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月２５日，海軍政治部、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學苑出版社在海軍某裝備研究院舉行《中國海軍三部曲》的首發暨贈書儀式，以此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８０周年。
《中國海軍三部曲》是海軍政治部創作室主任黃傳會、海軍政治部創作室專業作家舟欲行經過１０年艱苦創作完成的一部多卷本長篇紀實文學，包括《龍旗——清末北洋海軍紀實》、《逆海——中華民國海軍紀實》、《雄風——中國人民海軍紀實》等三卷。該書以翔實的史料、恢弘的結構、生動的形象，再現了１９世紀中後期開始到本世紀初的１００多年來，中國海軍建設與海防鬥爭的歷程，其中涉及主要戰役戰鬥近百次，重點描寫的人物近百人，是目前國內唯一一部係統描寫中國海軍百年歷史的文學長卷。
《中國海軍三部曲》已被新聞出版總署列為“紀念建軍８０周年重點圖書”。首發式上，學苑出版社向海軍部隊贈送了圖書。
記者：《中國海軍三部曲》用１００多萬字寫了１００多年來的中國海軍歷史，寫這麼大部頭的一部紀實長卷，是否也要下很大的決心？
作者：用長達十年的時間寫一部書，對任何作家來説都會是一種挑戰。其實不必標榜自己有如何深厚的“歷史情懷”，也不宜歸結為抽象的“責任意識”。因為首先，只要身為海軍軍人、只要去思考中國海軍建設這樣一個跨時代的話題，你就繞不開百年海軍史，這很類似哲學上的“我是誰？”“從何處來？”“向何處去？”其次，多年前我們開始接觸清末北洋海軍的歷史，立刻就被歷史本身的巨大魔力攫住了心魂。我們發現有太多的疑問需要解答、太多的迷霧需要穿透、太多的故人需要造訪，同時，也有太多的魂靈在向我們招手。我們在走近他們的過程中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也在走近他們的過程中認識自我。後來我們又逐步接觸到民國海軍和人民海軍的歷史，這一感覺越來越強烈。我們感到最終的解脫，就是真正認清這段歷史，並表述出來。
記者：從作品中可以看得出你們花了很大力氣去研究百年海軍史，這個史學準備過程是否非常艱難？
作者：百年海軍史是一個“縱短橫寬”的體係。《中國海軍三部曲》的開篇時間點，是１８７５年日本的“侵臺事件”前後，一路寫下來，有１３０年左右，其時間跨度並不大，但特別寬，除了要大量閱讀清史、近代史、民國史、共和國史這些通史外，還要多門類的涉獵專史，如中國近代海軍起步于清末的洋務運動中，最終發展成世界第四、亞洲第一的近代海上軍事力量。要描述這支軍隊，對洋務運動史就不能不有所研讀。再如中國和日本在１９世紀中後期面臨著相近的歷史課題，但卻選擇了完全不同的應對方式與發展道路，如果不比較詳細地考察日本乃至整個東亞近代社會的變革歷程，就無法對比地描述中日兩國海軍不同的走向和不同的結局。當然還有其他，比如世界海軍史、海戰史、造船工業史、海軍兵器發展史、東亞國際關係史、中國近代外交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近代啟蒙思想史，以及１００多年來中國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社會風俗的變遷，等等。而以上這些，還只是《龍旗——清末北洋海軍紀實》所需之理論支撐，至于《逆海——中華民國海軍紀實》和《雄風——中國人民海軍紀實》，又要涉及到另外一些東西了。所以我們戲説自己不是寫了十年書，而是讀了十年博士。
記者：我粗讀《三部曲》第一部《龍旗——清末北洋海軍紀實》和第二部《逆海——中華民國海軍紀實》的書稿，覺得裏面的人物大多比較沉重、壓抑。
作者：因為那根本就不是個輕松的時代。我們在研究和寫作過程中也常常鬱悶填塞，很有些透不過氣來。那是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時段，也是各種思想文化大浪相激的時段，當時的海軍軍人面臨著極為復雜的時代課題。比如從社會文化的角度看，清末海軍的精英就面臨著文化身份的社會認定問題。後來翻譯了《天演論》的嚴復自歐洲學習海軍後歸國，在海軍卻尋找不到改造現實的起點。他在成為啟蒙思想家之前，曾長時間的迷茫彷徨，甚至還去參加科舉考試以博得一個“正途出身”。這説明社會、時代、文化的衝突可以聚匯于同一人身上，並使他們長期陷于充滿悖論的命運抉擇中。又比如，清廷在１９０５年宣布廢除科舉，這一舉措把傳統士人知識分子固有的成長路徑徹底顛覆，于是才有了大批知識青年轉而走出國門，求學于東西兩洋。而這其中，又只有社會地位相對低下的寒門子弟，才會到國外學習海軍。理解了這一點，才會明白這批知識青年為什麼會在辛亥革命中表現出如此義無返顧的革命性，而後又何以會迅速分化、消沉乃至墮落，以至像湯薌銘，成為屠殺革命的劊子手；像沈鴻烈，成為北洋軍閥的走卒；像楊砥中，成為為禍天下的亂世梟雄。
記者：《雄風》一掃《龍旗》《逆海》的沉重，雄壯、昂揚，詳細記錄了人民海軍從無到有、從簡陋到強大的歷史，振奮人心，應該説，中國海軍乃至中國軍人、中國人民百年的海軍強國夢，在人民海軍這裏才真正變為現實，你們在寫作第三部時，《龍旗》《逆海》中的遺憾會不時浮現，新舊對比讓你們在創作時是什麼樣的心情呢？
作者：《龍旗》《逆海》的沉重，是由歷史本身造成的。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非常可悲，令人嘆息。民國海軍除了在抗戰中有一些悲壯的歷史，實際上也沒有多大作為。中國海軍真正揚起風帆，是從人民海軍開始的。我們在創作時，心情自然也波濤洶涌。我們要感謝這支軍隊，正是有了這支軍隊的歷史，才有了這部書。當然，我們也要記住北洋水師，它是海軍永遠的教訓，海軍常有一句話：不忘北洋水師。北洋海軍當時裝備不差，論實力亞洲第一，足可與日本對抗，但很快全軍覆沒，主要是清政府決策者的無能。
中國人民海軍這幾年發展非常快，特別是最近十年。這是國運強，則海軍強。海軍一要靠技術靠裝備，海軍走向現代化，沒有國家的快速發展，是無法得到堅強支撐的；而決策的正確對海軍也很重要，黨和政府的正確決策，也是人民海軍快速發展的保證；海軍的人才發展也很快，現在所有軍官全是大學畢業生，有不少研究生、博士生艦長。
記者：獲得這樣的歷史識見是很重要的，但要“文學地”表現出來，顯然需要大量細節。而你們是通過什麼途徑來獲知足夠的歷史細節呢？
作者：我們把它叫做“歷史信息”。一般説來，歷史事實及其發展過程具有客觀性、一維性、不在場性和不可變更性。歷史信息或説歷史細節，既不可假設，也不可編造。否則，就是偽造歷史。因此，要想掌握足夠的歷史細節，就只能查閱大量史料，才能佔有大量素材，這是我們在創作過程中必須付出的“笨功夫”、“死功夫”。當然，也可通過採訪來挖掘史料，還可以到歷史事件發生地走訪，以建立“近似真實”的歷史感受。比如，你要認識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這個人，你需要在北京的書房裏苦讀史料，也需要踩著泥濘去安徽廬江石頭鎮丁家坎村去探訪他的舊居。其實，只要真正踏下心閱讀、研究、查訪，你會發現在歷史本身的生動性面前，文學家的想像力原來特別蒼白。書中著力寫的人物大約超過一百人，我們給其中的大半人物作過人物小傳、搞過生平編年和社會關係圖，做這些功課的同時，常會意外地發現很多歷史人物的生命本身就非常“文學”，而其“非邏輯”行為中又總是隱含著歷史邏輯的巨大力量。這樣，可供使用的歷史信息也會因此越積越多。現在呈現給讀者的，大約佔我們掌握的歷史信息的一半；書稿交學苑出版社出版之前，我們一次就刪掉了近25萬字。
記者：我能不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你們在創作過程中更看重的還是歷史，而非文學。
作者：原來我們也曾經想到過：把歷史作為內核，把文學作為載體。實際寫作過程中，我們發現根本無法這樣區分，因為這兩者在實際的歷史發生過程中是同一的。應當説，歷史本身總是具有詩劇一樣的文學意蘊，而文學所關注的諸如人的命運等等，又無不在歷史自身的運行中充分展現。
記者：最感艱難的是什麼？
作者：故事只要去挖掘總是有的，最艱難的還是對歷史的準確認識。好在我們不是白手起家，比如對清末北洋海軍，我國史學界研究多年，成果顯著，諸先生學長的研究為我們提供了巨大的理論支撐。而相比之下，寫民國海軍要艱難得多，因為現成的史學研究成果非常之少，有的研究者甚至認為學術界在中國海軍史的研究上存在著一個“民國斷層”。因此，我們必須做大量的基礎性研究。我們兩人都是有30多年軍齡的海軍作家，還在海軍的高級研究機關做過相當長時間的研究員，寫中國人民海軍，我們有得天獨厚的條件。那是一段距今不遠、甚至正在發生著的歷程，有很多當事人健在，可以直接採訪。當然，由于檔案解密等等復雜問題，也遇到過不少困難。
記者：是否也存在一個史料甄別的問題？
作者：這個問題特別突出。歷史信息的可信度是不一樣的。比如晚清的一些官方文件，帶有鮮明的封建官場味兒，要練出一雙Ｘ光眼，去透視隱藏在“字縫兒”裏的秘密。再比如像翁同龢這樣的重臣，是晚清歷史的親歷者和見證人，但他晚年獲譴回籍後，對自己的日記進行了大量的刪改，究竟孰真孰假呢？擔任過清末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也有大量日記留下來，當然完全代表了一個英國人的立場。沒有綜合分析、去偽存真的過程，根本無法保證真實性。我們採訪一些歷史事件的親歷者，發現同一事件的參與者，回憶起來差異卻非常大。以至我們不得不以時間、地點、人物為坐標，對歷史事件進行艱苦的還原。當然，這是個方法的問題，更是治學良心問題。
記者：這是否不可避免地會帶有主觀性？
作者：這是必然的。孔子做《春秋》，亦在乎“寓褒貶”而“別善惡”。無論是用正規的史學方法“治史”，還是用文學方法來“志史”，一般來説：任何被書寫出來的歷史，都是書寫者的歷史，都不可避免地具有主觀性。因此，哲人才説“歷史即評説”。但主觀性並不等于謬誤，關鍵是這個主觀性建立在怎樣的基礎之上。
記者：１００多年歷史風煙過往，必然有不少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存在爭議，你們怎麼處理這樣的矛盾？
作者：這也是我們遇到的難題之一。戲説歷史、做嘩眾取寵的“翻案文章”以吸引眼球，不在我們的考慮之中，但爭議總會遇到。值得慶幸的是當代中國史學界已經在我們前面開拓了寬廣的道路。比如，我們在書中寫了抗日戰爭中正面戰場的戰況，寫了以陳紹寬為首的民國海軍將士的英勇抗戰，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再比如對北洋海軍將領方伯謙的歷史評價問題。我們到過方伯謙的故居，也接觸過方氏後人，了解過、甚至參與過上個世紀末由于方氏後裔的推動而引發的“方案”爭論，在寫方伯謙這個人的時候也格外留心，要揭示出這個人物個人經歷、性格、志趣、人生觀，與海軍軍人所面臨的歷史責任和時代命運的衝突。原則上當然要忠于歷史的真實；具體方法上，我們總是把歷史人物個人的生命軌跡，與整個歷史的發展進程重合起來——這很像套色木刻的兩個版，重合疊印，才會有真實清晰的畫面。
記者：能不能談談寫作過程中的具體感觸？
作者：開始時是莫名的興奮。中間經常是“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個漫長的創作過程中，我們幾乎是一小半生活在現實中，一大半生活在歷史裏。寫到悲抑處，常常仰天大叫；寫到激動時，亦曾繞室徘徊，幾乎不能安坐。但我們必須時常抑制自己的情感，以防被情感好惡牽入歷史的迷途。原來總想：書稿殺青之際，也就我們的解脫之時。現在書籍即將由學苑出版社出版，我們卻陷入了深深的不安——這段中華民族不能忘卻、應該時常拿出來認真讀一讀的歷史，本應該由那些學識見地遠遠超過我們的大家去撰寫，我們常常因自己的能力不逮而自責。
記者：對于人民海軍的未來，也就是你們説的“向何處”，你們肯定還有很多思索，關于海軍題材未來還有什麼創作計劃？
作者：當前是我們人民海軍處于加快發展、推進轉型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既是海軍發展難得的機遇，也是出成果的黃金時期，它必然會給作家提供豐富的創作素材，我們將把眼光繼續投入到關注海軍的發展上，用手中的筆繼續書寫共和國海軍的風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