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的烽火年代，除了抗戰軍民英勇頑強地抗擊外侮外，廣大新聞工作者也為抗擊日本侵略者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本報“重走太行路”山西採訪組在太原採訪時，見到了當年《勝利報》、《新華日報》的老新聞工作者，曾任山西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劉江老人。盡管已經88歲，但這位從戰爭歲月中走來的老報人卻精神矍鑠、神採奕奕。回憶起當年辦報的經歷，老人倣佛回到了當年的激情歲月，而當提到跟日本侵略者英勇鬥爭而犧牲的同行時，老人又不禁潸然淚下。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是怎麼走上新聞工作崗位的？

    劉江(以下簡稱劉)：我一開始並沒有想到會成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我的家在農村，但家裏算得上是書香門第，祖父、父親都是讀書的。我也念過私塾，盡管小學畢業，但古文底子還是比較厚的。在當時大部分都是文盲的情況下，我也算得上一個小知識分子了。我當時的奮鬥目標就是想當一個小學教員。在黨的領導下，我曾經當過一段時間的村長，並于１９３７年入黨。當時有位教育科長王磊跟我非常熟悉，他跟我説，你可以參加文化培訓班，今後可以當個小學教員。我一聽非常高興，當時覺得一輩子能當個教書先生還是很滿足的。在黨的安排下，我參加了文化培訓班，開始了文化培訓。

    1938年5月，太行地區有了自己的第一張報紙《勝利報》，報頭是朱總司令題寫的。當時培訓班的一個同學告訴我，晉冀地委辦了個報紙，如果你有興趣，可以參加啊。我一想，辦報可以更多地了解抗日情況，也不錯。于是，我于1938年9月到了報社。

    記：您在報社主要做什麼工作？

    劉：我當時主要是做新聞工作。當記者的時間不短，寫的東西也比較多，因為版面有限，不一定每篇文章都能夠上報，因此在業余時間也搞點兒文學創作。我們當時辦報沒有印刷條件，報紙是用筆刻在石印版上的，一天寫4塊版，我的字就是當時練出來的。我在《勝利報》寫石印版寫了4年，寫的都是標準的楷書。這項工作非常費眼睛，一版三四千字，需要很大的耐心。

    記：當時辦公條件是不是非常不好？

    劉：辦公條件非常惡劣，我們是典型的“流動辦報”，在一個地方呆三四個月的時間就已經是非常長了，一聽到敵人來了，趕緊轉移。報紙剛創辦時還比較穩定，隨著戰爭形勢一天比一天嚴峻，我們流動的速度也越來越快，尤其是“百團大戰”後，日本侵略者加緊了對根據地的掃蕩，我們所擔負的責任更加重了，轉移也越來越多了。

    當時辦報紙的設備可憐極了，就兩個石印機。報社的地點也是因陋就簡，大部分是住在老百姓家裏，使用他們閒置不用的房子，或者是老鄉專門給報社騰出的房間。當時要找到一個桌面比較平的桌子非常困難，有4條腿的就非常不錯了。找到桌子後，找幾張破爛紙，把桌子墊平了就開始工作。1938年至1939年，我們晚上工作點的是煤油燈，但到了1940年以後，由于煤油緊缺，開始點麻油燈。麻油燈燈頭非常小，捻子就是幾條線，豆大的一點兒光亮，如果點大了，非常費油。當時甭説點燈了，我們日常吃飯也沒油吃，我和幾個同志曾經偷偷地從燈筒裏倒麻油拌小米吃。抗戰時期的艱苦不是一般的艱苦，那時候真是度日如年。

    記：通過辦報紙，您是不是對日本人的侵略性質認識得更加深刻了？

    劉：日本人簡直壞透了！他們在中國的土地上犯下的罪行簡直罄竹難書。如果電話線被遊擊隊偷偷割斷的話，整個附近村子的人都要遭殃。看見日本人過來，千萬不要看他們，如果你看他一眼，就會被抓起來嚴刑拷打，訊問你是不是八路軍。

    記：當時的發行量大嗎？

    劉：報社一周出4個對開版，是隔日報。我們寫完後由工人來印，工人輪班，機器不休。即便這樣，連寫帶印一天一夜，也就印兩千來份。再印多一點兒也可以，但就接不上下一期了，因為就兩塊石印版。

    我們的報紙都在山溝裏印，發行非常不便利，報印出來後，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到老百姓手裏。需要把報紙用駱駝馱出山口，再由專門的人分撿、擔走，每60裏地一個站。當時的報紙從時效上來説就是今天的雜志。新中國的郵電就是從報紙的流通開始的，報紙的發行網就是後來的郵政網。1941年，我們在報社發行部的基礎上成立了交通局，其實就是郵局。《勝利報》拿扁擔建立的郵政網，送報紙帶發信，郵發合一。報紙發行是依靠黨的關係，依靠群眾團體，先從縣城，再到鄉村。

    記：石印版好找嗎？

    劉：隨著報紙不斷發展，我們增加到４塊石印版，但被新成立的冀南銀行要走印鈔票去了。雖然石印版被拿走了，我們還是非常理解的，因為當時經濟非常困難，需要發展經濟。沒有石印版，我們報紙出不成了，就改成油印，拿鐵筆在蠟紙上刻。一次能印幾百張，但效果很不好。但即便是這樣，群眾也要看。刻了幾個月後，有的人説，這個石頭能不能自己造？後來我找了個青石板，把它磨光了，一試，能行。大家非常高興，又可以刻石印版了。但青石還是太硬，並不太合適。

    後來我們又找到一塊石頭，因為用得久了，磨得很薄，別人不要了。我們把它當成了寶貝，派人到冀南銀行把技師李智請了回來，這樣又開始了印刷。當時是1940年4月，大家當時興奮極了，專門開了個慶祝會，跟過節一樣。當年7月，我們的報紙改成了《晉冀豫日報》。

    記：《勝利報》辦到1941年為什麼停辦了？

    劉：《勝利報》主要在太行一帶發行，當時《新華日報》主要也是在太行一帶發行。《新華日報》人手比較缺，《勝利報》的同志便到了《新華日報》。《新華日報》是鉛印報，一下子把大家從刻字中解脫了出來。我開始當起了校對，但我對新聞報道仍然感興趣。我外出時非常有心，對日本人搶了幾頭牛、抓了多少人等情況非常感興趣，回來後就寫幾個消息。看《新華日報》的記者咋寫，自己就學著寫。這樣，我的名字在內部被大家所熟悉了。後來，組織上就把我從校對科調出來當記者，之後我又當了編輯。

    記：當時的報紙主要報道什麼樣的內容？

    劉：無論是《勝利報》還是《新華日報》，主要就是一個內容——抗日，除了自己記者寫的稿子外，還有國際新聞，有路透社、共同社、美聯社等大社的稿子。就《勝利報》來説，報紙的要聞版就是戰鬥版，反映戰鬥情況。第二版是群眾版，報道地方建設、政權建設、民兵建設和文化建設等。第三版開始曾經辦過副刊，寫一些短篇小説，後來變成了文化版，經常刊登一些記者寫的通訊，文章非常短小精悍。

    記：當時你們有沒有跟日本人發生過正面衝突？您自己有沒有正式跟日本人打過仗？

    劉：1942年在十字嶺突圍戰中，《新華日報》犧牲、失蹤的人員達40余人，《新華日報》社長何雲也光榮犧牲。這次戰爭中犧牲的都是報社的骨幹。但我們沒有被敵人的淫威嚇倒，而是掩埋了同志，擦幹了血跡，繼續戰鬥。由于人手緊缺，我們一個人幹兩個人的工作。

    我是報社的戰鬥隊隊員，在發生緊急情況時負責掩護大家，組織突圍。每次戰鬥，我都打前鋒，打前鋒的都是報社裏最勇敢的人。我打仗從來不怕死，在幾次反掃蕩中都受到了表揚。1940年，報社改選支部，我是當然的支部委員，不參加選舉，因為大家覺得我在戰場上的表現就説明了一切。

    記：聽説您為紀念當年那段歷史做了不少工作？

    劉：我和一些同志成立了太行新聞學會，把在北京、太原兩地工作的當年《勝利報》、《新華日報》的同志都招集進來，還在麻田立了太行新聞紀念碑。我還編寫了《太行新聞史編》，籌拍了紀錄片《太行報壇壯歌》。我所做的都是我應該做的。我到北京看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時候，就倣佛看到當年犧牲的戰友們，他們更多的是無名英雄。我們要銘記那段歷史，銘記英雄們為了抗擊日本侵略者所做的大無畏的犧牲，銘記八路軍與太行人民用鮮血和生命鑄起的一座不朽的太行豐碑，它將與山河同在，與日月同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