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０年６月，我在福建省寧化縣上曹坊村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開始，我在紅四軍第二縱隊副官處當公差兵。6月底，部隊移駐江西省興國縣城裏。一天，縱隊政治部宣傳科長張際春同志把我叫去談話。我把自己的簡歷對他談了之後，他開門見山地説：“你會寫字嗎？”我在老家讀過幾年書，還在小學校當過一年半的校役，便不好意思地回答説：“寫得不好。”張科長高興地説：“不要緊，寫幾個字給我看看。”隨即他拿來了紙、筆、墨、硯，要當場考試。我接過紙和筆，心裏有些緊張，一時不知寫什麼字才好，憋了老半天也沒有下筆。張科長很隨和地説：“不要緊，隨便寫什麼字都行。”緊接著他又説：“就寫‘打土豪’３個字吧。”于是，我一筆一畫地寫出了“打土豪”３個字。字體雖然不太漂亮，但還算端正。張科長一看，滿面笑容，拍拍我的肩膀説：“行！你就到宣傳隊當宣傳員吧！”
在這半年以前，還不太重視宣傳工作，搞宣傳都是抽一些病號參加。因此，曾經有少數同志説宣傳隊是“收容隊”。古田會議以後，這種傾向逐步得到了糾正。古田會議決議指明了紅軍中宣傳工作的重要意義、任務和方法，為紅軍的宣傳工作制定了正確的方針。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６日，紅軍第四軍政治部還發布了《宣傳員工作綱要》，使宣傳工作更加具體化了。自那以後，宣傳員的成分也起了變化，挑選機關、連隊中文化水平較高的骨幹分子參加。這樣，宣傳隊的地位比以前高多了，誰當上了宣傳員，誰就被認為是有兩下子的人，其本人也覺得光彩。我能到宣傳隊裏去工作，心裏當然是甜滋滋的。
當時，宣傳隊的任務主要是宣傳工農群眾，檢查部隊的紀律，瓦解敵軍和教育俘虜，搞社會調查，發動群眾打土豪、籌款，對部隊進行宣傳鼓動工作，給連隊戰士教唱紅軍歌曲等。形式上主要是文字宣傳、口頭宣傳、化粧宣傳等。
文字宣傳主要是寫標語、散發傳單。同志們隨身帶著宣傳品，在行軍途中不斷地散發給群眾。到了縣城、圩鎮，宣傳隊就用大紅布寫上標語，懸挂于街道中間。凡是人們常到的地方，都要寫上和貼上標語。我們還常常通過郵局給敵方白軍官兵郵寄宣傳品或信件，向他們宣傳紅軍的主張、方針和政策。我到宣傳隊的第二天，就拿著一把棕刷子，提著一小桶石灰水，走到哪裏寫到哪裏。石灰用光了，就在當地購買補充。標語內容有對敵人的，有對群眾的，也有對部隊的，如“打倒土豪劣紳”、“反對軍閥混戰”、“消滅反動勢力”、“農民暴動萬歲”、“窮人不打窮人”、“實行男女平等”、“士兵不打士兵”、“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俗話説“雁過留聲，人走留名”，當時我想，寫標語難道不是為紅軍留名、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嗎？所以，我們每到一地總想多寫上幾條標語。寫鬥大的字還覺得沒有氣魄，就到老鄉家裏借來梯子，架在墻上寫更大的字。就這樣，紅軍所到之處，在行人易見的墻壁上，都有我們寫下的標語。別看這些石灰字，政治影響很大。窮人看見它高興，地主看見它喪膽。一天，我們幾個人來到湖南省瀏陽縣文家市附近的一個村子裏。大家一到此地，幾把棕刷子在墻壁上就刷開了。附近的群眾看見我們寫標語，知道是“朱毛”領導的紅軍來了，紛紛圍攏上來看熱鬧。有個中年婦女走到我們跟前説：“紅軍同志，到我家門口寫一條好嗎？”“好！”我高興地應了一聲，就走到她的屋檐下寫了四個大字。那位大嫂笑嘻嘻地問：“什麼字？”我指著墻上的字告訴她：“紅軍萬歲！”她聽了連連點頭，説：“好！好！紅軍萬歲！紅軍萬萬歲！”可是，這個村子裏的地主、土豪劣紳發現我們來了，知道將有大部隊進村，一個個都逃到村外去了。這也好，部隊進村後不費一槍一彈就可以向地主“清倉查庫”，把地主、土豪剝削農民的糧食和物資，分給當地的勞苦工農群眾。
搞口頭宣傳主要靠口講。這個任務要由一些善于講演的同志擔任。他們都是手持一面紅色宣傳小旗幟進行講演。為了更好地吸引群眾來聽宣傳，有時還敲鑼打鼓，爾後乘機作講演。他們還經常深入各家各戶作個別談話、教育俘虜等。我雖然負責文字宣傳——寫標語，但有時也免不了搞口頭宣傳。一次，領導讓我看管一百多名俘虜兵。這些俘虜絕大多數是窮人出身，是被迫參加國民黨軍隊的。他們被俘後，紅軍實行優待俘虜政策。因此，他們對我們沒有什麼敵意。除少數人想回家外，多數人表示願意參加紅軍，但一時還沒把他們編入連隊。一天晚上宿營時，一個俘虜兵乘我睡覺的時候，從我的口袋裏偷走了幾十元（銀洋）夥食費。當我起床後，發現口袋裏的銀洋沒了，猜測是俘虜兵幹的。但我沒有發火，也沒有挨個搜身，而是向他們耐心地講清道理。我和大家説：“這筆錢是大家的夥食費，我有份兒，你們每個人也有份兒。在紅軍隊伍裏，人人親如兄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不能像國民黨軍隊那樣，誰手長誰發財。現在這筆菜金錢丟了，大家吃飯就成問題了，俗話説‘民以食為天’，大家沒有飯吃，怎麼能行呢？”我的話一停，底下就唧唧喳喳地議論開了。不一會兒工夫，有個人把我拉到一邊，説是某某偷的。後來經過個別教育，偷錢的俘虜兵承認了錯誤，把錢交了出來。這件事使我體會到：寫標語威力大，但口頭宣傳的作用也不小啊！
在紅軍部隊裏，還經常舉行文藝晚會，鼓舞士氣。不過，那時的劇團都是業余的。參加演出的演員除宣傳隊的宣傳員外，有不少是自動參加演出的戰士、班長、排長、連長。許多領導同志也登臺表演，如當時擔任師直黨總支書記的楊成武、團黨總支書記的王集成等都當過臨時演員，這對我們宣傳隊來説是一個很大的鼓舞。我第一次參加演出的節目是表演唱《工農兵和婦女解放歌》。表演時有的扮成工人，有的扮成農民，有的扮成士兵，還有的扮成女人。我扮成農民，唱的那一段幾十年來一直沒有忘記，歌詞是：
我本是一農人，
多少年痛苦都受盡。
今天想起來，
怎麼不痛心？
地主剝削豪紳壓迫到如今，
還有靖匪更兇惡，
屠殺我工農不留情。
鏟除封建地主，
消滅豪紳靖匪，
要不這樣永做奴隸。
我初次登臺，演得很不自在，但卻博得了觀眾的陣陣掌聲，越演越起勁。現在回想起這次演出，倣佛是昨天發生的事情一樣。
當時，還有一種宣傳形式，就是搞化粧宣傳。所謂化粧宣傳，就是演活報劇，演鬥地主、鬥“洋人”的戲。演反面人物的演員要穿上地主、“洋人”的服裝，戴上高帽子進行遊鄉、遊街。扮“洋人”的宣傳員還要想辦法把鼻子弄得高高的，腹部塞上點東西裝成大肚皮。這種形式為群眾喜聞樂見，效果也不小。但由于那時文藝人才不多，所以一般都是運用文字宣傳和口頭宣傳的形式比較多。
當宣傳員比在機關、連隊的工作累得多。每天部隊還沒有出發，宣傳員就跟打前站號房子的管理員提前動身。部隊到達宿營地後，大家都休息了，宣傳員才陸陸續續地回到宿營地。當時雖然工作量很大，但我們並不覺得累，總是樂呵呵的。因為我們覺得，這也是紅軍的一項重要工作。
（作者文中身份為紅四軍第二縱隊政治部宣傳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