙，她們是有名的施家四姐妹，個個活潑伶俐，能跳能唱。還有十幾個由漳州來的知識青年，其中還有幾個臺灣籍同志。由于這些同志參加了“紅校”的話劇工作，就大大加強了我們這支隊伍的力量。

在校政治部主任歐陽欽和其他負責同志的鼓勵和推動下，成立了“八一”劇團。劇團的委員會中記得有黃火青、霍步青、伍修權、李伯釗、詹拱之、蔡紉湘、宋發明、鐘維劍、洪水、張欣等同志，由我擔任日常工作。“八一”劇團是革命根據地的第一個劇團，它的誕生標志著革命根據地話劇工作從此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八一”劇團一誕生，就受到根據地軍民的歡迎，中央政府召開各種會議或舉行重要活動，經常邀請劇團前往演出。福建省在汀州召開全省工農代表大會時，劇團的全體同志都去了，在那裏我們公演了幾天，整個演出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和有關負責同志的鼓勵。

我們“八一”劇團在汀州公演時，有位負責同志對我們説：“中央很重視話劇工作。因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文化工作需要大力開展起來，為革命戰爭、為大眾服務。中央準備成立一個單獨的機構來領導和推動全區的話劇工作，據説款項已經撥定，你們一回去，就要開展籌備工作。”果真，我們一回到瑞金，中央有關同志就召集我們談話，並明確指示我們開展這項工作的方針、范圍、步驟和做法。同時成立了籌備委員會，開始進行籌備工作。經過緊張的準備並報請中央同意，我們成立了工農劇社總社，初以張欣為社長，不久換為倪志俠。總社附設有高爾基戲劇學校和“藍衫團”，以培養話劇幹部、演員。校長由李伯釗同志擔任並兼團長。“藍衫團”每人備有一身藍衫，三角形的上襟裏紅外白，登臺時，不用多事化裝，翻出紅的代表革命人物，白的代表反動人物。表演內容簡單明確，人也可以代表機器、車馬等各種形象，這種表演的總名叫“活報”，是伯釗同志從蘇聯學來的，當時盛行于革命根據地紅軍部隊中。學校還從“紅校”抽調了沈乙庚、王普青、魏思遠、石聯星、施英、施月娥、劉月華等任專職教員，另外又聘沙可夫（陳微明）、胡底、錢壯飛等同志為義務教員，我是在總社與紅校之間“跑龍套”的。總社的社址在瑞金西門外沿河邊的一座大祠堂裏。第一期學員是從各縣選調的一百多個聰明活潑的男女共産主義兒童團團員。學校成立舉行開學典禮的那天，在本社內，我們組織了豐富多彩的晚會。記得晚會節目有音樂、歌唱、海軍舞、快板、崔音波的提琴，還有“啊呀咧”的山歌，她本名叫陳亭秀，嗓音清脆嘹亮，她一出場就是一聲很長的“啊呀咧”，所以大家都親切地稱她“啊呀咧”。還有當時的知名藝人“王粢大鼓”，活報劇《粉碎敵人的烏龜殼》等。壓臺的話劇是《我——紅軍》，是專為總社成立、集體創作、由張欣執筆的一個多幕長劇。這個話劇由洪水、伯釗等同志和我們幾個人主演。那天中央負責同志也應邀從幾十裏外趕來參加了成立晚會。晚會自始至終掌聲不斷，觀眾一再歡呼“再來一個”、“呱呱叫”，直到夜半才結束。

劇校學員定期畢業後，分配到紅軍部隊裏和地方上。從此，話劇工作在整個革命根據地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這中間出現了不少新的劇團和列寧館，話劇運動的鮮花，就這樣在革命根據地盛開起來了。

對敵宣傳收效大

粉碎第四次“圍剿”以後，革命根據地各項建設都發展起來了。為了適應擴大紅軍的需要，我們就以原紅軍學校為基礎，在瑞金西郊的大槐樹下村，築起新校舍，擴建為郝西史大學即紅軍大學。在九堡、于都二地，又成立了彭楊和公略兩個步兵學校，在武陽窩鎮成立了特科學校。這時的“紅大”俱樂部，就是原先的“紅校”俱樂部，它仍保持著原有的話劇活動力量。它的任務除在本校開展活動外，還要到其它各學校公演以及參加開學公演、歡迎新學員到校和歡送畢業生上前線，重要場合晚會上的公演等。遇有大的晚會時，我們就和工農劇社共同組織，聯合參加。雖是兩個團體，但有不可分離的密切關係。

１９３４年春，中央在瑞金的沙洲壩新建了一座能容二千人的大禮堂，並在這裏召開了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會議期間，我們組織了七八次話劇、歌舞、活報和雜技晚會，這些都是由工農劇社和“紅大”俱樂部聯合演出的。除各種歌舞活報、“啊呀咧”山歌、崔音波的提琴、四部合唱輪唱的《工農兵代表會歌》、《臺灣草裙舞》、《黑人舞》，以及插秧、播種、收割、打禾、送糧、籃球、足球、網球、海、騎、炮兵、追擊、肉搏等等各種各樣表現生活題材的歌舞外，主要的話劇是《沈陽號炮》、《松鼠》、《烙痕》、《武裝起來》、《北寧路上的退兵》、《活菩薩》、《非人生活》等。每場演出演員極為嚴肅認真，舞臺、布景、服裝、道具、效果、燈光等，都較平常完備。我們的演出受到大會和首長們的嘉勉，毛主席還親自招待我們吃飯。

這次專門為大會創作的《工農代表大會歌》是秦邦憲同志填詞、崔音波同志譜曲。這首歌的歌詞大致是這樣：“勞苦工農，全蘇大會開幕了！工農兵勝利的號炮，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勝利屬我們，堅決前進！堅決前進！工農兵勝利萬歲！堅決前進！堅決前進！工農兵勝利萬歲！”

為了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中央提出“一切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的口號，動員全革命根據地所有力量，支援前方。話劇工作也不例外，工農劇社組織了野戰劇團，到廣昌一帶的前線，進行慰問演出和開展對敵宣傳工作。

對敵宣傳收效很大。説來也很稀奇，在兩軍作戰的情況下，怎麼好給他們演劇開展宣傳工作呢？那時，敵人在多次“圍剿”遭到失敗的情況下，就採用了德帝國主義顧問賽克特教給的堡壘戰術，一橫排一橫排地向前推進築堡壘，左右前後的距離，都在槍彈射程之內。因此，敵我相距很近。對方説話都可以聽得到，演劇也能看到和聽到。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下開展宣傳活動，當然，我們演戲的場所也有必要的自衛措施。每逢我們演出，敵軍士兵看得高興時，也學著我們喊“呱呱叫”、“再來一個”。遇到敵軍官到堡壘巡查時，他們就都鴉雀無聲了，我們就暫時熄燈停演，隱蔽起來，有時他們還要打幾響冷槍過來。國民黨當官的一走，劇團和我們的“觀眾”再繼續進行晚會。以喊口號、唱快板、説書、互相問答、演短劇等方法，宣傳我軍的政策，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動本質。在對敵宣傳工作中，我們確實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敵軍土兵看過劇後，曾發生一班一排甚至整隊起義過來的情況。

紅軍初期的話劇活動，之所以能夠蓬勃開展、茁壯成長，首先它適應了革命形勢的需要，並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而發展。其次，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就深深扎根于紅軍之中，並得到各級領導的關懷和支持。因此，我們紅軍的話劇運動，像春天的映山紅一樣，開遍了整個革命根據地。

（作者文中身份為紅軍第3軍團5軍5縱隊特務大隊和16大隊的政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