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６６歲的老兵翟俊傑導演告訴記者，他今年又接到了領導交給的新任務，拍攝的對象是共和國的先輩領袖。他笑著説，他是個老兵，就要完成好上級交付的任務。對于他一直從事的軍事題材電影拍攝，他總是有一肚子話要説。

記者（以下簡稱記）：中國的軍事題材電影在數量上可能不亞于電影大國美國，但是説到影響力，比起前蘇聯電影和美國電影還有差距吧。

翟俊傑（以下簡稱翟）：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平均三個星期拍出一部影片，這些電影都與戰爭平行，有點像我們大躍進時候的躍進片，是配合現實的電影。戰爭結束後，他們拍過不少優秀的電影。例如《魂斷藍橋》應該説是準軍事題材，是反戰題材，當時費雯麗演的瑪拉很棒，這部電影即使現在看來仍有很強的批判的力量和反戰的力量。

前蘇聯的戰爭電影已經走過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上個世紀３０年代，出現了很多的經典之作，如《恰巴耶夫》、《戰艦波將金號》。到了第二個階段，４０年代的時候，蘇德戰爭爆發所有的電影工作者到前線去拍紀錄片，等局勢慢慢穩定下來以後，也出現了一大批的優秀作品，比如《青年近衛軍》、《卓婭和蘇拉的故事》、《無腳飛將軍》等，這很像咱們建國初期的時候推出的《董存瑞》，起到了鼓舞鬥志的作用。到了５０年代，蘇聯電影又向前發展到了第三個階段，出現了《士兵的頌歌》、《一個人的遭遇》、《第四十一》等一大批電影。第四個階段，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出現了《這裏的黎明靜悄悄》等。

對比之下，我們還在類似于前蘇聯的第三階段向第四階段的路上徘徊。

記：有人説，目前中國的主旋律電影比較多，有些人一聽到是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電影就不想看。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翟：重大革命歷史題材是一個富礦。人們的這種看法是對這些題材電影的一種誤解。重大革命歷史題材、戰爭題材、軍事題材電影在世界影壇上也是一個重要的類型，《真實的謊言》、《拯救大兵瑞恩》等電影，哪一部不是在張揚美國精神呢？

拍這樣的電影第一要符合藝術創作規律，第二心裏要裝著觀眾。我是電影工作者，是個軍事題材電影導演，我要琢磨怎樣能夠超越、突破、創新，把此類電影創作向前推進。固步自封只能被淘汰出局。

我個人不太讚成是為了紀念日、某個活動而去拍攝一部電影。這種題材電影的拍攝應該常規化，成熟一個拍一個。這是一個藝術創作的課題，應該是常拍常新的，在前蘇聯，蘇德戰爭這個題材的作品可以用浩瀚來形容，但是現在他們仍然在拍。

這類題材的電影有個很重要的主題：歌頌英雄。有人認為現在的時代不需要英雄，可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不呼喚英雄，沒有英雄情結，那麼他的民族精神將會有很大的缺失。構建和諧社會、建設小康社會，並不能光看人均居住面積、收入等指標，還應包括人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等等。

記：過去您已經拍攝過長徵題材的電影《金沙水拍》、《長徵》，去年你還第三次接拍了《我的長徵》。三次拍長徵有什麼不同的創作體會？

翟：10多年前拍《金沙水拍》，這個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要怎麼拍才讓觀眾愛看呢？我想，拍這樣的電影不一定要板著面孔來拍，于是我就處理成傳奇、驚險的樣式。當時的電影局局長認為這是重大的突破。影片一開始是毛主席與賀子珍大姐生了個孩子，可是條件不允許，只好把孩子送給老鄉了。緊接著第二場戲是一位滇軍軍官暗殺毛澤東沒有成功被抓住了，毛澤東義釋俘虜。諸葛亮還七擒孟獲，共産黨連這點胸懷都沒有嗎？結果這位滇軍軍官從對共産黨不了解到成為共産黨的鐵桿擁護者。這樣的情節比比皆是。應該注意的是，處理成這種樣式還要注意第一不能獵奇，第二不能戲説。

10年前拍《長徵》，由我第一次啟用唐國強扮演毛澤東。這次選取了新的角度，我看了幾百萬字的史料，發現長徵中紅軍面臨著三個鬥爭：第一與圍追堵截的敵人作鬥爭，第二與惡劣大自然作鬥爭，第三與黨內的錯誤路線鬥爭，第三點最能體現出長徵的本質。紅軍被迫長徵，就是因為毛澤東正確軍事路線遭到了排斥，而長徵最終取得勝利，正是因為毛澤東重新回到了領導的位置。此外，這部電影還注意了詩意化的處理，這與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電影並不衝突。這類電影也可採取戲劇性的結構，這樣電影緊湊好看。在《驚濤駭浪》中，我就採取了戲劇化的結構，裏面的主要人物都是一家子，如果是紀實的話哪有這麼巧的呢？第三是演員的選擇。我不讚成特型演員的説法。扮演一些重要領袖人物的演員可能會要求具備某些資質、形象、內部條件、外部條件。但演員第一位的是塑造角色，如果老是這幾位演員演，新片也會有陳舊感。我常常對這些演員説，演同一個角色時，要把自己當成第一次演這個角色。如果有駕輕就熟的感覺，就要在心裏打一個問號了。

去年拍的《我的長徵》以小見大折射長徵中的重大事件，講述了普通的紅軍戰士如何在中央的帶領下走向勝利。特別是表現出對人性的關注，對生命的關懷。就像《我的長徵》中，老紅軍王瑞回想起長徵時説：“我有幸福的回憶也有痛苦的回憶，戰爭不是什麼好玩的東西。幸福的回憶是我參加了長徵，經受了歷練；痛苦的回憶是親人、戰友倒下了一大片。”渡過湘江之前，紅軍有８萬人，過江後只剩下３萬人了。王瑞的爸爸、姐姐、姐夫，連長、戰友達爾斡都犧牲了，給年幼的王瑞留下了極大的心靈創傷，我們要敢于表現戰爭的殘酷。我們的今天本來就是無數革命先列流血換來的。而小紅軍王瑞也是一點一點成長起來的。誰也不是一開始就成熟。一個泥腿子，一個小孩子，他哪裏就能深刻理解共産主義了。我問了很多的老紅軍，為什麼要北上抗日。他們都説，跟著走，沒準還有一個活路，當兵還有兵糧吃，要不然怎麼辦呢？

記：拍這類電影還有個很大的問題，要不要把方方面面的人都照顧到？

翟：我認為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電影，不需要對一個大的事件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進行面面俱到的表述，我不同意那種填補空白的説法，甚至于我都不同意那種這是一部教科書的説法。如果要看教科書，我們可以看權威的理論專著，沒有必要花人力財力物力拍這個電影。《巴頓將軍》算是美國的重大軍事題材影片，裏頭沒有把一個重大戰役説清楚，但是通過一係列的精彩細節、生動的情節，把巴頓將軍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觀眾面前。我們竟會這麼喜歡一位從西點軍校走出來的將軍。好萊塢還輕而易舉地從我們的口袋裏掏走了大量的鈔票。這樣的電影關鍵是藝術性、觀賞性和可看性能夠有機結合，思想的高度是題材本身就具有的。如果我們在電影中搞大事年表，每個參與的人都要面面俱到地點到，這樣的電影觀眾不愛看。現在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改了名字，叫“重大革命和歷史題材”，不是重大革命歷史題材了。重要的革命題材有八一起義、秋收起義、長徵等，重要的歷史事件也納入了這一題材。

記：您拍了那麼多的軍事題材電影，對戰爭氣氛的營造有什麼心得呢？

翟：有時看看美國和前蘇聯電影中的戰爭場面，覺得我們拍的還是顯得不夠真。一定要向原生態靠攏。每次化完粧，用山西土面往演員頭發上吹，讓演員的頭發都失去光澤，幹幹枯枯的，這樣才像那個時代的人。拍《我的長徵》資金有限，為了拍出炮彈爆炸時，大地在顫動的感覺，我們把電鑽挂到機器上，不斷調適它的轉速，才拍出比較逼真的影像。包括《驚濤駭浪》中的服裝道具，因為是在抗洪中，所以演員的狀態也不可能是光鮮靚麗的。我們在家裏打掃一下衛生還會灰頭土臉的，何況戰爭呢？戰士們可能兩個月連衣服也沒有洗，我們要把這種生活的真實感拍出來。同時還要善于使用高科技。

記：和您在一起聊天，感到您是個幽默的人。但是您拍的都是正劇，您以後會拍喜劇嗎？

翟：對，我從小就是這樣，樂呵。我１６歲當兵，很艱苦。當時在文工團，我最小。我在廟裏、炮車裏，冰天雪地，什麼地方我都住過。晚上點名，隊長説翟俊傑你去女同志屋裏去睡。因為我是半大小子啊，有什麼危險還能頂上去啊。我是從那個年代出來的，所以我蔑視困難，對我而言再沒什麼是可怕的。我出生在古城開封，當地的英雄氣很重，歷史人物很多、故事也很多。家庭給我的教育就是做人要善良，人要講感情。我參軍以後認識的所有老同志，都叫我小翟。還有人叫我的外號：喜兒。但是另一方面呢，長期的軍旅生涯讓我更喜歡大氣、雄壯的東西。黃宗江老前輩曾經批評過我，説：小翟啊，你胖子悲秋。的確我對我的家人、孩子，有很多愧疚。我在拍《大決戰》的時候，我父親病重。臨危時給我留下“待人以誠、于己坦蕩”的家訓。那時候我很害怕來電報。“父病重，速歸。”後來變成“父病危，速歸。”最後變成“父病故。”那時候拍戲很緊張，給我三天假，我掰開父親的眼睛，説父親你就算看過我最後一眼了。回到劇組，我還給得人説戲。無情未必真豪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