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庭院裏月季正盛。每天早晨，81歲高齡的山西作協名譽主席胡正都會親自照料它們。但更吸引我們的，是這位老人藏在內心深處的歷史故事。當他開始講述自己隨呂梁劇社在抗日救亡中成長的點點滴滴，以及這些細節中折射的歷史烽煙，我們依然可以感受到60年前那個少年的愛國精神，以及60年後這個老人的熾熱情懷。應記者邀請，胡正為本報讀者寫下了8個大字：“勿忘國恥，振興中華。”這8個字折射的不僅僅是老人的熱情，更是責任。而在我們採訪的當天上午，以胡正為常務副主席的山西省老文學藝術家協會在太原召開會議，與會老文藝家全體起立，向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將士默哀，這讓採訪組全體成員感受到了胡正以及這些老文藝家的民族精神。

    寧死不屈跳河犧牲的女幹部讓我十分感動

    記者：聽説您現在的名字源于抗戰時期您在呂梁劇社演的一個角色？

    胡正：我原名胡振邦。呂梁劇社的社長是林杉，他在上海的時候曾經被關進監獄，跟兩個戲劇家關在一起，他就向他們學習戲劇。抗戰一開始時他就到山西來了。他是我的啟蒙者，我對他很有感情。解放後他是《上甘嶺》、《黨的女兒》的編劇，當過《大眾電影》雜志的主編。他當時給劇社寫了個劇本《解放》，裏面有個角色叫胡正。他選擇我演這個角色。演著演著大家就叫我胡正了，我就幹脆把名字改成胡正。

    記者：這是個什麼樣的角色？

    胡正：是一個抗日的小青年。劇社在晉西南演出，給群眾演，給部隊演，也給機關幹部演，主要就是為了宣傳抗日，鼓舞群眾。演出效果不錯。

    記者：您是在什麼情況下參加呂梁劇社的？

    胡正：1938年9月我參加了呂梁劇社，之前是還沒畢業的高小學生，五六年級的樣子。在學校裏我們組織了業余劇團，開始搞抗日救亡的演出。後來縣裏的抗日組織“犧牲救國同盟會”宣傳部也知道了，他們正在籌備成立呂梁劇社，要招收學生，問我們願不願意參加，我們當然樂意。

    記者：當時呂梁劇社是什麼樣的情況？

    胡正：呂梁劇社成立的目的就是演出抗戰劇。最開始有二三十人，到後來大概有60多人，規模應該説比較大。社長林杉是洪(洞)趙(城)中心區“犧牲救國同盟會”的組織部長。我去了就是當演員，但開始是學員。

    記者：這些演員都來自什麼地方？

    胡正：都是些農村的小青年，經過各縣“犧牲救國同盟會”的介紹走到了一起。文化程度跟我差不多，高小程度，初中生幾乎沒有，因為山西當時比較落後，縣裏基本上沒有中學，最好的就是高小，有的甚至連高小都沒有讀過。劇社中女演員居多，大概有30多個。

    記者：你們懂藝術嗎？

    胡正：大家根本不懂藝術。林杉是內行，也會寫劇本，但他一個人懂是不夠的。于是劇社又找了兩個年紀大一點的中學生，算是幹部，但情況也不是特別理想。後來劇社就開始訓練我們，把我們帶到正在孝義縣的八路軍115師戰士劇社，學習了一個多月。

    記者：主要是學什麼？

    胡正：一方面是學政治，另一方面學唱歌、跳舞、演戲，什麼都學。學習方式就是排戲，當時排了一個晚會，合唱、舞蹈、小戲裏面都有了，回去之後我們就可以演出。

    記者：大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能很好地理解藝術嗎？

    胡正：林杉非常重視文化。從戰士劇社回來演出半年後，劇社開始在隰縣黃土鎮休整，在半年時間裏主要就是學習。中學裏學的語文、數學、社會科學、哲學都學。“犧牲救國同盟會”當時也正好在村子裏住著，他們有不少大學生給我們上課，包括從東北流亡過來的大學生。這半年的提高很大。開始到劇社的時候主要是熱情很高，覺得是為抗戰作宣傳，蹦蹦跳跳的也很好玩，學習之後知道了不僅要有文化，更要懂得藝術。

    記者：演出和學習的過程中怎樣了解抗日的情況？

    胡正：我們很關心這方面的情況。我們演出一般是在山上，因為山下被日本人佔領。1939年春天劇社在臨汾演出時，我聽群眾説了個故事：山下有個抗日女幹部做群眾工作很有辦法，有一天她正在發動婦女，日本侵略者突然包圍了整個村子。她首先掩護婦女們撤退，大家撤退之後，她被敵人包圍，寧死不降，跳入汾河犧牲。我特別感動。

    記者：您沒有把這個故事寫出來嗎？

    胡正：當時是想寫，但實際上不會寫。後來經過到延安學習，産生了寫成文學作品的想法，這個故事就成了我的短篇小説《碑》的素材。

    王震將軍介紹呂梁劇社到延安學習

    記者：之後呂梁劇社的演員有機會到延安學習，是什麼因素促成的？

    胡正：1939年秋季日本侵略者大掃蕩，形勢嚴峻，劇社往黃河邊撤退。有一次八路軍的一個營長説，日本人已經發現了劇社的行蹤，但因為要與八路軍作戰，沒有精力對付劇社，如果不是八路軍吸引了日本人，劇社的存亡就很難講了。這次經歷大家想起來都後怕。因此洪(洞)趙(城)中心區領導決定劇社馬上過黃河。

    記者：過黃河之後是不是就到了陜西？

    胡正：我們進了陜西延川。當時綏德地區十幾個縣處在國民黨的控制下，我們要演抗日題材劇，很多民間團體支持我們，但政府不支持。我們只好往北前進，在王震的三五九旅的幫助下，劇社進入了綏德。呂梁劇社有兩個身份，一個是抗日劇團，一個是閻錫山“犧牲救國同盟會”下屬的劇團，因此又得到了國民黨的演出許可。他們甚至給劇社供應大米、肉。但是一演出，我們就“露餡兒”了。我們演的是抗日內容，當時，國民黨消極抗日，結果國民黨方面看了一場就不看了，並且馬上停止供應大米、肉。王震就把我們請過去。

    記者：您對王震有印象嗎？

    胡正：有啊，他是三五九旅旅長，抗日名將，我們都知道。他還請我們吃了頓好飯，給我們講了話，説我們的演出不錯，宣傳抗戰很好，希望我們到延安去學習，提高演出水平，在藝術上進行深造。從晉西南出來，我們有“逃難”的情緒，能到延安，可以説喜出望外。

    記者：到延安之後是在哪裏學習？

    胡正：三五九旅有一個戰鬥劇社，住在魯藝所在的橋兒溝村東山。我們就與戰鬥劇社一起學習了3個月，一些魯藝的教員來給我們上課。這次學習主要是藝術方面的，戲劇概論這樣的理論課程也開始接觸，覺得很新鮮，開了眼界。1940年2月1日下午，我們到延安城北門外參加了“延安民眾討論（精衛）大會”，初次看見了毛主席，聽了他的講話。

    記者：學習期間怎麼來了解抗日的情況？

    胡正：主要是聽時事報告。魯藝有個政治部，經常組織這樣的報告會，我們特別關心前方的情況，以及各地的鬥爭情況。

    記者：學習結束後劇社到了哪裏？

    胡正：1940年春天，晉綏根據地建立起來，根據地領導于是就通知我們回去。我們從延安回到興縣，當時晉西北文聯成立大會剛剛召開，之後搞了“五一”大會演，部隊的、地方的、學校的劇團都參加了演出。

    記者：你們演什麼？

    胡正：《小叛徒》。這是一個話劇，講的是一個小孩被敵人俘虜叛變了，我們做工作把他轉變過來。我演這個“小叛徒”。大會演之後我們開始慰問部隊。但很快，日本侵略者的大掃蕩再次開始，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呂梁劇社與決死二縱隊的黃河劇社合並為新的呂梁劇社。

    記者：這一次與日本人正面接觸了嗎？

    胡正：我們與日本部隊遭遇上了，並且被衝散。我們幾個人走了大半天，看河那邊比較平靜，就過了河。回頭看到濃煙滾滾，説明日本人在對岸放火，這讓我們十分憤恨。我們就在附近的村子裏“流浪”，村民們給我們飯吃，讓我們住，半個來月後終于找到了劇團。大家平安歸來，都很興奮。我對這次經歷印象太深刻了，西戎後來還寫了篇東西。

    記者：你們在一起嗎？

    胡正：我和西戎、馬烽、束為、孫謙等在一起。我和西戎同在呂梁劇社，晉西南的時候就認識。《小叛徒》中西戎還和我同臺演出，他演的是政工幹部。馬烽、束為、孫謙在黃河劇社，合並之後我們就在一起。領導覺得劇社一遇到情況，沒辦法保護，于是派劇社再去延安學習。1940年冬天，劇團就正式到了延安。

    記者：這次與第一次到延安有什麼不同？

    胡正：這一次是正式學習。為了迎接前方劇社的同志，魯藝成立了部隊藝術幹部訓練班，但年紀大一點的同志到了係裏面去。束為到了戲劇係，馬烽和我到了訓練班。給我們上課的都是魯藝的教員，周立波、荒煤、力群等給我們上課。文學、戲劇、美術、音樂什麼都學，音樂方面，我們開始練習呼吸、發聲，是真正的科班教育。半年後魯藝成立了延安部隊藝術學校，部隊藝術幹部訓練班的學員全部轉過來。學校分為3個隊：一隊分為戲劇班、文學班、音樂班、美術班，二隊混合上課，三隊主要是文化課。我和西戎在一隊戲劇班，孫謙在文學班，馬烽在美術班。我們的年齡這時候稍微大一點，懂得看書了。我和西戎對文學有了興趣，有了文學創作的衝動和苗頭。《安娜卡列尼娜》、《靜靜的頓河》、《被開墾的處女地》、《青年近衛軍》等名著我都看過。

    記者：那個抗日女幹部的故事是不是就是這時開始寫作的？

    胡正：學習結束以後，上級命令呂梁劇社合並到八路軍一二零師所屬的戰鬥劇社，社長是歐陽山尊。從此，抗戰初期活躍在晉西南和晉西北的呂梁劇社便結束了它的戰鬥歷程。戰鬥劇社分為戲劇股、美術股、編輯股、音樂股，我被分配到編輯股，成了幹事。這時候就開始考慮寫作了。我開始寫婦女幹部的故事。在綏德寫了一禮拜，那時候條件很艱苦，到外面撿個筆尖，插在高粱稈上當筆用。沒有紙，就用老百姓在廟裏留下的黃紙當草稿紙。我寫了個短篇《碑》，寫完之後上了墻報。當時綏德地區文聯有個幹部看了看，説寫得不錯，後來他把這個稿子寄到延安《解放日報》發表了。

    記者：您當時怎麼構思的？

    胡正：當時我就考慮，要忠實于故事，在講好故事的基礎上描繪一下，把那個抗日女幹部的精神藝術地表現出來。我自己很滿意，劇社的同事也很高興。這是我第一個抗日題材的作品，這給了我繼續寫下去的勇氣。

    作為地區抗聯文化部長與敵人進行武裝鬥爭

    記者：《講話》精神對您有什麼影響？

    胡正：延安文藝座談會結束後，毛主席到魯藝來講過會議精神。我到操場上聽了，但是因為年紀不大，理解不深。回到晉西北以後，歐陽山尊給我們正式傳達了會議精神，經過他的講解，我們對《講話》有了一定的理解。就在這個時候，上級根據《講話》精神命令我們到基層去。晉西北黨委決定把愛好文學的青年組成文藝工作團，還在縣裏為我們設了職務。當時各個區都有抗聯，于是在抗聯新設了文化部，我當了區抗聯文化部部長。

    記者：主要的職責是什麼？

    胡正：中心工作是宣傳抗日。我所在的靜樂縣是遊擊區，日本人在區裏有據點。我們就到據點周圍的村子裏活動。這時我參加了武工隊，和民兵在一起，任務就是打掉“維持會”，讓周圍的群眾不要“維持”敵人。白天在村子裏活動，晚上撤出來，走的時候變化路線，怕漢姦發現了報告給日本人。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一年。

    記者：有沒有跟日本人打過仗？

    胡正：夏天敵人來搶糧食，我們就組織民兵保衛糧食，除了白天敵人來了我們進行打擊之外，晚上還積極出動。我們在敵人據點周圍放鞭炮，不斷地幹擾敵人，讓他們心神不寧，睡不好覺。敵人不知道什麼情況，只能亂放一陣槍。根據這段經歷，我寫了短篇小説《民兵夏收》。原來的題目叫《夏收時節》，發表在《晉綏日報》上。

    記者：這一年您的收獲很大，既與敵人進行了武裝鬥爭，也有了創作上的成績。

    胡正：主要還是對《講話》的體會加深了。首先是向群眾學習，向生活學習，學習群眾的語言，學習民歌，從生活裏發現素材。

    記者：這一年您與群眾朝夕相處，他們對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信心足不足？

    胡正：他們的熱情很高。因為日本人欺負老百姓，老百姓對他們恨得很。所以我們組織群眾和民兵與敵人鬥爭，群眾很高興。

    抗日救亡是劇社的中心工作

    記者：呂梁劇社有哪些常演劇目？

    胡正：《中華兒女》、《勝利》等等。《中華兒女》講的是一個維持會長的兒女反對父親，走上抗日道路的故事。這些劇本都是林杉寫的。我們也演一些別人寫的東西，比如李伯釗的《農村曲》，講的是農民怎樣組織起來進行抗日鬥爭，王震之的《弟兄們拉起手來》也演過。

    記者：當年似乎有很多的劇社在從事抗日救亡的宣傳。

    胡正：抗戰開始之後，劇社發展很快。晉西南每個縣都有劇團，部隊每個團幾乎也都有劇團。這些劇團在宣傳抗日救亡的過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家都願意搞劇團，都願意為抗日救亡多做工作。

    記者：劇社除了通過演出宣傳抗日之外還做什麼工作？

    胡正：劇社就是宣傳隊，出門一邊行軍一邊寫標語，到了村子裏就唱歌，晚上就是演戲、跳舞，吸引群眾，宣傳抗日。標語寫的都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樣淺顯的內容，可以營造很好的抗日氣氛。一般就是刷石灰，走到哪裏刷到哪裏。但也刷煤灰，到老百姓家煙囪裏刮煤灰，和上水膠寫。所以當時的標語有黑白兩種顏色。一般寫正楷字，如果有時間，我們還寫美術字，美化一下。

    記者：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您有什麼活動？

    胡正：在《講話》發表63周年的時候，我們山西省老文學藝術家協會集會進行座談。其中一個重要主題就是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我們安排了向為國捐軀的抗日將士默哀這樣特別的儀式，另外還朗誦了大家專門為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而創作的詩歌，大家的熱情很高。歷史永遠不能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