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戰爭？這個問題恐怕沒有經歷過戰爭的人很難回答。現在的年輕人對戰爭的有限了解大都是從書、電視、電影中獲得。作為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的老導演，作為《大決戰》的總導演李俊，有著豐富的戰爭經驗和創作經驗，讓他來告訴我們如何看待戰爭，如何創作戰爭電影。

“我的戰爭觀是從戰爭中得來的”

1938年，１６歲的李俊到延安參加革命雖然年紀很小，但從來沒想過中國的軍隊會被日本打敗。他説，打贏的信心向來很堅定，抗日歌曲給了他很大的信心和力量。在他上小學時，老師就曾教他們唱《告我親愛同胞》的歌曲，歌詞他現在還記得：告我親愛同胞，看那暴日多陰毒，奪朝鮮滅琉球，吞並臺灣澎湖，旅順大連悉數借走，此仇不報，待到何時。東三省被日本佔領後，他聽到東北流亡學生唱《流亡三部曲》時非常感動。在抗日文藝的教育下，他成了一名抗日戰士。

在延安，李俊進入了抗大，學習中國近代史、組織工作、軍事等。但是他認為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是最重要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在實戰中李俊深刻體會到這一遊擊戰原則的正確性。例如敵人來了把你包圍了，怎麼辦？他説，這就得事先佔據有利地勢，“進可攻，退可跑”。他回憶道，他跟著李德生打遊擊，一次他們坐在山頭上觀察敵人，發現日本軍要離開，于是他們趕快設下埋伏，打了個勝仗，收繳了敵人的餅幹、糧食。特別令他們高興的是得到了敵人的鹹鹽。李俊説，當時沒有鹹鹽吃，遊擊隊員吃的都是硝鹽。他笑著説，現在的孩子可能不知道硝鹽是什麼。硝鹽是墻根長出的白色粉末，刮下來放在水裏，再用大鍋熬出來的。硝鹽是苦的。敵人的關卡對鹽查得很緊，就是為了破壞遊擊隊的生存條件。鹽太寶貴了，菜裏只能放硝鹽。吃飯時，每個人蘸一點點鹽吃一大口飯。可以説，有了戰爭中對鹽的認識，才會有《閃閃的紅星》裏面有潘冬子為山上的紅軍巧妙運鹽的故事。

李俊説，自己沒有和敵人面對面地拼過刺刀，沒有帶著槍帶著炮去和敵人拼殺，而是做文藝工作，鼓舞士氣的。但誰能説這不是戰爭的一部分呢？李俊在解放戰爭中所寫的話劇《戰鬥英雄李鴻喜》讓他榮立一等功，被評為一等功臣。話劇的內容正如同劇名，講的是一位戰鬥英雄在前線壯烈犧牲的故事。話劇演出後，反響很好。當他們的部隊走到山西曲沃時，召開了慶功大會，為這部話劇的創作集體頒發了一等功獎章。為了讓戰士們喜歡看，並起到教育的作用，李俊認為不能光寫前線的戰鬥，還要寫英雄與老百姓的關係、英雄與士兵的關係，他説這些都是戰爭中很重要的關係，同時這麼寫也豐富了劇本的內容。

但是這個劇本並沒有保存下來。那時候條件很困難，寫劇本時連紙都找不到，他們從老百姓家的廢紙筐裏找能用的紙，或是把草紙從中間揭開，用裏面幹凈的紙面寫。筆也是破毛筆。沒有專門的空余時間來寫，他們都是在行軍途中進行構思，一有時間就把它記下來。劇本寫完了也沒辦法印刷，沒法做到每個演員人手一本。只好把演員們集中起來，給他們指派好角色，就順著劇本給他們讀。每人把自己的臺詞抄下來，最後大家再對一下劇本，該誰的臺詞誰就讀出來，大家讀熟了以後就演出。其實李俊導演還寫了很多劇本，可惜行軍時為了減輕裝備，不得不把這些劇本扔了。那一時期的劇本沒有一本能留下來。

戰爭不光是槍對槍炮對炮

《大決戰》是一部恢宏的戰爭巨片，描寫了解放戰爭中的三大戰役，把一部波瀾壯闊的革命戰爭史詩展現在觀眾面前。然而，用９個小時來概括三大戰役，還是時間太短。人物和線索繁多，該如何結構電影呢？李俊説，首先要明確戰爭的性質，這個戰爭是什麼樣的戰爭，它與政治的關係是什麼樣的。這場戰爭是農民的戰爭。為什麼呢？是因為我們吃農民的、喝農民的、住農民的，還動員農民來參軍。表面看起來大決戰是槍對槍，炮對炮。實質上，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當政治解決不了問題時，只能由戰爭來解決。戰爭是流血的政治。戰爭是全局，是整體上的勝利或失敗，絕不是個簡單的軍事指揮問題（不否認軍事指揮的重要性）。它是政治上的成功或失敗的繼續。所以在描寫《大決戰》的勝敗時也絕不能單純地著眼于軍事，而應該著眼于戰爭勝敗的總體因素，例如：經濟、文化、人心、道德等，將這些與戰爭結合起來，進行生動具體的描寫，形象化地論評這場戰爭勝敗的原因。

李俊參加過百團大戰，到過朝鮮戰場。他深刻認識到，戰爭是一項科學的組織工作，需要復雜的分工。他一直説，現在的人可能很難理解這一點。打仗不是光拼刺刀。例如戰爭不能離開後勤保障。１９５１年他曾赴朝拍攝紀錄片，其中就有《鋼鐵運輸線》。鋼鐵運輸線是中國通向朝鮮的運輸線。他解釋説，之所以叫鋼鐵運輸線，就是因為它打不爛、拖不垮。遭到破壞後，人們馬上就把它修起來。靠著這條運輸線，前線才能源源不斷地獲得糧食、被服、彈藥。

《大決戰》的藝術特色

在《大決戰》大的故事推進中，除了偉人的指揮藝術令觀眾嘆服外，還有不少細節深深打動了觀眾。這與李俊為電影定下的藝術特色有關。他説，《大決戰》應該像一尊刀削斧砍出來的大雕塑，從遠處看，它像萬裏長城、像金字塔。它應該線條粗放，輪廓鮮明，有氣勢，有分量。沒有刀削斧砍的精神，就不容易有粗獷的造型和奔放馳騁的性格，反倒容易被歷史細節所約束，變成一本流水賬。

刀削斧砍同時也得在細節方面精雕細琢。影片的一個情節是敵人的通訊班被我軍包圍後，一個敵軍排長高喊著“繳槍不繳女人”，然後開槍把通訊班裏的女電報員都打死了。李俊導演在設想這段戲時，希望把女兵倒下的過程拍得美一點，秀發散開，擺幾個很美好的姿勢，拍出女性的美。女性的美被敵人破壞了，反襯出敵人的醜惡。他説，這樣的鏡頭需要慢慢地拍，把味道拍出來。可惜最後成片的這一段落不是特別令他滿意。

另一場戲是毛主席進北平後閱兵的一場戲。這場戲並沒有直接寫毛主席閱兵的場面，而是寫在閱兵前，毛主席坐在吉普車裏，聽到閱兵的禮炮聲響了，他看了一下手表，掏出手絹，擦了一下眼淚，緩步下車。李俊導演説，這幾個鏡頭簡練幹凈，不落俗套，把毛主席在決戰勝利後，閱兵之前一瞬間的感情表現了出來。這幾滴淚水中飽藏著多少感情，釋放了多少信息，可以讓觀眾自己去思考、感受。李俊導演喜歡的風格就是這種含蓄的風格。

自學成材絕不盲從

１９５２年，李俊從十九軍文工團調入八一電影制片廠之前，沒有摸過攝影機，幾乎沒看過電影。但他從一個電影的門外漢到一名優秀的電影導演只用了六年時間。這一切也源自于他在戰爭中總結的“在戰爭中學習戰爭”，現在他要在拍電影中學習電影。他還記得自己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拍１６毫米的教學片《排進攻》，講授一個排如何安排進攻的。他是編劇、導演、剪輯。一個電影從開始到結束，都是他一個人幹。一部電影下來，他已經熟悉了電影的生産過程。

李俊的第一部故事電影是《回民支隊》，寫的是馬本齋和他領導的隊伍。他分析這個人物時説，他有英雄主義的一面。馬本齋説過：“現在八路軍在打日本，明天就會有個六路軍來打日本。”但是馬本齋沒有經驗，沒有重視處理戰爭中軍民關係、軍政關係、官兵關係。在他最艱苦的時候，八路軍向他伸出了援手。李俊找到馬本齋的警衛員和管理員採訪，積累素材。這些人都很崇拜馬本齋。據他們介紹，馬本齋從來不用馬鐙子，他上馬總是把馬一拉，屁股一拍，馬一跑，他就躥上去了。扮演馬本齋的演員裏坡馬技不如馬本齋，騎馬被馬摔下來。沒辦法，一些騎馬的戲就用了替身。

在拍《農奴》之前，１９５４年李俊拍攝了紀錄片《通向拉薩的幸福道路》，接觸了西藏的貴族、喇嘛、貧苦人民。他感到當時的西藏是個神權社會，縣長肯定是喇嘛，副縣長才是普通人，神權統治一切。但是他拍《農奴》時，沒有觸及神權問題，而是關注人權。他説，從人權的角度含蓄地批判神權，不然電影可能就出不來了。

在拍《農奴》時，李俊對劇本進行了修改。原劇本一開場就是西藏“聞果節”，而李俊導演用的是巍峨的高山的鏡頭。編劇對此有很大意見，但直到今日，李俊也認為這麼改是對的。他説，“聞果節”是西藏豐收的節日。西藏的統治階級那麼殘酷，農奴那麼苦，影片要以“聞果節”開始，觀眾會有疑問，豐收了還會苦嗎。他説，他有個毛病，看完劇本後會根據自己的想法改動劇本。他堅持編劇是一次創作，導演是二次創作的觀念。

１９７４年，他拍了《閃閃的紅星》，優美而抒情的風格，受到廣大觀眾的喜歡。但是偏偏有人説這是唯美主義，用來拍攝戰爭影片是不合適的。李俊導演有自己的想法。他説，祖國的大好河山不會因為在戰爭年代，就都變成了沙漠、荒漠。他説，什麼是美，可能很多人並不明白。法國雕塑家羅丹説過，能把侏儒的精神寫出來，這就是美。他曾經也想學學美學，可是有些書讓他越學越糊涂，看不懂。所以在工作中他絕不盲從，“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歌曲是電影中的戲

有意思的是李俊導演的電影數量不多，可是就有三部電影的四首歌曲入選了中國電影百年百首金曲。這就是《農奴》中的《共産黨來了苦變甜》，《閃閃的紅星》中的《紅星照我去戰鬥》、《映山紅》和《歸心似箭》裏的《燕南飛》。《燕南飛》和膾炙人口的《小小竹排江中遊》的詞作者都是李俊導演本人。也因為這樣，唱歌五音不全的李俊導演還加入了中國音樂家協會。

《歸心似箭》中齊玉貞想把魏得勝留下，留到兒子找媳婦，女兒找婆家，可是魏得勝是不會留下來的。大家看樣片時，覺得前面很好，可是就是尾巴有點剎不住。要再加本子，可是矛盾衝突已經結束了。于是李俊導演想了個辦法，寫了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既把齊玉貞對魏得勝的感情寫進去，又把魏得勝對革命勝利的希望寫進去。“燕南飛，燕南飛，燕叫聲聲心欲碎”把無法用語言表達的情感融了進去，給影片一個完美的結尾。

李俊導演説，歌曲是電影的有機組成部分，不能可有可無，如果是可有的話，就幹脆不要。歌曲要變成電影裏的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