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音樂喚起民眾

    記者(以下簡稱“記”):左翼音樂運動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左翼文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以左翼音樂工作者為骨幹並團結愛國民主音樂力量的無産階級的革命音樂運動,那時您還年輕,您是如何投身這項運動的?

    孫慎(以下簡稱“孫”):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當時機關刊物曾連續發表有關音樂評論的文章,介紹蘇聯革命音樂和馬克思主義的音樂觀,號召音樂家們要創作出能為工農大眾接受的“新興的音樂”。我們在“到工廠、到農村、到戰場上、到被壓迫群眾當中去”的號召下,深入到廠礦、城鄉、大中學校和市民當中,講授音樂知識,組織歌咏活動,了解人民生活。可以説這是中國近代專業音樂家同人民群眾相結合的最早嘗試。

    從1932年下半年起,日本加緊對華侵略,為了適應“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後抗日救亡鬥爭迅速高漲的形勢,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了音樂小組。當時,左翼音樂運動的參加者所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不僅為進步的電影、戲劇和群眾救亡歌咏活動創作了一批作品,有《漁光曲》、《大路》、《風雲兒女》、《馬路天使》、《夜半歌聲》等影視歌曲,還為《揚子江暴風雨》、《放下你的鞭子》等戲劇作品創作了歌曲。這些作品在當時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對于喚起民眾覺醒、鼓舞民眾抗日救亡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早期左翼音樂運動主要是反帝反封建,其中《大路歌》、《漁光曲》等都是屬于較早反映工人、漁民生活的歌曲。後來,日本加緊對華侵略,全國上下掀起了抗日救亡運動,左翼的創作更多的是為開展群眾歌咏運動而作。1935年2月,上海基督教青年會的劉良模發起組織了上海的“民眾歌咏會”,並很快就發展壯大起來,吸引了成百上千群眾的廣泛參與,在香港、廣州等城市建立了分會。

    有人煙的地方就有抗戰歌曲

    記:當時有哪些音樂家參加了救亡歌咏運動?

    孫:由于開展救亡運動,需要有新的創作,所以1936年初,上海成立了詞曲作者聯誼會,這是中國音樂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當時冼星海、呂驥、賀綠汀、周巍峙、張曙、任光、麥新、沙梅、江定仙、劉雪庵等作曲家,孫師毅、安娥、周鋼鳴、陳子展、塞克、許幸之、龍沐勳、任鈞、柳倩、關露等詞作家都參加了該組織。我們經常聚在一起開展活動,為群眾提供演唱的材料,以適應當時蓬勃開展的救亡歌咏運動的需要。1936年秋,上海成立了歌曲研究會,我和麥新、孟波、周鋼鳴、吉聯抗等是該研究會的會員。這是抗日救亡歌咏運動中一個研究歌曲創作的組織,著名的救亡歌曲《大刀進行曲》、《保衛馬德裏》、《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等都是在該會的活動中産生的。除了組織群眾唱歌,我們還組織當地的群眾參加讀書會,大家在一起讀進步書籍與雜志,通過讀書會來傳播進步的思想,從而形成更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

    記:音樂在抗日戰爭中起到了一個怎樣的作用?

    孫:伴隨全面抗戰的高漲,北平、天津、上海等地也紛紛成立了數以百計的“戰地服務隊”和“抗戰歌咏團”,他們紛紛走向戰區和內地,深入到前線、農村,到更邊遠的地方宣傳抗日。我與任光、安娥、聶耳、麥新、孟波等人,也去到一些地區,在人民群眾中傳播救亡歌曲,播灑抗戰的音樂火種,還在當地組織群眾歌咏團體,使救亡歌聲遍布全國。救亡歌咏運動在抗戰期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抗戰歌曲也隨著人員的流動,傳到了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正如當年豐子愷所描繪的,“有人煙處,即有抗戰歌曲”。那時,音樂就是戰鬥的武器。

    與時代緊密結合才能産生好作品

    記:抗戰時期産生了一批具有影響深遠的作品,您的《救亡進行曲》也被廣泛傳唱,請您談談自己的創作。

    孫:當時的歌曲創作一方面是由于遊行隊伍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作曲家個人的興趣。那時,詞曲研究會每周開展一次活動,為的是使音樂創作與群眾運動、與現實結合起來。

    《救亡進行曲》是我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後,根據當時群眾歌咏運動的要求所創作的。這部作品反映了當時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表達了全國人民不分工農兵學商奮起救亡,收復失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堅定決心。抗日戰爭時期,上海有很多的集會和遊行,當時我和周鋼鳴等人也加入到了遊行隊伍中。周鋼鳴建議我寫一首反映遊行隊伍的作品,以方便群眾在遊行時有歌可唱。不久,周鋼鳴就將他寫的歌詞拿給我看,讓我為其譜曲。由于創作的激情在內心早已醞釀了許久,因此我沒花費多少時間就完成了創作,並將作品拿到詞曲作者聯誼會討論。呂驥同志聽了該作品後,給予了充分肯定,還對其進行了一些修改,建議將原作中的最後一段加以反復,以加強歌曲的飽滿情緒。我接受了呂驥同志的建議,把《救亡進行曲》進行了進一步的完善。這首歌一下傳唱開了,後來發表在《生活知識》雜志。電影《青春之歌》拍攝時,導演崔嵬把它用了進去,前奏加了鼓聲,編成了四部合唱。

    我們當時的作品都是這樣創作出來的,如我受黨的派遣在第四戰區戰地服務隊工作,這一時期,我創作了《春耕歌》、《反侵略歌》、《戰地服務隊歌》、《募寒衣》等。如《募寒衣》,那是1939年,戰地服務隊跟隨大部隊途經廣東的曲江時,正值嚴冬,天氣十分寒冷,士兵們所攜帶的衣物都非常少,為了號召當地的民眾給大部隊捐贈衣物,我寫了歌曲《募寒衣》。許多當地的群眾在聽了《募寒衣》這首歌後,在自身物質條件也十分匱乏的情況下,都紛紛伸出援助之手,給部隊捐獻衣物、被褥。

    記:那時的作品之所以直到現在還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是因為作者與時代、與群眾緊密結合。

    孫:當時的許多作品都是根據需要而寫,寫好後立即到群眾中去教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很快就知道群眾喜歡什麼樣的歌曲,也能對自己的創作即時進行調整。如1935年,星海從國外回到上海,創作了《運動會歌》、《救國進行曲》等作品。從《運動會歌》、《救國進行曲》這兩首作品,我們還能感覺到當時星海音樂作品中帶有的一些“洋味”,可是隨著星海的投身革命和深入群眾,作品中的“洋味”也漸漸褪去,更多地體現出了人民大眾激昂的革命熱情和鬥志。後來,星海創作了一批以民族解放鬥爭為題材的戰鬥性群眾歌曲,如《保衛盧溝橋》、《到敵人後方去》,以及反映抗戰中婦女兒童形象的《三八婦女節歌》、《只怕不抵抗》等,還有他的傳世之作《黃河大合唱》,都具有濃鬱的民族氣息,充分展示了人民群眾團結抗日的時代風貌。麥新的《大刀進行曲》也是經過了群眾的傳唱和加工。《大刀進行曲》中的歌詞,“大刀”兩個字原先是分開來演唱的,節奏和旋律的結合不是那麼緊湊。可是,當這首作品在群眾中傳唱時,群眾“自作主張”地對其進行了一些改變,使得歌詞與旋律結合得更加緊密。後來,麥新也根據群眾的意見,在原作上作了一些修改,使得這首作品更加完善。

    抗戰時期之所以能涌現出那麼一大批優秀的作曲家和作品,是因為當時的歌曲創作與時代、與人民結合得比較緊密,真實生動地反映出群眾的心聲,所以至今還有強大的生命力。今天,我們重唱這些戰歌,是非常有意義的,希望這些戰歌被一代代傳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