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重走太行路”山西採訪組在左權採訪期間，看到一本左權民間歌曲選集《桃花紅杏花白》，其中不少抗戰時期的民歌都與一個人有關，這個人就是皇甫束玉。在左權麻田八路軍總部紀念館，記者又發現了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發給他的二等模范戲劇工作者獎狀的照片。經打聽得知，皇甫束玉現在不在左權，而在北京。回到北京後，記者幾經周折，在沙灘後街一座極為普通的民居裏，見到了這位被左權人視為泰鬥級人物的87歲老人。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1937年就投身革命，能否談談當時的時代背景？

    皇甫束玉(以下簡稱“皇甫”)：1937年爆發了“七七事變”，那時我19歲，無法再繼續念書。但也就是從那時起到1945年，我一直沒離開左權。抗戰時期，左權到處洋溢著慷慨悲壯的歌聲，農村戲劇活動搞得熱火朝天。“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都是當時廣為傳唱的旋律。左權縣無論男女老少，都會唱上幾十支抗日歌曲，有的歌咏隊還能唱比較復雜的《保衛黃河》、《在太行山上》等大合唱。那時，唱歌是老師的基本功、學生的必修課和開會的前奏曲。

    抗戰時期，利用民歌小調為抗日和中心工作服務是左權縣文化宣傳工作的一個特點，也是一個優點。抗戰以前，左權縣流行的民歌小調很多，會唱的、會哼的人也很多。選用群眾最為熟悉的民歌小調歌唱抗日內容，有許多方便之處。首先，不必教群眾新譜子，只要注明該曲用什麼小調，如《繡荷包》、《賣扁食》、《走西口》等調就可以了。開會時一唱，小報上一登，就傳唱開了。另外，我們還可以把要宣傳的內容編成歌，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當時我在左權主要是做一些基層的工作。1939年，我在三民校(“民校”是民族革命兩級小學校的簡稱)工作時，就到十裏外八路軍衛生部請一位老姜同志來學校教歌。我們還請過作曲家柳流同志來教《紅纓槍》之歌。

    記：您自從投身革命後，就對家鄉豐富的表現男歡女愛的歌謠與小戲進行了大膽改造，使之服務于我們全民族的抗戰，創作了大量的新民歌、新戲劇，能談談當時對左權小花戲所進行的改造嗎？

    皇甫：我與左權小花戲的關係經歷了3個階段：旁觀者、實幹家和局外人。我小的時候，民間小花戲唱的就是民歌，主要表現男歡女愛，有的還有不少淫詞濫調。但在抗戰時期，這種內容和形式的小花戲與人們的生活和思想面貌是極不相稱的。因此，我們就對原有的一些小花戲進行了改造。後來我們發現，那些經過改編的歌曲非常受老百姓的歡迎。于是，我們就利用左權民歌原有的曲調，再配上新的歌詞，使其為抗戰服務。

    1943年冬天，我們首先在二民校進行試驗，試編試演了《四季生産》、《生産勞動》、《新告狀》、《住娘家》等幾個節目。在這次改造中，女孩子登上了舞臺，改變了過去男扮女裝的傳統習俗，發揮了女孩子能歌善舞的特長。同時把舊式戲裝也改為時裝打扮，音樂、道具等都有所改進。太行山區的文藝團體對小花戲和其它民間藝術的改造，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幫助，同時他們也從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中汲取了精華，可謂相得益彰。左權小花戲的改造適應了抗日戰爭和根據地建設的需要，受到了群眾的歡迎，在抗日戰爭中做出了一定的歷史貢獻。抗戰勝利後，左權小花戲在新的條件和新的要求下，有了新的發展和提高。如今，我之所以稱自己是“局外人”，就是因為我對左權的小花戲更多了一份期盼之情，盼著它不斷出現新形式，盼著它不斷有新作出現。

    記：1942年，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血灑太行，您參與了《左權將軍》的創作。能否談談當時這首歌曲的創作情況？

    皇甫：我有一點需要説明。很多人都認為《左權將軍》這首歌是我編的。其實，《左權將軍》是王恕先、閆濂甫和我3人在1942年左權將軍犧牲了以後，在同年舉行的“九一八”左權縣命名大會前，為了紀念左權將軍而編寫的，由王恕先執筆。

    當時縣領導安排分管民政和教育的閆濂甫組織相關的人員創作《左權將軍》。那時，王恕先是教育部的幹部，而我是三民校的校長，只要縣裏有宣傳任務，我們都會去參加。這次編歌自然也不例外。當時編這首歌曲主要是為了宣傳。《左權將軍》的曲譜採用的是當地的一首小調，我們在原有小調的基礎上添加新的歌詞。後來，這個小調成為了《左權將軍》的專用曲譜。因為我們對左權將軍有著很深厚的感情，所以創作時充滿了激情。那時，我們很年輕，連軍長與參謀長哪個大都不懂，因此編歌時是根據當時的資料來編寫的。歌詞中的“狼吃”一詞在當地是一句難聽的罵人的粗話，但當時我和王恕先、閆濂甫3人經過反復商量，決定還是採用這個詞，因為“狼吃”最能反映群眾對日寇的不滿情緒。後來，我在邊區編課本時，為了不讓孩子們過多地接觸這句“粗話”，我們將其更改為“日本鬼子”。同時，我們還把“遼縣”改為了“邊區”，為的是更好地普及，讓《左權將軍》能夠在群眾中得到廣泛傳唱。

    記：1945年，你曾獲得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頒發的“太行區模范文教工作者大會二等模范戲劇工作者”獎狀，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

    皇甫：那時我和王恕先經常在一起工作。我們常常是白天參加會議，晚上加班編稿子、編歌曲。第二天一早，就趕緊把新印的小報在會上發行。那時農代會、婦代會、參議會都要持續三四天，我們也就經常熬夜工作。有時，實在是太困了，我們就在卷煙紙上抹上一些風油精，為的是能夠起到提神醒腦的作用。

    1945年，太行山區開了一次文化教育的群英會——太行區文教模范工作者大會。王恕先和我是戲劇方面的代表，先後在大會上發言。王恕先在大會戲劇組就左權民歌小調的歷史、特點及在抗戰中的作用作了係統的發言。我則在發言中重點介紹了左權小花戲的發展歷史、藝術特點和改造的過程。最後，我們被評為“模范工作者”。除了接受獎狀，我們每人還被授予了一枚銀質的獎章。

    記：左權劇團在抗戰時期也發揮了巨大的宣傳作用，談談當時的左權劇團吧。

    皇甫：左權劇團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産生的。自從遼縣抗日先鋒劇團解散後，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左權縣沒有專業劇團。從領導上來説，缺少了有力可靠的宣傳力量。同時，群眾又不滿足于現狀，他們不僅要看自己的戲，更要看大戲。在這種形勢之下，重建一個縣劇團勢在必行。

    1944年夏，左權縣組成了小學教師宣傳隊，到各區各村，以及敵人的據點附近進行宣傳。教師宣傳隊為建立左權劇團創造了條件，打下了基礎。同年8月下旬的一個晚上，縣委書記楊蘊玉和民教科長閻濂甫找我和路雲慶談話，説根據需要，縣委決定成立一個專業劇團，為總任務和中心工作服務，定名為“左權劇團”，用晉劇形式演唱。

    左權劇團成立時，縣政府給了一些錢、撥了一些地作為開辦經費和生産基地，劇團自己也搞生産。但收入都不多，只能解決部分口糧和零星費用，團員口糧一部分還要靠在農村演戲吃派飯。因此左權劇團一直是在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演出的。我們幾乎天天在趕著編戲、排戲、演戲，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一年至少要演100多場。特別是兩次豫北參戰，白天趕路，黑夜演戲，不少人患瘧疾。盡管劇團的物質基礎差，團員的生活待遇又很低，但是全體同志都能發揚艱苦創業的精神，團結奮鬥，毫無怨言。抗日戰爭以後，左權劇團又經歷了解放戰爭。1949年4月，左權劇團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宣告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