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前（解放軍藝術學院副院長、著名文學評論家）
傅逸塵（解放軍藝術學院現當代文學博士生）
回望來路，中國軍旅文學所走過的８０年歷程，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脈絡大體合拍。它的繁衍昌盛和冷熱沉浮，或深或淺地記錄了人民軍隊和人民共和國成長壯大的艱辛步履；反映了中國軍人８０年的光榮與夢想，亦從諸多側面折射出了現當代中國社會和當代中國文學的演進軌跡。它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顯著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價值。——編者
“三個階段”與“四次浪潮”的劃分
傅逸塵：回溯８０年中國軍旅文學長河，不難發現，作為一種題材特定的文學類型，軍旅文學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建構起了以“愛國主義”、“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為核心的美學品質，在中國現當代文學中獨樹一幟，堪稱社會主流文化與國家精神建設的中流砥柱。進入新世紀以來，對軍旅文學８０年的整體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我注意到您在最新研究成果中提出了“三個階段”、“四次浪潮”的説法，您是如何對其進行分期的呢？
朱向前：如果將軍旅文學８０年視作一個整體，我們可以將軍旅文學劃分為現代軍旅文學和當代軍旅文學兩塊。從人民軍隊１９２７年誕生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國成立，這２２年戰爭年代的部分算作現代軍旅文學；從新中國成立至今，這58年算作當代軍旅文學。具體再分則現代軍旅文學可以分為紅軍時期、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三個階段。因為當軍隊自身的生存狀態、規模、性質不同的時候，軍旅文學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這個背景就説明，軍旅文學自她誕生始，就和人民軍隊的宗旨、政治、宣傳、教育等等緊密地聯係在了一起，和一般意義上的文學確實有區別，這也是我們為什麼把軍旅文學作為獨立的學科來研究的本質原因。這是現代軍旅文學的“三個階段”。當代軍旅文學的發展軌跡就是所謂的“四次浪潮”。“前兩次浪潮”是劉白羽先生提出的，50年代中期為第一次浪潮。在建國之初，由于戰爭親歷者表達傾訴的渴望，社會大眾對新中國建立過程了解的渴望等等原因，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閱讀期待，于是就出現了新中國第一批長篇作品，如《保衛延安》、《林海雪原》等等。第二次浪潮就是五六十年代之交，向建國十周年獻禮，出現了又一批長篇小説，如《紅日》、《鐵道遊擊隊》、《敵後武工隊》等等。其背景、現象、特點、規律等大體相似。總之，前兩次浪潮都是以長篇小説為標志的。在此基礎之上我提出了“第三次浪潮”，就是新時期８０年代中期“兩代作家在三條戰線作戰”的格局逐漸形成，像劉白羽、魏巍、徐懷中等寶刀不老，不斷推出新作品；像李存葆、莫言、朱蘇進為代表的中青年作家的集群崛起，共同創造了以中短篇小説為標志的軍旅文學在新時期的全面繁榮。“第四次浪潮”是從90年代中期開始濫觴的。軍旅文學從８０年代末進入“雙重夾擊”的窘境，一直磨合到１９９５年左右，一些比較成熟的作家開始轉入長篇小説創作，像朱蘇進的《炮群》、《醉太平》，朱秀海的《穿越死亡》，韓靜霆的《孫武》，喬良的《末日之門》等等。“第四次浪潮”又回到了長篇小説，意味著軍旅文學螺旋式上升，標志之一是有了一個穩定的中年作家為代表的長篇小説作家隊伍，思想、藝術、技巧上都比較成熟。標志之二是有了一批代表性作品，雖然名頭和影響力不如五六十年代，但是時代不同了，在當今這樣的讀圖時代，軍旅長篇小説想佔有一席之地是何等不易啊！“第四次浪潮”也標志著軍旅文學達到了新的高度。
傅逸塵：我們一般在談到軍旅文學時往往忽略現代部分，可能是距離我們當下的文學時代也比較遙遠了，另外在戰火紛飛、戎馬倥傯的戰爭環境下，其文學本身的價值較為孱弱，無法穿透時光的阻隔。但是作為一個整體來講，現代軍旅文學對其以後的當代軍旅文學的發展起到了奠基和開創性的作用，您怎樣看待現代軍旅文學的貢獻和其自身的局限？
朱向前：現代軍旅文學確實與草創時期我軍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的過程相對應，文學形態比較粗糙、簡陋。紅軍時期就是一些歌謠、墻報、板報、標語，活報劇就算是比較復雜的了，所以，很難有作品能夠留傳下來。抗戰時期就稍微多一些，比如田間、艾青、臧克家、阮章競等人的詩歌，光未然的《黃河頌》等詩歌當時都對鼓舞全民族的士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當然，若論藝術成就，貫穿整個紅軍時期和抗戰時期，最突出的還是毛澤東詩詞，以戰爭為主要題材，毛澤東寫下了一批優秀詩詞，如《西江月 井岡山》、《十六字令 山》、《清平樂 會昌》、《七律 長徵》、《憶秦娥 婁山關》等代表了現代軍旅文學的最高水平。
傅逸塵：這跟毛澤東本人的文學修養、詩人浪漫的精神氣質，及偉人豐富的經歷體驗和闊大的胸懷有關，是一種多方面的契合，才會産生這樣的傑作。總體而言，現代軍旅文學更多地是負載著戰時文化的宣傳鼓動的作用，負載著統一思想、凝聚軍心、鼓舞士氣、宣傳政策的任務。毛澤東詩詞其實也具有這樣的作用，只不過毛澤東詩詞更具有個性和文學性，他把文學與政治融合得更好，或者説，他本人的強大的主體性和宏闊的視野使得他的詩詞更接近于文學本體。而其他作家就不具備這樣的主客觀條件，距離政治太近了，其創作容易會犧牲掉一部分文學性。
朱向前：是啊，紅軍和抗戰時期的一些快板詩、鼓點詩，在當時確實振奮人心，令人熱血奔涌；但時過境遷，過了幾十年之後，人們卻開始青睞沈從文。而當時沈從文不是主流，遊離于全國抗戰洪流之外，但時至今日，倒是沈從文的作品更耐看，它比戰時的其它文藝更有藝術生命力。現代軍旅文學更加濃縮地、典型地反映了２０世紀中國文學的總體命運，伴隨著民族、國家的自由解放與繁榮富強的進程。但多多少少是付出了代價的。
軍旅題材與長篇體裁的契合
傅逸塵：您的“四次浪潮”的分期，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四次浪潮有三次都是以長篇小説的繁榮為標志，而且軍旅長篇小説也特別受到了影視的偏愛，軍旅長篇小説幾乎都被改變成了電影，近年來又産生了一個“紅色經典”係列電視劇，而新世紀軍旅長篇小説的繁榮也直接帶動了軍旅題材電視劇的繁榮。您覺得軍旅文學如此偏愛長篇小説這一文體，有什麼深層次的原因嗎？
朱向前：第一，軍旅題材本身具備了小説最重要的元素即故事性和懸念，槍林彈雨，出生入死，沒有比戰爭更刺激、更驚險、更離奇、更懸念叢生的，這是由金戈鐵馬的軍旅生活本身所決定的。從閱讀的角度來説，戰爭故事是最好讀的。第二，若追求故事的完整性，人物命運的曲折性，戰爭過程的復雜性，非長篇無以表達。從篇幅來説，少則幾十萬字，多則上百萬字，具有長河般的品格，只有長篇小説才能夠承載這種宏闊的敘事。第三，就是中國的文學傳統，中國人的審美習慣就是喜歡故事。這是發乎天性的，追求好玩、好奇、未知，與西方的重思辨、重邏輯的思維方式不同。前段時間金庸來軍藝講座時説得好，他認為寫小説不要追求它表達了多麼深刻的思想和主題，就是要好讀，故事好看，感動人。我基本認同他的觀點，這也符合中國人的審美習慣，感性的，重形象，跟著性情走，這比較人性化，也更加藝術化。
傅逸塵：實際上“十七年”的軍旅長篇小説大多採用章回體，有著很強的話本小説色彩。應該説“前１７年”的軍旅長篇小説走的是一條民族化、民間化的文學道路，強化了民族風格與中國氣派。
朱向前：正因如此，新世紀軍旅小説也很快和影視合上拍，接上軌了，包括今天的影視偏愛改編所謂“紅色經典”，也不是因為小説的語言有多精彩，藝術水平有多高，就是因為這些作品提供了一個好的故事框架。首先是軍旅生活本身就適合故事講述，其次長篇小説適合承載完整的敘事，再次就是適合中國人的傳統審美習慣，還是“三個適合”。
傅逸塵：但是為何今天的讀者對“十七年”的軍旅長篇小説並不是特別接受，有的學者甚至開始全盤否定“前１７年”的軍旅文學，您覺得是因為當今讀者對“好看”的定義發生了變化，還是有其它原因？
朱向前：故事的好看並沒有改變，像這些紅色經典小説到今天基本上都被改編成電視劇了，之所以有的經不住今天的追問和推敲，還是因為人物有點高大全的傾向，而且文學語言普遍比較粗糙。當時部隊的作家有文學準備的不多，文學素養普遍不高，多是半路出家，所以文學性較差。但也不能一概而論，簡單否定，我們研究文學史，還是應該深入到當時的文化、文學環境的內部與歷史語境，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站在歷史的這一邊指手畫腳只能是空泛的批評。客觀地講，“十七年”軍旅文學的不少作家作品，今天依然堪稱經典。有很多作家還是很值得重視的，比如説徐懷中，他是一個起點很高，有純正的藝術感覺、扎實的藝術修養、明確的美學追求的作家，他很早就熟讀外國作品和孫犁作品，當時他的領導是馮牧。馮牧出身書香門第，有很好的文學修養，所以他麾下的幾個作家，如公劉、白樺、徐懷中、彭荊風等都受益匪淺，文學路子走得也很正。公劉在50年代寫的詩特別有感覺，和雲南當地奇異的風情結合起來，有如飄在上個世紀５０年代中國文壇上空的“一朵奇異的雲”。賀敬之則將宏大敘事與形式感和自己的革命激情結合，加上他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繼承，還是很有藝術衝擊力的。還有王願堅的短篇小説創作，很得短篇小説的要領，截取生活的橫斷面，如放大鏡般將細節表現到極致。茹志鵑的《百合花》也有類似的藝術特點。再有劉白羽，他就探索了一條將革命激情與宏大敘事和華麗語言結合的寫作范式。而黎汝清後期的長篇小説則開啟了軍旅文學的悲劇范式，都有各自的價值。如此等等，都需要很好的發掘與繼承。
傅逸塵：“十七年”的軍旅長篇小説應該説和政治結合得還是相當緊密的，那時候的作家也都相當真誠而自覺地將某些政治觀念圖解到自己的作品中。意識形態的規定性可以説是軍旅文學自誕生那一天起，就天然具備的根本屬性；那麼到了新時期之後的軍旅文學應該説對政治有所突破和超越了，開始溢出政治對文學的完全包裹了吧？
朱向前：軍旅文學的某些傳統和成規經過“十七年”的發展，到了“文革”，達到了頂峰，已經是過猶不及了。新時期軍旅文學有所突破，開始回歸文學了，回歸到“五四”文學的傳統。文以載道、救國救亡，戰時軍旅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是吼出來的。而新時期軍旅文學開始了現實主義的回歸和深化，首先重視真實性，其次有限度地追求一些藝術形式與技巧的東西，可以説在新時期以前，軍旅文學在表達方式和藝術技巧上沒有什麼刻意的追求。進入新時期之後，軍旅文學開始有了形式上的探索，如莫言、喬良、海波等作家，開始了文體意識的自覺，對政治有所掙脫，但是這種突破也是極為有限的。軍旅文學依然處在政治的框架內，沒有這種政治背景，文學也不可能取得那麼強的轟動效應，像《高山下的花環》、《將軍不能這樣做》、《小草在歌唱》都是這樣。
傅逸塵：軍旅文學在形式技巧上的追求似乎始終是淺嘗輒止，像當時幾位較具探索意識的作家，莫言已經寫出去了，甚至幹脆脫離了軍隊，喬良和海波後來也不寫了。是否説明軍旅文學從其本質屬性上説是排斥這種對文學性的較為純粹的追求呢？
朱向前：這還是和軍旅文學的意識形態的根本屬性有關，這種東西和純粹文學技巧的東西結合起來還是有困難的；其次和我們軍隊的構成有關，廣大官兵以農民子弟為主，最早是文盲，半文盲，即便到今天初中和高中文化水平還是佔了大多數，這都限制了軍旅文學走純粹的形式技巧之路。
“第四次浪潮”的特徵及前景
傅逸塵：您覺得“第四次浪潮”與前兩次浪潮相比，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朱向前：我覺得“第四次浪潮”最突出的特徵就是在“人”字上，人物變得更加血肉豐滿了，越來越真實可信了。“前十七年”有點假大空的感覺，過于高大全，到“文革”時發展成“三突出”；而現在則是回到了真實，即便是英雄也有一個成長的過程。比如説《歷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從一個鄉村青年，誤打誤撞加入我軍，一身的毛病，根本談不上對共産主義信仰，在革命戰爭的進程中不斷磨練、改造、成長、凈化、提高，最後成為我軍的高級將領，作者把這一過程寫得很真實，很完整。即便是成為高級將領之後，姜大牙身上仍然有一些毛病，性格上有某些缺陷和局限，這樣就更符合人物成長的軌跡和邏輯，更加人性化了，故事也更好看、更誇張、更離奇了。作家的文學素養也更高了，文學語言、敘述技巧方面也提高了不少，表現方式更加文學了，更加藝術了。
傅逸塵：軍旅文學從長期的只重主題和思想的模式中走出來了，我覺得從新世紀以來的這批長篇小説中能看出軍旅文學已經進入了一個文學形式與技巧方面探索的時代，能夠看出作家們自覺的追求，如裘山山的《我在天堂等你》、項小米的《英雄無語》、朱秀海的《音樂會》、張衛明的《城門》，都明確地表達了作家們的藝術形式和風格追求。站在新世紀的起點，回望新時期以來軍旅文學的輝煌歷程，也應該對其美學風格和本質屬性做一番概括和梳理。中國當代軍旅文學始終堅守著“強健而充分”的現實主義寫作倫理，堅守著對崇高理想、英雄主義精神的張揚，堅守著對“文學性”的不懈追求，堅守著對現實生活積極介入的勇氣，堅守著主流意識形態包裹下的“正面價值觀念”的文化塑造，為中國當代文學精神譜係的營構源源不斷地輸入強大的精神動力。“強健而充分”的現實主義既是一種特定的文學傳統，也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既是一種獨立的文學品格，也是一種高貴的美學追求；既是讀者想象軍營、想象軍人的根據，也是軍旅作家最為根本的寫作倫理。
朱向前：應該是這樣，如果概括一下軍旅文學的精神屬性，我想可以用三個主義，即愛國主義、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來描述它們，貫穿了軍旅文學８０年各個發展階段，成為了一個宏大交響。
傅逸塵：“貼近現實，關注當下”始終是軍旅文學賴以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基石。新世紀、新階段，社會生活正以飛快的速度向前發展，而如何應對新軍事變革的挑戰，以文學的方式及時而深刻地反映出軍旅生活的新變和時代的新質，也已成為軍旅文學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在新世紀優秀的軍旅長篇小説中，我們感受到了撲面而來的軍營生活氣息，感受到了軍旅作家強烈的憂患意識和理性思考，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文關懷和與時俱進的創新氣象。事實上，“第四次浪潮”的勃興，正是建立在軍旅作家們長期積累的扎實而豐富的生活體驗之上的。新世紀軍旅文學“貼近現實，關注當下”的文學自覺，在當下中國文學動輒投入到歷史的角落，動輒隱匿于個人化生活經驗的整體態勢中彌足珍貴。
朱向前：但是，當下軍旅作家隊伍中堅脫離基層時間長，高科技知識準備不足等問題也應引起重視。現在提起軍旅文學，都是李雲龍、石光榮、姜大牙，當代軍人形象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多。軍隊的和國家的整體形象也應該在軍旅文學中得到體現，軍旅文學有責任塑造和弘揚正面的價值觀念。軍旅文學不僅要對種種低俗的文學思潮和短視的商業運作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惕，更應該將目光放得更深、更遠一些，應該站在民族文化復興、國家文化安全與文化輸出的戰略高度來審視自身，積極完成對國家形象的正面塑造，始終堅持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盡管軍旅文學取得了豐碩的創作成果，但是距離“偉大”的文學標準還有著不小的差距。軍旅作家既要有社會責任意識，同時又必須葆有一顆自由的心靈，只有把責任感、使命感與心靈的自由和諧地統一起來，才能敏銳地發現生活，深刻地認識生活，生動地表現生活，書寫出無愧于當今偉大的時代，無愧于我軍輝煌的歷史，無愧于中華民族博大精深、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的偉大的戰爭文學和軍旅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