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西安。８３歲的常曾剛坐在了記者面前，盡管聽力略有遲緩，但當明白記者的來意，開始回憶延安時期的音樂家和音樂活動時，這位１９３８年在延安參加革命、終生對延安音樂懷有深厚感情的老人臉上立刻現出了興奮的神採。
在回憶中，老人説，他“彷佛又回到了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那座‘莊嚴雄偉’的古城。看見了冼星海、呂驥、賀綠汀、張貞黻、向隅、李煥之、瞿維、安波、杜矢甲、唐榮枚、馬可、張魯、劉熾等人的身影；聽見了《黃河大合唱》、《大刀進行曲》、《遊擊隊歌》、《抗大校歌》、《延安頌》、《紅纓槍》等數不清的雄偉、嘹亮的歌聲”。他説，那時，“延安是歌的城市，延安是歌的海洋”。
老人告訴記者，盧溝橋事變後，以冼星海為代表的當時我國第一流的眾多的音樂家，相繼來到延安。他們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深入工農兵生活，譜寫了大量為群眾喜聞樂見的歌曲，響徹了中華大地，鼓舞了全國軍民抗日鬥爭的勇氣。１９４２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延安興起了開一代新風的秧歌運動，産生了許多如《兄妹開荒》、《南泥灣》、《運鹽去》、《勝利鼓舞》、《有吃有穿》、《軍民大生産》等別開生面的優秀歌曲。“歷史已經證明，抗戰期間中國音樂的中心在延安，不在重慶。”
老人還鄭重地説：延安歌聲永響人間！
憶賀綠汀：八路軍打仗的間隙還要練兵，為什麼搞音樂的就不能重視技術訓練呢！
常曾剛算是著名音樂家賀綠汀的學生。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時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宣傳隊音樂教員的賀綠汀在隨聯政隊赴東北途中，在綏德就地待命約４個月。常曾剛當時是綏德文工團音樂組的組長，得知了賀綠汀給聯政隊音樂組的同志講授和聲學的消息，就建議領導請他來團講課。“賀老不辭辛苦，來到我團駐地——九貞觀，給我們講授《和聲學初步》。講義是他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翻譯出版的《和聲學理論與實用》（英Ｅ Ｐｒｏｕｔ著）的縮編，是他自己刻印的。我當時水平低，只從豐子愷先生的《音樂入門》裏學了一點五線譜的基本知識，識譜很吃力，其他同志也差不多。賀老不厭其煩地給我們慢慢地講音階、音程、音調以及大小三和弦的原位、轉位等基本規則，並且給我們批改習題。”以後，賀綠汀還教常曾剛拉小提琴。“賀老自己也説，他不是專學小提琴的，看見我們像拉二胡一樣拉小提琴，就想教我們一些正規的拉琴方法，開始讓我們糾正姿勢拉空弦，以後就拉《霍曼》，並讓我們將琴弓分成四等分，貼上白紙條去練全弓、半弓、四分之一弓等。”
常曾剛還記得，當時賀綠汀也常給他們漫談作曲問題。他經常告誡不要寫標語口號，不要在歌曲中記流水帳，要藝術地表現生活，要努力學習民間音樂，學習古典詩詞。在常曾剛的印象中，賀綠汀為人直爽，敢于直言。延安整風以後，一般人對于學習技術不敢過分強調，怕落一頂“單純技術觀點”的帽子。他卻無視這種不成文的“左”的觀點，常談作曲技巧對創作的重要作用，並説：八路軍打仗的間隙還要練兵，為什麼搞音樂的就不能重視技術訓練呢！
憶魯藝工作團：群眾把我們看作自己人，説我們不像過去唱戲的人，和八路軍一樣！
１９４３年下半年，張庚、田方等率領以實踐《講話》精神為主旨的魯藝工作團，從延安出發到達陜甘寧邊區綏德分區，為廣大群眾演出，推廣新秧歌運動的成果。冬天，來到了米脂。陜甘寧邊區米脂中學黨組織決定派常曾剛和杜錦玉、杜生華、王亞梅、白步義等同志去魯藝工作團實習——在工作中學習，以便積累經驗，準備將來開展當地的秧歌活動。常曾剛回憶説，當時，他被編入第三班，班長是時樂濛，成員有王大化、賀敬之、劉熾、張魯、李剛、彭英、王嵐和他。
工作團的秧歌節目中，有相當一部分表現了軍民關係。這些藝術描寫，也體現在工作團的日常行動中。“所有的同志都嚴格地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每到一個地方都是自己挑水，自己煮飯；借群眾的東西，用過後就及時交還；損壞東西，按價賠償；住群眾的房子，要給老鄉打掃幹凈。群眾把我們看作自己人，説我們不像過去唱戲的人，和八路軍一樣！群眾歡迎新秧歌，也打心裏熱愛演秧歌的人。他們常常帶上羊肉、粉條等來慰勞我們。謝絕是無用的。”被老鄉們的熱情所感動，工作團在工作快結束時，向綏德地委匯報演出了《王老漢與八路軍》等劇目，再次表現軍民魚水情意。
１９４４年，魯藝工作團回到了延安，綏德分區的群眾仍然念叨著“魯藝的秧歌”。“魯藝的同志走了，他們撒播的種子卻已破土而出，生根開花了。群眾的秧歌活動，以新的姿態蓬勃發展起來，並成立了專業團體——綏德分區文工團。”常曾剛就是這個團的一名成員。
憶劉熾：學習民間音樂不能停留在譜面上，一定要學習民間音樂活的靈魂。
劉熾也是常曾剛在魯藝工作團實習時認識的。
１９３６年，年僅１５歲的劉熾就參加了紅軍，最初被送進紅軍大學當學員，不久又到紅軍人民劇社當小演員，嶄露頭角。１９３９年進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音樂係師從冼星海學習作曲和指揮，畢業後留校。常曾剛初見劉熾是他隨魯藝工作團到米脂後在東街文廟的首場演出中。“那天天氣很冷，院子裏卻擠滿了人。鑼鼓一響，當時還是二十來歲的劉熾同志，紅光滿面，身穿工人服，手持鐮刀斧頭標，以新‘傘頭’（民間秧歌的領頭人）身份，帶領扮演工農兵及其他各階層人物形象的全體演員扭起了大秧歌。”
當時常曾剛和劉熾同在魯藝工作團第三班。“我們同吃、同住、同演出。我當時１９歲，他也不過是二十剛出頭的小夥子，好動，愛玩，虎虎有生氣，生命之火十分旺盛。”常曾剛還記得他們倆常在一起撿蝸牛、頂蝸牛的趣事，“劉熾比我心眼多，他撿到的蝸牛，先是自攻自戰，留下強者才和我交鋒，我的蝸牛一觸即敗，他便哈哈大笑。”
尤其給常曾剛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劉熾學習民間音樂的認真勁。當時他們走鄉串鎮，每到一處，都是晚上演出，白天學習；請當地的幹部、勞模、藝人談情況，傳授民間藝術。“在這種時候，劉熾顯得更加認真而活躍，他幾乎是全身心地投入：學跳舞、學唱歌。他記譜記得很快，記完譜子，就跟藝人反復哼唱，直到完全掌握了民歌的韻味。”劉熾還常對常曾剛説：學習民間音樂不能停留在譜面上，不能只在它的旋律和節奏上兜圈子，一定要學習民間音樂活的靈魂。他這樣説，也這樣做了，反映在他的作品上的就是民族音調的完全創新。“他上世紀40年代創作的《七月裏》、《運鹽去》和後來寫的《我的祖國》等都不是對任何一首民歌的簡單模擬，而是將之融會貫通的全新創造。”
憶高波：本為民除害，哪怕狼與狗。身既入囹圄，當歌漢蘇武。
高波與常曾剛是同鄉，都是陜西米脂人。他原名高如化，多才多藝，１９３８年任延安烽火劇團團長。１９４２年任陜甘寧邊區三邊分區十一旅一團政委。１９４７年３月因叛徒出賣而被捕，在獄中堅貞不屈。１９４８年在南京雨花臺就義。刑前獄中賦詩：“本為民除害，哪怕狼與狗。身既入囹圄，當歌漢蘇武。”常曾剛專門寫詩歌頌這位同鄉先烈：“‘烽火’英年事，樁樁顯異才。從戎明壯志，入獄吐真懷。句句撕心語，聲聲裂肺哀。詩留人乃去，血灑雨花臺。”
憶鐘靈：我當時如果聽了冼星海老師的話，那就會走向另一條藝術道路了。
著名作家、畫家鐘靈就讀于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美術係期間，恰逢冼星海的《生産大合唱》和《黃河大合唱》剛剛創作完成，便自告奮勇去幫忙刻蠟版並油印，因為他懂簡譜，也會用倣宋字。魯藝合唱團成立後，因為音樂係的人手不夠就吸收其他係的同學參加排練，鐘靈也成了當然的吸收對象。參加合唱團後，在《黃河大合唱》首次公演時，他還擔任了獨唱演員，扮演《河邊對口曲》中的“李老七”。
當時冼星海親自指揮，他發現鐘靈嗓子有培養前途，就動員他入音樂係學習聲樂和指揮。鐘靈考慮再三，覺得還是對美術有偏愛，就婉言謝絕了。“現在看來，我當時如果聽了冼星海老師的話，那就會走向另一條藝術道路了。”鐘靈事後回憶説。
就在記者採訪常曾剛的時候，他剛收到鐘靈的訃告。鐘靈于今年５月２５日在北京逝世，常曾剛回憶起這些延安時期的往事，不勝悲痛，作《文雄畫傑鐘靈祭》一首以表哀悼之意。詩曰：
奮鬥機緣世所奇，文雄畫傑夢遊悲。
先公著作等身露，藝苑花香一樹詩。
節亮風高陰雨過，波平浪穩陽光時。
誰言聖哲歸天去，馬列遺宗起大碑。
（本文部分內容摘自常曾剛著《山高水長——延安音樂回憶錄》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