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培養一批具有高度政治覺悟的婦女幹部，吸引更多敵佔區的愛國知識女青年參加抗日，１９４０年，中央書記處決定在延安創辦女子大學。這是我軍第一所專門培養女幹部的學校，也是中國婦女尋求解放、爭取女權的象徵。為此，引起了中外人士及各階層婦女的注目。當時，我以經過長徵的紅軍女幹部的身份被保送入校，在那裏度過了兩年難忘的時光。

女大校址是延安北門外一帶的土窯洞。校長原為王明，後來由李富春同志擔任，副校長為柯慶施、林莎。教育長張琴秋，總務處長吳朝祥，她倆是當時紅軍中出名的“巾幗英雄”。全校１０００余人來自全國各地，有參加過早期工人運動的女工，有從敵人監獄裏逃出的所謂“政治犯”，有經過長徵的工農幹部，也有從敵佔區不遠千裏來到邊區的各種家庭出身的知識青年。大家的著裝五花八門。有的還燙著頭發，穿著旗袍，一臉嬌氣。見面後，我們彼此對看著，開懷大笑，親密地交談起來。經過整頓，學生一律著淺灰色的列寧裝、短發齊耳、不打綁腿，真有軍校學員的樣子了。

根據學員之間懸殊很大的文化程度，分別編成普通班、高級班、陜幹班與特別班。普通班的學員是從敵佔區來的初、高中文化程度的愛國青年。高級班除有部分紅軍中的女領導幹部外，還有著名的燕京、輔仁大學的學生。我記得，賀龍同志的愛人薛明、肖勁光同志的愛人魏滔，都曾在高級班學習過。

陜幹班，專門培養邊區婦女幹部。特別班，則多數是像我一樣經過長徵，有一定戰鬥經歷，但文化較低的工農幹部。因此特別班要加學語文、算術這些高小課程。我在特別二班學習。作為全軍第一所女子大學，對政治教育十分重視。中央領導同志差不多都到女大作過報告。從蘇聯及外地回來的人，還被邀請來校談社會見聞。政治課主要有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近代史、抗日遊擊戰爭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民主主義等。學員還直接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如當時邊區成立了婦女憲政運動委員會，女大也成立了同樣的組織，選舉了組織成員，還經常參加邊區的慶祝演講活動。由于缺乏燈油，晚上的學習一般都是全班集體討論，內容密切聯係社會上發生的重大事件。我記得，在微弱的油燈下，同學們談論著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竹溝事變”……大家都泣不成聲，激發了每個同志的民族義憤感。特別班及陜幹班學員文化程度都很低，學習很困難，尤其像我這樣參軍前給地主當雇工的窮丫頭，起初聽到經濟學、新民主主義這些新名詞、新概念，既感到新奇，又不好理解。教員們就把抽象的政治名詞和通俗的馬列主義宣傳結合起來，聲情並茂地逐一解釋，使我們很受啟發和教育。過去我受苦，只認為是窮人“命醜”，不知是舊的社會制度造成的。參加了紅軍，只想到殺土豪、破糧倉，不知道革命的目標是什麼。説來好笑，原來我曾想，將來窮人掌了天下，第一就是殺盡地主老財；第二就是飽吃一頓白米飯，穿上裏外三新的花衣服。通過學習，了解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認識到自己所從事的革命事業是符合社會發展方向的。尤其在國難當頭的形勢下，我們認清了主流，堅定了黨在抗日鬥爭中的領導地位，看到１００萬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已成為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更增強了我們的革命自豪感和自信心。

女大十分重視黨的建設工作，在校學生黨員身份是不公開的。每周一次秘密的組織活動會，對外稱為“班幹部會”。我是１９３７年在延長縣入黨的，自然成了班裏的骨幹。黨員骨幹要求吃苦在前，學習優秀。那時糧食很緊張，有小米飯，也有煮南瓜，每個黨員骨幹都自覺吃南瓜，米飯留給其他同志。睡覺爭著睡門口，床下的稻草也盡量給其他同志鋪得厚些。因為每個人頭腦裏都牢記著：“我是黨員！”

為了加強班級的政治力量，教員大多數從馬列學院及政治研究室調入，理論、政治及文化水平都要求很高。每個隊還配備正副指導員，我們都詼諧地叫他們“大指導”和“小指導”。大指導員黨齡都較長，鬥爭經驗豐富，傳幫帶黨的優良傳統，對學員進行思想品德教育，有計劃地發展、訓練黨員。我記得高級班的指導員是趙一民、張鼎丞、劉瀾波。我們的指導員叫桑珂，安徽人，敦厚穩重，一派老大姐的風度。指導員們是集中另外吃、住，桑指導員卻經常深入班級，和大家睡一個炕，平時和大家談心、訓練，一起上課、上山開荒，教大家唱歌，講黨的建設的道理。別看桑大姐和我們談起話來，語調慢悠悠的，是個年長者的模樣，但和我們一起玩起“摸瞎子”的遊戲，唱起“革命鮮花用血澆，信心堅決不動搖，蘇區一定要擴大，紅旗一定天下飄”的民歌時，卻像個年輕姑娘，十分活躍。學員們都十分信賴、喜歡她。

那時我因為年齡不大，性格好強，還有些農民意識，經常發點脾氣。莫文驊同志的愛人楊烽是我們的算術老師，一次我到黑板上演算多位數的乘法，得數對了，但公式排列不對。楊烽同志當場糾正了我的錯誤，我感到下不來臺，一氣之下就把練習本撕了一頁。楊烽同志沒有生氣。桑大姐更是沒有直接批評我，她先是半開玩笑地説了句：“咋個？咱們的紅軍女戰士還耍大小姐脾氣啊？”接著説，聽説為了我們學習好，邊區的紙張大部分調撥給了學校；毛主席和中央首長的辦公用紙都是先用鉛筆寫、再用鋼筆寫、最後用毛筆寫，周副主席把書籍中的空白處都利用上了；邊區現在很困難，人民是在把我們當寶貝培養。我從指導員的話中，聽出了她的含義，越聽越慚愧，終于激動得哭了起來，這件事成為我一生中最難忘的教訓。

１９４０至１９４３年，是邊區遭到嚴重物資困難的年月，女大提出要“半農半學”的號召，要求學員自己動手，做到“知識分子勞動化，工農幹部知識化”。除上課外，我們在山上開荒種菜、砍柴、挑水，秋收季節，全天停課，幫助老百姓收割莊稼。供給的米、面，每月下山去背幾次，每個學員還要為前線的戰士織一套羊毛衣褲。羊毛發下來，都是未經加工的原毛，又臭又亂，上面沾著羊糞和灰塵。學員中有四方面軍的老同志，她們有織羊毛衣的經驗，教給大家先把羊毛反復煮四五遍，去其臭味，曬幹打松，再用紡錘捻成一團團潔白的毛線，織成毛衣褲。女大的生活是供給制，吃的是小米、大塊的煮土豆和鹽水南瓜。過年過節能吃上頓白面饅頭和肉，是大家最開心的時候了。在邊區最困難的時候，總部首長都在吃糠咽菜，中央卻對女大特殊照顧，送來棗子給我們吃。第一頓，又紅又大的棗子吃起來又香又甜，但吃多了大便幹燥，大夥風趣地説這是最靈的“止瀉藥”。當時我已經結婚，星期六允許回家，我就邀請幾個要好的同學到家裏去，把我愛人好不容易搞到的一點白面拿出來。大夥七嘴八舌地叫著：“攤餅子，煮面湯！”最後還是煮了滿滿一大鍋“撥魚”（陜北的一種面疙瘩），大家美美地喝上一頓，直到站不起來方休。那時學校課程十分緊張，上午４節，下午４節。上課的地方，雨天設在窯洞裏，晴天在樹林中，磚頭當板凳，膝蓋當課桌。每人一個月發一支筆，一個毛邊紙的練習本。這個本子我們格外珍惜，練字及演算不敢隨便用，都是先在沙子上打草稿，再小心翼翼地往本子上抄。學校當時還聘請一位從蘇聯回來的華僑擔任俄文教員。除高級班外，其余的班級可學可不學。但我當時還真有股“川辣子”的倔犟勁，硬是堅持參加了每周一次的俄文課。我發音不準，每次念單詞時，都要逗得同學們捧腹大笑。為了學好，我天不亮就爬起來，鑽到樹林裏，結結巴巴地大聲念著“克尼嘎”（書）、“列金卡”（橡皮）……我的基礎俄文就是這樣啟蒙的。

女大的生活是艱苦的，卻又是歡樂的。在延安女戰士的身上，找不到那種忍辱負重的舊式婦女的影子。我小時候嘗過纏足的苦，更感到在女大自由、開朗，有了做人的權利。有人説：女人天性愛美，難道我們不愛美嗎？當然不，條件是艱苦的，大家卻仍然保持著愛美、愛整潔的習慣。那時部隊中的男女一律著粗布軍裝，頭發剪得短短的，掖在帽子裏，乍一看分不出男女。唯一不同的是我們女同志腳上穿有漂亮的草鞋。一般的用草編織，講究的用破襯衣撕成的白布條編織，鞋頭上綴著一團紅碎布或絲絨，走起路來，忽閃忽閃的十分好看，惹得男同志羨慕極了。課余時間，夏天我們在延河遊泳，冬天就滑冰。滑冰是大家最高興的一項運動。知識分子學員中有滑冰經驗的人，重心掌握得好，姿勢也像樣。而我只會像小孩一樣打“出溜”。清早，學校都要到延河邊出操點名，點名後要唱歌。我記得大家最喜歡唱的是作家丁玲同志寫的一首歌。丁玲同志當時任婦女憲政運動委員會委員。歌詞開頭兩句是：“冰河在春天裏融化，萬物在春天裏復生，中國被壓迫婦女發出自由的吼聲……”歌子的曲調和詞都十分優美，大家唱得很起勁。滴水成冰的冬天，有時唱完歌，嘴唇都凍紫了，人們的心裏卻熱烘烘的。

兩年時間過去了，女大向各部隊輸送了１０００余名優秀婦女幹部。後來女大改編為延安大學，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作者文中身份為延安女子大學特別班學員。 熊林林整理 攝影徐肖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