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1927年,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以上海為中心,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革命文藝浪潮。金劍嘯是在1931年夏天從上海回到哈爾濱的一個革命文藝的傳播者,是一個渾身帶著新文藝氣息的人。他剛到哈爾濱就看到,剛剛萌芽的文藝領域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他既拿起筆來寫詩寫小説,又拿起畫筆作畫;他既寫劇本和導演戲劇,又大聲疾呼地作宣傳工作。對于哈爾濱這個新興塞上城市,金劍嘯是文藝革命新風新雨的傳播者。
多才多藝的革命文藝家
他首先是一個畫家。1931年秋“九一八”事變前後,金劍嘯和一些朋友組織了一個美術展覽會。展覽會的名稱帶有羅曼蒂克的味道 —— “維納斯展覽會”。展覽會上展出的大部分作品是他在上海畫的油畫,有不少裸體人像。同時展出的還有他到哈市後的新作。引人注目的展品還有蕭紅(悄吟)的習作——蘿卜、青菜等水彩畫。此外,金劍嘯親自舉辦的繪畫訓練班的新生習作也擇優展出了。
他除了畫畫,也刻木刻。他也為報紙副刊畫報頭。《國際協報》副刊《文藝》(畫面是鴿子與書本飛散在空間)和《黑龍江民報》副刊《藝文》的報頭就是他的作品。
他曾經辦過一個天馬廣告社,在擺在馬路兩旁的一些長椅的椅背畫花和廣告。
金劍嘯也是一個漫畫家,當時大家引為談興的是他在畫報上發表的連續漫畫《差不多先生傳》,諷刺社會上一種做事馬馬虎虎、對一切事物不嚴格要求、讀書不求甚解、對己對人只要求差不多就滿意的人。
他是詩人和作家。他在青少年時代就發表詩作,主要發表在當時道外出版的《晨光報》上。流露著少年詩人才華的一篇篇新詩,引起人們的注意。1931年劍嘯回到哈爾濱之後,又在報刊上陸續發表了不少詩作。他對新詩的格律不斷探求。留下的一首算是長詩的《興安嶺的風雪》,就相當重視煉字、造句、押韻等技巧上的推敲。
《興安嶺的風雪》的明顯成就是用詩的形式記錄了東北人民許多可歌可泣的抗日英勇事跡中的一個動人插曲:一群熱血青年在風雪漫漫的興安嶺上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浴血搏鬥,在敵人優勢兵力之下,他們一共32人,一次就戰死了14人,活下來的18人拭去身上的血跡,振臂宣誓繼續戰鬥,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血戰到底。
他也寫散文、小品、短篇小説
他又是劇作家和導演。1933年7月,他在哈爾濱組織了一個星星劇團,由他導演排練了《居住二樓的人》、《娘姨》、《一代不如一代》3個獨幕劇。一群青年興高採烈地排練了一陣子,但因受到了敵人的注意,而且場地也有困難,沒有能演出。這時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愈來愈厲害,是決不會容許中國青年演這種吸引廣大群眾、傳播新思想的進步話劇的。在敵偽白色恐怖的壓迫之下,沒有多久這個劇團便解散了。
1935年秋天,在齊齊哈爾演出了他的劇作《黃昏》和《母與子》、高爾特的《錢》、秋田雨雀的《喜門冬》,共4個獨幕劇。大多是由劍嘯導演的。
在齊齊哈爾這樣一個地處邊陲的城市演出話劇,並且包括外國劇作,是破題兒第一遭。演出本身是一束高舉的文藝火炬。演出之後,在社會上又引起了相當的震動,因此,招致了敵偽統治者的警覺和注意。同時,劍嘯所主編的《蕪田》經常發表新文藝作品,《黑龍江民報》副刊《藝文》也是一個比較突出的文藝陣地。這個副刊的命名,來自劍嘯的一篇短文。那篇短文發表在《國際協報》副刊《文藝》的終刊號上。他在文中氣憤地説:“不讓我們出《文藝》,我們就不能出個《藝文》!”在《藝文》上,有時他還用4號字發表公開信,點名號召南滿、東滿、北滿各報經常發表作品的寫作者相互通氣。這種種行為,不僅引起敵人的注意,而且早已經列入了敵人的偵查項目之中。
他也愛好音樂。1935年至1936年間,有一位袁亞成(後名袁勵康)辦起了哈爾濱口琴社。這個口琴社成為當時哈市青年從事音樂活動的集體。金劍嘯以及他所引進的好幾位文藝活動者,都是口琴社的積極參加者。這個口琴社是黨的外圍組織之一。1937年,被日本憲兵“大檢舉”,侯小古、王湘等許多社員被逮捕,受了種種酷刑,而且侯小古等同志就在這次被捕後犧牲了。
做地下工作的親密戰友
1933年初夏,我在黨的滿州省委宣傳部工作,負責主編黨報《滿州紅旗》(後改名為《東北人民報》)。報紙和各種宣傳品都要有宣傳東北抗日事跡和揭露敵偽反動行為的圖畫。做秘密印刷工作的同志不會畫畫,需要找一位黨內同志來繪畫。當時的負責人物色到一位畫家,由我去聯係,約好接頭地點和時間,互相用暗號碰頭。6月的一個清晨,我如約趕到道裏中央大街十三道街一家商店門口,看見商店門口的長椅子上坐著一個身穿俄羅斯人愛穿的繡花襯衫,束著腰帶,頭戴闊邊大草帽的青年,這便是金劍嘯同志。我們用暗號接上頭,坐在長椅子上説了幾句話,覺得這樣早的時候,不便在寂靜的街上久坐,便站起來在人行道上散步,邊走邊談。我把他要擔任的工作交待給他,由我向他提出畫的內容和數量。他回去畫好,約定時間地點,把畫交給我。然後再給他提出新的內容,由他畫好,下次碰頭再交給我。
按照地下工作的要求,我們互相不詢問對方的情況,不通姓名,只説代號(假名,但我知道他是金劍嘯),也不説明自己的住處和過去的經歷,因此我沒有問他何時何地入黨。我們只能約定時間在街上碰頭,每次都必須更換地方。
但是刻蠟版的同志不會繪畫,用蠟紙按著劍嘯的畫描繪效果不好,不如畫家直接用鐵筆畫在蠟紙上,然後交給印刷所。這樣,我們之間的工作又復雜了一層,首先要給劍嘯帶去鋼板、鐵筆、蠟紙,然後把畫好的蠟紙送到秘密印刷所。這就給金劍嘯增加了危險性:他要在自己的家裏保存違禁品——鋼板、鐵筆、蠟筆,其次要帶著一定的風險把畫好的蠟紙隨身帶出來交給我。
雖然增加了一些危險性,但金劍嘯很準確很機敏地完成了這個任務,這個工作延續了半年多,直到我調換工作才由別人和他聯係。
經過半年多的接觸,我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同志之愛和朋友之情。我們互相信任,但他不知道我住在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他的地址。漸漸地,他讓我知道了他的工作地點—— 一個俄國人辦的法律公證所,這個所就設在中央大街上,他在那裏專做抄寫狀子的工作。如果我臨時有緊急的需要,可以不去約定碰頭的地方見面,而直接在他辦公的時間到公證所去看他。
大約過了一年,由于我和金劍嘯時常在街上碰到,從開始“當面相逢不相識”的狀態,逐漸過渡到寒喧幾句,進一步到他辦公處,又進而到他家裏去。從到他家裏去看他滿屋挂著的油畫,發展到我們相約去參加蘇聯人的畫展,一直到他改做畫報編輯而去編輯部訪問他,又從給他寫稿子到比較自由的往來,最後發展到他約了羅烽同志一起到我住處商談在長春《大同報》(偽滿政府的機關報)辦周刊《夜哨》的密切程度。
因刊發高爾基頭像而被害
1935年,金劍嘯失業,正好《黑龍江民報》編輯部邀請哈爾濱《國際協報》文藝副刊主編劉莉(白朗)去主編該報副刊。劉莉另有打算,推薦了金劍嘯去,金便帶著妻女一起去齊齊哈爾。金劍嘯在《民報》做了不少革命文藝的宣傳工作,報館主持人看他的傾向性過濃,在1935年底把他辭退了。金劍嘯又帶著全家回到哈爾濱。這時哈爾濱的《大北畫刊》因經營不善而停刊,他找到畫刊主持人孫惠菊,商定我們接辦畫刊。《大北新報》是日本浪人在哈爾濱辦的一份中文報紙,為日偽進行宣傳。孫惠菊取得日人的同意,借該報名義,出版副刊《大北畫刊》,每周出一次,免費贈送報紙訂戶,另外有權自己發行一部分。這是借用日本帝國主義的旗幟為掩護,出我們需要的刊物。因為我們是無法取得日偽的許可出版刊物的(曾試圖過許多次)。
《大北畫刊》從1936年4月開始出版,頗能吸引哈爾濱及其周圍城鎮的青年,成為一個新的文藝陣地。金劍嘯是畫刊的主編。畫刊上發表了不少日偽不能容忍的文章和畫片。6月13日,畫刊已經排好,忽得高爾基病重的消息,編輯部金劍嘯等人決定撤掉一篇短文,排進這條消息,並且加上高爾基的頭像。畫刊出版後,社長日本浪人山本雖不解漢文,但看到高爾基的銅版,認出是一個外國人,追問孫惠菊是誰,答是高爾基。他不知道高爾基其人,問明是蘇聯著名作家,立刻大發雷霆,追問畫刊編輯部裏是否有共産黨人。可能他立即報告了日本駐哈總領事館,第二天下午,日本領事館便派人把《大北畫刊》編輯部包圍,把金劍嘯等編輯部人員和來登廣告、訂報的人,共約10人,一並抓了去。
那次我也被抓去,當時我口袋裏帶著一批原稿正從編輯部走出來,準備送往印刷廠,便在中央大街上被捕了。第二天,我們這些新被捕的人,都被一 一趕到監房前面的過道裏,摁指紋、剃光頭、填表格。這樣,我們一夥人便互相見面了,當然不能説話。一進監,戴眼鏡的人都被摘去了眼鏡。我和劍嘯摘去眼鏡,看起人來要模糊些,但互相都能認清對方是誰。我們都穿上了和服式的囚衣,光光的頭,無鏡的眼。填表時日本人問劍嘯,有哪些朋友,劍嘯回答:“我的朋友不是都在這裏了嗎!”日本人説:“不許這樣説!”劍嘯恨恨地閉住嘴,再也不説一句話了。我們用沒有戴眼鏡的眼睛默默對視了一會兒。這便是我們的最後一瞥。我們重新被關進監房後,彼此再也沒有見面。
後來聽説劍嘯關進去之後,過不幾天就被押解到齊齊哈爾去了。在我被押的第3天或第4天,管“思想犯”的“高等係”主任,一個能説幾句中國話的矮矮的日本人,把我叫出監房,戴上手銬,押到日本領事館的門口,叫我坐在石階上,他親自動手給我拍了一張照片。我當時想不出這是為了什麼。後來才明白:審問時再三問過我是不是張福林,我説不是,又追問我是否認識張福林。給我照像,可能是拿我的照片到齊齊哈爾去對質(也許是給告密人看)。解放後我聽説,張福林確有其人,曾在齊齊哈爾工作過。我推想,也許就是這位張福林同志領導過金劍嘯同志。
我和金劍嘯同志有過組織關係,也可以説,我領導過他,但是他被捕後,沒有把我供出來。他堅持了一個革命者應有的品德,沒有牽連任何人,而是把責任全部自己承擔下來了。因此,他被押往齊齊哈爾,我和其他數人在關了35天之後被釋放了。我被釋放後數天,曾到畫刊社去過,立刻引來盯梢特務的盤問。我到報社後才知道劍嘯沒有釋放,已被解往龍江城。因我的全部口供都是假的,很可能重新被捕,于是,倉促地收拾一下,趕快逃往上海。
到了上海,見到蕭軍、羅烽等人,才知道劍嘯已經在齊齊哈爾就義。在蕭軍、羅烽等人的主持下,籌出金劍嘯的遺作《興安嶺的風雪》,作品後附上10個老友的回憶和悼念短文。我用江水的筆名寫了一篇《金劍嘯》,簡介他的生平。這個小冊子是在上海租界地出版的,還不能公開地痛斥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滿的殘酷統治以及他們殺害東北抗日愛國志士的罪行,我在簡傳中沒有提金劍嘯的黨員身份,因為這是黨的機密。
他是一個多才多藝、才華橫溢的藝術家,是一個優秀的、堅強的、英勇的共産主義戰士。我愛他,欽佩他,他是東北革命文藝運動的拓荒者、推進者,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獻給了壯麗的民族解放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