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歲投入救亡運動

    記者(以下簡稱記):周主席,您是什麼時候投身于抗日救亡歌咏運動的?

    周巍峙(以下簡稱周):我沒有專門學過音樂。但是,我從小就很喜歡音樂。學生時代,我的老師經常讓我在手風琴的伴奏下唱民謠,由此我喜歡上了唱歌。同時我也經常受到家鄉民間音樂的熏陶。投身抗日救亡歌咏運動時我才18歲,我當時在企業家石良材開辦的圖書館工作,這家圖書館主要是對工人、店員、學生進行讀書和學習的指導,圖書館的館長是李公樸先生,他也是後來救國會的領導。圖書館下面有一個“讀書指導部”,這是一個通過讀書來引導讀者,幫助他們提高思想,追求進步,進而給他們灌輸反帝救亡精神的一個組織。我一方面當李公樸先生的文字秘書,一方面當“讀書指導部”的助理編輯。

    我最早參加歌咏運動,是劉良模先生組織的“民眾歌咏會”。1935年,我參加了由聶耳組織,呂驥、周鋼鳴領導的業余合唱團。這個業余合唱團和一般的工人、學生組織的合唱隊不同,它相當于一個培訓班,在這個合唱團學習了之後,可以到另外的合唱團、或工人學校再去教唱。

    記:當時組織了哪些活動?

    周:“七七”事變前,我就領導了新生合唱團,這也是帶培訓班性質的合唱團。我還在工人夜校、小學、中學、大學裏教歌,還當過記者,是讀書生活社出版部的主任。從最早參加文化界救國會,到後來參加全國的救國會,我們始終堅持到工人當中去做工作,我們和上海的工人關係密切,除了白天工作,幾乎所有的晚上和每周六、日,我都是在搞群眾歌咏活動。

    另外,1935年我還參加了蘇聯自由社的音樂組,這是一個黨領導的外圍組織,田漢、任光、夏衍都做過負責人。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員都是左翼的人員,包括當時上海的文學家、音樂家,組織了各種形式的活動。

    歌咏運動的潮流不可阻擋

    記:您在1936年的時候,就編輯出版了抗戰歌曲集《中國呼聲集》, 能談談當時編輯這本書的情況嗎?

    周:抗日救亡歌咏運動是從“九一八”開始醞釀的,當時黃自寫了一批歌曲,由于國民黨當局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所以有些曲子沒有流傳下去。但是黨領導的左翼文藝的音樂創作一直沒有間斷,聶耳從1933年開始,就寫礦工、寫工人、寫農民饑寒交迫之歌。很多音樂作品是通過電影插曲這種形式出現的。到了1934年,日本想向關內擴張,在華北培養傀儡政府,他們不僅要侵佔華北、東北,還要侵佔整個中國。這時群眾救亡歌咏運動形成了高潮。在經過了聶耳等人的歌曲的傳播之後,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上,很多群眾唱著歌曲上街,這時歌咏運動達到了新的高度,歌咏運動的潮流不可阻擋,許多救亡歌曲在全國流行。

    當時歌曲僅僅依靠電影、唱片傳播滿足不了大眾的需求,所以我就花了3-4個月的時間編寫了《中國呼聲集》。這本書基本上是我自己一個人編排、校對。在李公樸的支持下,《中國呼聲集》第一版就賣了15000份,很快就銷售完了。

    《中國呼聲集》出版了以後,國民黨和帝國主義的巡捕都要找編寫這本書的人。1936年底,巡捕找到了我們辦公的地方,説要找周巍峙,要禁這本書。當時我的真名叫周良驥,“周巍峙”是我救亡活動時用的名字。所以人家找到我時,我就説,我叫周良驥,不是周巍峙。他們把書抄走的時候,還問這些作者都在哪兒?我説,這些書是別人投寄過來的,我們也沒有權利問作者住在哪裏。這樣,也就把這件事推掉了。實際上,我和這些詞曲作者之間關係非常密切,還經常聯係。

    另外,在這本書裏,我還介紹了國際歌。當時我不承認國民黨的黨歌,因此在編書的時候,還特意空出了2頁,想將來我們打勝仗了,有了新中國的國歌時,再把它添補上去。

    後來,《中國呼聲集》被禁了以後,我將其更名為《民族呼聲集》又想辦法進行再版。1936年10月,該書又再版了15000本,並加進了一些歌曲。我的名字也改為何立山,出版的地方更改為“山東歌曲研究會”。

    那時,只要歌詞不提到日本,就可以表演。所以當時的書中是不提“日本”兩個字的。排版的時候,我們就把歌詞中的“日本”2字省略了,變成“打倒帝國主義”。但是,只要我們一唱,下面的觀眾就會喊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情緒非常激昂。

    唱“飽”了,就不吃飯了

    記:請您談談當時和冼星海、呂驥、任光等音樂家在一起並肩作戰的情況。

    周:星海從國外回來了以後,擺脫了國民黨對他的“拉攏”,寫了很多抗敵救亡的歌曲。我19歲見到他時,他充滿了熱情,他家裏沒有什麼家具,只有一張吃飯的桌子、一臺鋼琴、一把小提琴。星海不僅到合唱隊教歌,還到學校教歌,他當時就想為中華民族寫首交響樂,表現中華民族的精神。他寫《黃河大合唱》時,用了不到一周的時間,充滿了熱情,而且音樂方面,旋律很有力量、好聽,採用了獨唱、對唱、大合唱等形式,這些都説明了他具有極好的音樂修養,對救亡運動也充滿了熱情。

    任光在當時有很大的功勞,他當時在百代唱片公司,負責音樂部,他千方百計地把抗戰歌曲做成唱片。皖南事變時,他犧牲了,很可惜。

    那時,我們在上海的南京路唱抗戰歌曲的時候,用的是五線譜本。五線譜上面印的是外國歌曲《甜蜜的家庭》、《老黑人》等在外國流行的歌譜,五線譜底下寫的是抗日歌曲。所以,那些外國警察一看,我們唱的都是英文歌,再翻翻歌譜,看裏面的內容也英文的,拿我們沒有辦法。那時我們共同的特點是千方百計的開展救亡歌咏運動。呂驥是合唱團的骨幹,但一年到頭我們看他就只穿一件深色的西裝,很窮,沒有可以換的衣服。當時我們都很窮,沒有錢買飯吃,周日聚在一起時就唱歌,唱“飽”了,就不吃飯了。總之,我們採取了各種形式,匯集了各種力量,最終形成了一個具有影響力的群眾救亡音樂團體。

    八路軍是一支歌唱的部隊

    記:1938年,您參加了西北戰地服務團,擔任主任、合唱指揮,後來還擔任了晉察冀邊區音協主席。

    周:西北戰地服務團是由毛主席親自決定,在延安成立的。當時由丁玲帶隊,任團長。1938年,丁玲從山西回延安匯報時,中央正準備派一個團到晉察冀邊區,可是丁玲同志病了,陳雲就指定我帶隊到敵後去。那時,敵後除了打仗就是唱歌。因此,可以説,八路軍是一支歌唱的部隊。在廣場開會時,我們大家先拉歌。雖然條件很艱苦,但是我們的情緒很高。大家打仗打得很辛苦時,就會説“唱一首歌吧!”很快,大夥的精神就來了。

    我們戰地服務團,一方面要演出,一方面還要開展工作。1943年,我和軍區的領導一起組織了一個“武工隊”,開展了很多活動。當時,敵軍很怕我們,稱我們為“蜈蚣隊”,説我們點子多、行動快。實際上,我們這些八路軍只有四五支機槍。晚上,我們七八個人組成的演出小組,化了粧以後,走20多裏的路趕演出。演出時,大家也都把退路看好了,以便有敵情的時候再撤退。

    居安思危,不要忘記過去

    記:今年正值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各地都在舉辦活動來紀念這一勝利,請您談談舉辦這些活動的意義。

    周:舉辦這些活動很有意義。我們要記住那段艱苦奮戰的歷史,提高廣大文藝工作者對這段歷史的再認識,同時結合當前的建設,更好地發揮艱苦奮鬥的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在遠東這條戰線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忽視了。今天,通過紀念抗戰,可以使世界人民更理解中國。另外,回顧歷史,是提醒我們我們要居安思危,不要忘去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