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習慣稱當年的抗日戰爭為“八年抗戰”，我總有一種隱隱約約的不適感。從時間的斷面上來看，抗日戰爭是以1937年的“七七事變”為起點的。而此前東北義勇軍乃至東北抗日聯軍從1931年9月18日起還有過6年的浴血奮戰，難道可以忽略不計嗎？所以，我寫《白山黑水》這部電影劇本和《抗日戰爭》這部長篇小説的時候，特地在片頭加上“本片獻給浴血抗戰14年的民族英雄楊靖宇和他的戰友們”，不單單是以示強調，我覺得應當是對千千萬萬東北抗日志士的一種肯定、一種慰藉。

    記得還是上大學的1958年，我和歷史係的師生一起編寫柳河縣志的時候，不可避免地接觸到了大量的反映東北義勇軍和東北抗日聯軍的鬥爭生活的史料，也親自訪問過許許多多當時健在的英雄們。年輕人的血液第一次被熾烈的火焰點燃，從此燃燒了半生！也許只有我知道那熱血燃燒的滋味，它奔突、衝撞在我的血管裏，逼使我一次次下決心，想把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再現出來。

    我忽略了自己當時的能量。以我當時的綿薄之力，以我當時所處的環境，這本來是不可能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是愚者，我是不知其可為而為之，只證明我的可憐。我寫就的反映抗聯生活的《白山曲》命運坎坷，在“文革”中還成了為我羅織罪名的“證據”。後來雲開霧散，我的熱血在冷卻了若幹年後又一次被點燃，又一次沸騰。

    《白山曲》1000余頁的底稿是找不回來了，它被一個造反派學生看完之後，翻過來糊了洞房的泥土墻壁。當然，那些活在我心底的英雄人物是不死的。這以後，我陸陸續續寫過小説《落霞》、《埋在清波下的遺憾》，寫過電視劇《假如有明天》、《國魂》。

    但我仍感意猶未盡。我一直想把抗聯的氣勢磅薄、氣壯山河的業績搬上銀幕，但這也不取決于作家的意願。拍帝王將相、宮廷演義、野史、外傳之類可能動輒花上幾千萬，但是拍抗聯的英雄們則有阮囊羞澀之虞，不能不令人慨嘆。

    記得陸定一曾對抗聯的艱苦卓絕的苦鬥史用過這樣的修飾語，稱他們為“極其悲壯、極其慘烈”的。是的，從抗日義勇軍風起雲涌的時日算起，14年間，東北抗日健兒曾有幾十萬之多，最後到1945年他們以東北民主聯軍的身份出現接收東北大中城市時只剩了幾百人，可他們確實是鐵骨錚錚的一群人。有多少烈士長眠在白山之麓、黑水之濱，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名字，沒有人知道他們的生平。

    常人與英雄有多大的距離？有時我覺得英雄離常人很遠，甚至是霄壤之別；有時我又覺得英雄與常人是極其貼近的。如果沒有突發的民族災難臨頭，很多英雄可能只不過是平凡生活中平凡的人。我所寫的人物，包括令日寇膽寒的楊靖宇、周保中、趙尚志這些人，其實也是很平常的人。他們的喜與怒、愛與恨與常人無異。他們的魅力在于在國家危難、民族尊嚴受到挑戰時，他們那種高尚的氣節。我訪問過許許多多從那個年月過來的人，他們談起當年艱苦的戰鬥生活，如聊家常一樣，並不感到自己有多麼偉大、多麼值得人尊敬。有的抗日英雄從言談到舉止，看上去就像一個憨厚樸實的農民，與“叱吒風雲”絲毫聯係不起來。于是我想寫幾個起初的、極其平凡的“英雄”，而不是拔高了的、讓人無法感知的理念化了的英雄。大老喬這個人物本來就是一個真實的人。他出身鐵匠，他忍受不了日寇的欺淩，要投抗聯，又顧忌癱瘓在家的老母，無法遠離。當老母親為了成全他對國家的“大忠大孝”而自殺時，大老喬得以參軍。可你萬萬想不到，他入伍只提了一個條件：“我是大肚子漢，什麼苦我都能吃，就怕挨餓，別叫我餓著就行。”後來，在抗聯進入最艱苦的年月，連續吃草根樹皮時，大老喬的肚子受不了啦，他想埋槍下山，混飽了肚子再上山。沒有人相信他的真實性，今天的好多人不相信，當年他的戰友也不相信，以為他這是意志動搖的一種托辭而已。但他怕餓卻是真的。他被敵人捉住，提出的唯一條件是飽餐一頓，然後大罵敵人，高呼口號英勇就義。我們該怎樣評價大老喬呢？有的評論者認為他“不真實”。在這些人看來，人只能分為兩類，要麼革命，近乎完人；要麼反革命，十惡不赦，沒有中間地帶。我想，無論過去、今天或是將來，這麼簡單地區分和界定人群，顯然是形而上學的。

    我寫大老喬的時候流了淚，導演也喜愛這個人物，演員更是發乎于情，冒著零下30多度的嚴寒被赤膊吊在十幾米高的大木架上幾個鐘頭，如果沒有一種被劇中人感染的力量，是不可解釋的。大老喬就是這樣一個怕挨餓、卻不怕死的人，你説他到底真實不真實呢？這樣一個英雄，按傳統的規定，是個有缺陷的、不完整的人，因此也就不能算英雄，是需要“拔高”，拔到大老喬下山是為了給大家找糧食，于是這個有個性的人也就類型化，一般化了。

    還有一個梅花鹿，是單槍匹馬的女俠，專殺日本鬼子，令敵人聞風喪膽，每次殺人，都要署上“女共産黨梅花鹿”。她所以這樣“報字號”是因為她知道日本討伐隊最怕共産黨。當她得知自己誤傷了一位打入敵人內部的地下工作者後，十分愧疚。在她幫助抗日聯軍劫法場犧牲前，她希望自己死後，能在墓碑上寫上“共産黨員”字樣。梅花鹿也不是個“完人”，可她同樣有血有肉，是可敬可愛的。這個人物是有生活原型的，在《抗日戰爭》這部長篇裏也有她的影子。

    我們常常説“調動一切藝術手段”來“塑造”我們的英雄。為什麼常常“塑造”出來的英雄反不及生活中的平凡的人真實、感人呢？我想，是人為拔高的結果，拔到脫離了紅塵，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于是也就成了一個符號，一個空殼了。

    我在寫楊靖宇的時候，我的最樸素的願望是把他寫成一個平常人，平常人所能接受、認同的人，這也符合英雄的實際。我寫他與死難戰友的小女兒金月亮的關係，懷念妻兒的情緒，以及他臨死前對生的向往與留戀，都不是虛筆。

    其實我原來還寫了楊靖宇生命最後時日的多疑，自然也可以説是警覺。他身邊的人，包括跟他出生入死多年的第一師師長、參謀程斌，甚至他帶大的孤兒張秀鳳，都先後投敵，可見鬥爭之艱苦、慘烈。在這種情況下，他本能地懷疑周圍的人，不肯輕易相信人，這才有幾乎誤解林茵的戲，這都是真實的。

    張夷非是年輕一代導演，他對這一段歷史完全陌生，因此，一般説來不容易激起他的創作激情。可是《白山黑水》讓他動了心，讓他流了淚，才有歷時一年的與全體創作人員的苦鬥史。

    《白山黑水》、《抗日戰爭》總算相繼公映、出版了，我不想多談藝術感受，我只想説，我可以面對幾十萬英靈，心靈稍安了。

    我相信，在未來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的民族一定還有面對外侮、面對生死存亡的關頭，讓後人知道在他們的前面，有過東北抗日聯軍帶血的足跡，使後人不忘民族的尊嚴，這也就夠了。

    我常常想，如此慘烈而悲壯的民族英雄們卻不為今天的青少年們所知道，他們的知名度遠不及歌星們的名頭響亮，這是民族的悲劇。當今，日本某些右翼勢力在釣魚島問題、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以及慰安婦等等問題上的所作所為，早已為我們敲響了警鐘。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真不希望我們的民族仍是魯迅筆下的健忘的一群。

    《白山黑水》和《抗日戰爭》不是教科書，是藝術。藝術應當是有藝術良心的人所創造，必然也應該折射出藝術良心的光芒，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