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太行,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意義。抗日戰爭期間,這裏的老百姓在黨的領導下堅決抗擊入侵家園的侵略者,經受了常人所無法想象的殘害和折磨。在宏大的歷史敘事背後,那些作為個體的幸存者對這段歷史的記憶是否得到了清晰的記載?這些珍貴的記憶會不會隨著他們的年邁而模糊、隨著他們的去世而消失?山西省社科院歷史所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而進行的“山西抗戰口述史”研究,其目的正是搶救幸存者口中活的歷史,從而為歷史增添細節,用細節還原歷史。在太原,本報採訪組採訪了“山西抗戰口述史”課題組副組長陳旭清。

    當我們有《東史郎日記》來佐證南京大屠殺時,我們會因沒有中國人的口述史來證明這一點而感到遺憾。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山西抗戰口述史”課題的情況。

    陳旭清:這個課題是山西省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重點項目。在山西省社科院歷史所所長孫麗萍的帶領下,在山西全省發起大型調查活動。調查歷時半年,共採訪1500余人,形成錄音文字400萬字。百萬字的《山西抗戰口述史》一書將在8月與讀者見面。同時,我們還充分發掘有形的記憶要素,如舊照片、地圖、實物等。

    記者:為什麼採用口述史的方式?

    陳旭清:中國近代史學科有一個可悲的怪圈:中國近代史發生在中國,但研究中國近代史的一流學術成果卻在國外。造成這種尷尬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我們民族的記憶資源的外流。我們詮釋自己的歷史,卻不得不借助海外中國記憶庫,其中包括美國的胡佛戰爭與和平研究中心、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中心和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等。國內學界無法越過這幾個海外的中國記憶庫,這是國內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致命缺陷。

    記者:具體到抗日戰爭史的研究呢?

    陳旭清:目前,日本學界正以強大的經濟後援大規模地搶救、整理、出版日本老兵的戰爭記憶,同時在中國區域收集、搶奪中國的民間記憶資源。日本一些民間組織和研究人員1990年就來山西朔州、陽泉了解有關情況。當我們有《東史郎日記》來佐證南京大屠殺時,我們會因沒有中國人的口述史來證明這一點而感到遺憾。而且,搶救抗戰主戰場山西的個體記憶十分重要。通過幸存者的口述,我們可以獲得第一手資料,為真實反映歷史創造條件;口述資料包含的內容多于一般文獻,許多不能用常規史料回答的問題,在這裏可以找到答案。另一方面,以前對日軍侵華造成的損失,主要是借助于檔案資料,側重于宏觀描述,缺乏具體的數量説明,使人對戰爭的認識比較抽象,口述調查則可以對上述問題具體化。就歷史學的層面來説,口述史研究還可以給抗戰史研究開拓視野,對鑒別文史資料真偽也能起到獨特作用,甚至可能補史、正史,改變人們對歷史的認識。還有一個具體原因,就是當時民眾的文化水平較低,口述歷史正好可以彌補文字記錄的不足。

    記者:選擇採訪對象的標準是什麼?

    陳旭清:首先是年齡必須在75歲以上,這樣年齡的老人在抗戰期間已經有十多歲,對當時的情況能夠形成較好的記憶。另外同一地方盡量兼顧不同性別。每個縣至少要採訪3個村落,這3個村落要包括當年的敵佔區、拉鋸區和根據地。一般情況下,每個村至少選擇四到五個點,每個點上至少選擇3個人。同時職業和文化程度也要兼顧。除了村裏的百姓,我們還採訪了城裏的一些老幹部。他們在當時都是縣裏的武工隊隊員,對情況比較了解。

    對于老人們來説,再次回憶當年的悲慘經歷是十分痛苦的,但我們必須引導他們詳細講述親身經歷的不幸。

    記者:這些老人都年事已高,你們有沒有搶救歷史的緊迫感?

    陳旭清:有一種跟時間賽跑的感覺。我去年10月訪問一個88歲的老大爺,今年1月已經去世。

    記者:他們在講述時飽含感情,並且歲數很大,怎麼來保證客觀和可靠?

    陳旭清:這個問題我們十分注意,主要是通過多找幾個人相互印證;多找實物印證;多找文獻資料印證。如果一個地方只訪問到一個人,這樣的資料我們不用,因為“孤證不立”。另外就是進行回訪,進一步核實、挖掘。有趣的是,女的相對來説講得少,男的講得比較多。

    記者:為什麼?

    陳旭清:日本人來之前,婦女一般都下地勞動。日軍入侵之後,很多婦女就回到家裏面,哪裏也不去。特別是敵佔區和拉鋸區,平時各家各戶都把大門堵起來。有些婦女看見鬼子來了,就揭開涼席鑽到炕底下的洞裏去了。這可能是女的回憶比較少的一個原因。

    記者:這麼大型的學術調查,一定遇到了不少困難。

    陳旭清:主要是經費問題,靠省裏的撥款解決。另外還有技術問題,比如有些人沒有作過這樣的調查,不懂得相關方法。還有就是許多老年人不願意回憶悲慘的經歷。好多人家裏有幾個直係親屬被日本人殺害,現在再來回憶,確實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記：您接觸到的最悲慘的事情是什麼？

    陳：原平南懷化村一個老婆婆的直係親屬被日本人殺了11口，只留下她一個。最開始她不願意説，我們就慢慢引導她，説著説著她就哭了。代縣殷家匯一個老婆婆講，當年日軍一天裏殺了86人，她的爺爺、爸爸、媽媽、二嬸等全部被殺，而她還被迫在旁邊觀看。日本人用鐵絲把人串起來，一個個刺倒在地。接著就用莊稼桿子點上燒，如果沒死，就會疼得動起來。日軍看見哪個地方動一下，就過去補一槍。日本人又把女人們趕進一個房子裏面全部強暴了。她的二叔胳膊被日本人打斷，不敢去看，一個多月後因為槍傷去世。後來她和奶奶就跑到山裏面去，不敢回村裏居住。其實，不少男人在回憶時也哭，因為太悲慘了。有的老人在講述的過程中就堅持不下去了。

    記：對于講述者來説，回憶是痛苦的。對于追問者來説，是不是很痛苦？如何做到以一個冷靜的研究者的身份來看待他們講述的歷史？

    陳：作為一個歷史工作者，應該在這個過程中盡量客觀、公正、平心靜氣。但是，當幾乎所有的老人都哭著給你講述，你的心情不能平靜，肯定要引發一些情感觸動。我們要盡量控制自己的情緒，同時引導他們講述一些他們自己可能都沒有意識到的細節，盡量挖掘更多的東西。

    日軍在山西殺人、施暴的方式竟然達200多種，其殘暴的程度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

    記：完成這個課題之後，是不是對自己有一種衝擊？

    陳：我們都知道老百姓對共産黨、對八路軍是有深厚感情的，但之前並沒有感性的認識。這次調查發現，老百姓對共産黨、對八路軍的感情是發自內心的，他們覺得共産黨、八路軍什麼事情都是為老百姓考慮。有一個老奶奶説，當時有一個武工隊隊員在村裏活動，被日本人抓住，要殺他，她就站出來説是她的兒子，把他保護下來。我問她為啥這樣做，她説武工隊隊員打日本，是好人。老百姓的感情是最樸素的。還有就是為什麼那麼多老百姓參軍？答案就是他們熱愛共産黨，就是要跟著共産黨把日本人打出去。

    記：在聽了這麼多老人的回憶之後，日軍的殘暴是不是超出了大家的想象？

    陳：這次調查發現，日軍在山西殺人、施暴的方式竟然多達200多種。我調查的一個地方，日本人殺42個人，竟然用了18種方法。很多地方的百姓不敢回村裏住，幾戶人家到野地裏挖一個地窖住在裏面，認為村子裏死人太多有鬼了。有一個村將近400人，日本人就殺掉了376個。老人的講述讓我們知道，日軍的殘暴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兩個日本兵一人握住一個3歲小娃娃的一條腿，生生地撕開後扔到空中，掉在樹上的腿還在動；有的把小孩放到熱鍋裏煮……我們被老人們講述的這些事件震驚了，日本人的很多罪行書上都是沒有記載的，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

    記：有沒有別的沒有記載的情況被課題組發現？

    陳：比如破壞生態，以前很少提到。日軍掠奪式開發代縣和繁峙的金礦，不僅破壞了礦床導致現在無法開採，而且把3000多畝森林全部砍光。這些情況縣志上都沒有記載。

    記：當地老百姓現在對日本政府的歷史觀是一種什麼態度？

    陳：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慰安婦問題、勞工問題，他們都很氣憤。他們最直白的表達就是，日本政府沒人性。但中國老百姓非常寬容。我在忻口戰役發生地進行過調查，前幾年有些被打死的日本兵的後代來這兒，想帶點土回去作個紀念，説我們的父輩做了對不起你們的事情，我們現在替他們向你們道歉。當地的老百姓就説，既然這樣，你們就帶吧。老百姓把日本政府和日本民眾是分開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