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旅作家楊大群最近忙個不停,他的厚厚三大本《義勇軍演義》正在印刷廠裏緊鑼密鼓地裝訂,很快就要問世了。五卷本的《偽滿洲國演義》也還剩最後一冊就告完成。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的時候出版的《戰爭與命運》,最近也在再版。從家到出版社、再到印刷廠的“三點一線”佔去了他最近的大部分時間。不久前,本報赴遼寧採訪組一行走進他的家中,就他的抗戰文學創作進行了一番暢談。

    從亡國奴到志願軍戰士

    談起為何把抗戰文學作為自己創作數十年不變的主題,他説,這還要追溯到他的童年經歷。他1927年出生,而對日本侵略者最早的仇恨則開始于他八九歲的時候。當時,他家緊挨著奉天到山海關的鐵路,而不遠就是這條鐵路線上最長的大橋——遼河大橋,橋旁邊駐扎著日本關東軍的一個營。這讓他耳聞目睹了日本士兵殘害中國人的樁樁慘劇。最為慘痛的一次,是8個中國農村孩子來橋頭看火車,出于好奇趴在鐵軌上聽火車駛來時發出的轟隆聲。結果被日本兵抓住,以破壞鐵路的莫須有罪名砍頭,8個年少無知的孩子還沒有好好看看火車是什麼樣子,就這樣慘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下,頭顱還被挂在電線桿上示眾。那一段日子,當地的老百姓中流傳著這樣的説法,每當刮風下雨的天氣,就隱隱聽到孩子們在淒風苦雨中哭喊“媽媽”、“媽媽”。楊大群幼小的心靈中第一次播下對侵略者仇恨的種子。

    盡管仇恨已經在心裏萌芽,但是,由于從小受的是奴化教育,楊大群和很多東北淪陷區的孩子一樣,直到小學畢業還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只知道自己是“滿洲國人”,管中國叫做“支那”。中國孩子還不斷被灌輸這樣的觀念:中國要繁榮,必須依靠日本,加入大東亞共榮圈。他回憶説,當時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已經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有一次他揀到一套碗,大小3個。他很奇怪,因為一般的碗都是把字樣、圖案印在外面,而這種碗是把“效忠天皇”、“感恩”的字樣印在裏面。後來,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所長劉毅告訴他,日本人這麼做,是希望老百姓端起碗來都忘不了自己這頓飯是“皇軍”給的,要時刻不忘對“皇軍”“感恩戴德”。

    但是,侵略者的罪惡面目是怎樣都掩蓋不了的。和千千萬萬東北淪陷區老百姓一樣,日軍的暴行讓他的民族情感在仇恨中逐漸覺醒。當時,在沈陽街頭,如果趕上上下班的時候,每輛電車幾乎都要擠滿人。但是只要電車裏面坐一個日本人,整輛車中國人就不能上。在沈陽街頭,一個小販叫賣“山裏紅”,而當時抗聯戰士們的根據地大都在山裏,日軍據此認為他涉嫌抗日,犯了日軍的大忌,把他殺掉了。當地老百姓的生活非常困難,但每家地裏種的菜、母雞下的蛋,都必須給橋頭的日本兵送去。後來,楊大群在一個生産彈藥的日本軍工廠裏面幹活,發現其中有幾個工人整天戴著腳鐐,幹活的時候才打開,而旁邊還總有日本兵持槍監視。但他們趁日本兵不注意時總會告訴周圍工人,説大家要記著,這些子彈其實都是用來殺我們中國人的,他們在侵略我們,這些殺害、虐待我們同胞的人都是侵略者。後來,楊大群才知道這些人的身份,他們都是來自關內的抗戰人士。

    1945年東北光復的時候,楊大群剛好高中畢業,逐漸知道了八路軍是老百姓自己的軍隊,這樣1947年初解放軍一來他就積極配合解放軍開展地方工作。抗美援朝開始後,他被派往朝鮮戰場當了5年戰地記者,成了一名志願軍戰士。回國後,他在沈陽軍區空軍文工團當團長,1984年離休。

    離休後的日子卻是他最忙的時期,當時遼寧省領導希望有人通過文藝的形式,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記錄日本在東北的14年侵略歷史,正好在報刊上看到楊大群發表的一篇日本侵略東北罪行史方面的論文。省委就把這個工作交給了楊大群。這倣佛一把鑰匙打開了寶庫的大門,楊大群多年的情感積累、生活經歷和藝術積累以文學創作的形式爆發了出來。他自己寫了一個條幅:“勿忘國恥我的創作動力”。

    寫就800萬字抗戰文學作品

    由于作品涉及了大量史實,為了保證內容的嚴謹,楊大群把大把的金錢和精力投入到史料的搜集、研究中。他説,寫抗戰是嚴肅的事情,要帶著愛國心和責任心去寫,我的書必須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只有細節逼真才能有説服力地再現歷史,才能讓後人知道真實的歷史。于是他千方百計四處搜購史料。有位香港讀者手中有4大冊偽滿洲國時期的文藝畫報合訂本,楊大群毫不猶豫地從多年積蓄中拿出1萬多元悉數買下。他説,這些史料非常珍貴,不但其中溥儀“登基”成為偽滿洲國“皇帝”時他和婉容身穿禮服的照片以前從未發現,而且還能從中發現當時老百姓生活的諸多細節,能讓自己的作品更符合歷史真實。他為了寫好《戰爭與命運》這部作品中的各國領袖人物,買了很多斯大林、羅斯福等的傳記,仔細研究每個人的性格、語言、習慣等。而且,為了保證作品內容的真實可靠,他的筆觸大多集中在自己最熟悉的遼河中上遊。記者一冊冊翻讀他的作品,最直接的感受是在幾十本抗戰長篇小説中,很多人物是一直貫穿下來的,而且絕大部分作品採用的是中國古典小説的章回體。他説,我的書是寫給老百姓看的,章回體是中國傳統,這樣老百姓更容易讀懂。他也曾用意識流等較為“現代”的寫作手法,寫過一本《人狗狼》。雖然獲得了不少評論家的稱讚,但他認為這種寫法不適合國人的閱讀習慣,很快就放棄了。現在,他的作品已經出版了近40冊,總計1200萬字,其中反映東北抗戰歷史的就佔了800萬字。其實誰能想到,這樣天文數字般的作品竟然出自一位離休老人的筆下。有人感慨于他多年來絲毫不見衰竭的創作熱情,稱他的創作“如同遼河的波浪,滾滾長流”。

    隨著作品一本本問世,他也曾遇到過不少新鮮事。他説,1985年春節那天,沈陽冶煉廠幾位退休工人一起到他家來拜年。開始他很奇怪,因為這些老工人他根本一個都不認識。他仔細一問才明白,原來當時電臺裏正在播由他創作、由王剛主講的《關東演義》,但沒有播完就不知何故被停掉了。這下那些天天把聽《關東演義》當必修課的老工人可不幹了。他們告訴楊大群説,我們工廠為了讓職工聽《關東演義》,把午飯的時間都推後了半小時,怎麼能説停就停呢。在他投稿過程中也發生過令人意想不到的巧合。上世紀80年代,他曾背著書稿在北京找有興趣的出版社,在天安門廣場旁撞到一個人,一聊才知道,原來此人正是群眾出版社總編輯。當他知道楊大群從事抗戰題材文學創作,就説,你的稿子我拿去看。一周後,楊大群接到了通知,群眾出版社願意出版這套書。最後,這部書稿就定名為《關東傳奇》,分上下兩冊在群眾出版社出版。就是這部作品,發行量高達60萬冊。

    與毛岸英相識于朝鮮戰場

    在楊大群的作品中,有一本被他戲稱為“奉命作文”的書是他格外鐘愛的。這就是傳記文學《毛岸英》。楊大群結識毛岸英是在抗美援朝戰場當戰地記者的時候。朝鮮戰爭期間他曾寫了6篇關于毛岸英的新聞報道,但起初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筆下的人物就是毛岸英。當時,由于楊大群是記者,而毛岸英是師部機要秘書,那時寫稿件都是由機要秘書發電報給國內,所以兩人就認識並熟悉起來。毛岸英説自己姓劉,楊大群就和別人一樣叫他老劉。當時美軍飛機轟炸得很兇,毛岸英發現楊大群每次送稿件總是從北邊過來,他馬上告訴楊大群,這樣是很危險的,你要記得美國飛機從來不會從南向北俯衝。這樣,楊大群以後躲轟炸就有經驗了。楊大群説,毛岸英的勇敢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但搶著拆從江裏撈出的定時炸彈,後來他還從火海裏救出過朝鮮鄉親。楊大群説,毛岸英有一次看到一戶朝鮮老鄉家中失火,馬上在一條被子上灑些水,披上被子衝進火海,救出了一位老大娘和她的小孫女。後來楊大群就把這些事情寫了出來,在《人民文學》上就有《劉排長和小金枝》這篇文章。而楊大群到了1953年才知道“老劉”其實就是毛岸英。當時志願軍正要挪動毛岸英的墳,當年被救的老大娘不讓把這座墳挪走,説裏面埋的是自己的親人。志願軍幹部説,老大娘,這不是你家的親人,這裏埋的是毛澤東的兒子,現在需要把這座墳挪到別的地方去。她才知道當初把自己和孫女從火裏背出來的是毛岸英,于是她向北京方向鞠了3個躬後才戀戀不舍的走了。當時楊大群在墓碑上看到上面寫的是“毛岸英,湖南人,毛澤東長子”,這才相信志願軍幹部的話。後來,一共3本《毛岸英》問世了,其中一本傳記,一個學生讀本,一個戰士讀本。出于對戰友的懷念,他用這部書的全部稿費在遼寧省寬甸縣上河口鎮修建了一所希望小學——毛岸英紀念學校。

    在他四居室的家中,找不到幾件現代化的電器。房間擺滿了書櫃,各種書籍、資料從地面一直堆到房頂,床、書桌等都塞在書櫃後的墻角裏。看得出,他的寫作是整個家庭中最重要的事情。令記者深感意外的是,在他的名片上,除了他的名字,還印著老伴康桂英的名字。他説,幾十年來老伴一直在無條件地支持他從事抗戰文學創作,自己現在取得的成果裏有她一份功勞。

    離休後的楊大群整天忙于寫作,一部部數十萬字的大部頭小説接連問世,現在,已經有一家出版社表示希望為他出版40卷的全集。這無疑是對一位老作家多年筆耕最好的回報。在人們看來,楊大群的幾十本書肯定為他帶來了豐厚的報酬。但是,我們看到的楊大群卻衣著簡單。他還打算拿出20萬元稿費建立遼河文學獎,鼓勵更多的人進行文學創作。而且,他除了寫作,還熱心參加各種公益活動,讓人感嘆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倣佛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先是參加了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又參加了由老英雄、老模范等組成的宣講團。現在已經在當地學校、企業裏講解革命史800多場,已經有了全軍離休先進個人、遼寧省關心下一代工作先進代表等一大串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