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劇協顧問、著名劇作家胡可雖然年逾八旬，卻精神矍爍，神採奕奕，提起當年自己如何參加抗日戰爭，如何成為一個優秀的戲劇工作者時，老人更是興致頗高。

    在戰爭中學習文藝

    胡可説，他從事文學創作，並不是自己的選擇，而是被分配到文藝工作這個崗位上，學著做起來的。60年前，正值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難時刻，胡可還是個懷有愛國心和正義感的中學生。他説，盡管在上小學的時候寫過《我的志願》這類的作文，有過對文學藝術的憧憬，但是國家民族的命運卻把一切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包括他在內，帶進了抗日救亡的洶涌洪流之中。盧溝橋事變以後，胡可參加了北平郊區的抗日遊擊隊，成了一名小遊擊隊員，並隨著遊擊隊一起到了剛剛創建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晉察冀軍區，成了聶榮臻將軍部下的一名八路軍戰士。當時，敵後人民踴躍參軍，抗日武裝迅速擴大，為了適應部隊發展的需要，軍區成立了專門培訓幹部的軍政學校，胡可被送去學習，成了這所學校的首批學員。畢業後他被分配到軍區政治部抗敵劇社，做了一名宣傳員。

    來到抗敵劇社以後，胡可開始體會到八路軍對文藝工作的重視。一到劇社，他就把唱歌、演戲當作嚴肅的任務來對待。《抗敵劇社社歌》中有這樣幾句詞：“我們為英勇的戰士而歌唱，把大眾的生活、鬥爭演出在舞臺上。藝術是我們的槍，舞臺是我們的戰場。”在那與日本帝國主義做殊死戰鬥的年代，這首歌表達了劇社同志們共同的心聲。胡可來到抗敵劇社的時候，劇社剛剛成立不久，成員中有紅軍時期的宣傳員，有來自大中城市的進步學生，有在當地參軍的知識青年，還有十幾個學跳紅軍舞蹈的小同志。胡可的任務除了參加合唱和用口琴給跳舞的小同志伴奏以外，主要是參加話劇演出。有人説演話劇只需要3個條件即可：一是五官端正，二是會説普通話，三是上臺不怯場。胡可説他3條俱備，而且因為有一點在學校演劇的經驗，被認為“會做表情”，因此很快成了演戲的骨幹之一，並且不久就擔任了戲劇隊的副隊長。戲劇隊長劉佳同志是從事過救亡戲劇運動的東北流亡學生，是後來著名歌劇《不要殺他》的作者，在當時是他們中間唯一的內行。胡可從他那裏學習到不少演劇的知識。那時演的戲還多是後方傳過來的一些抗日內容的獨幕劇，後來大家感到應該自己動手來創作反映邊區鬥爭生活的劇本，以配合當前的鬥爭，于是能動筆的同志就嘗試著動起筆來。胡可説：“我在學校時就喜歡舞文弄墨，此時也就當仁不讓，積極參加了劇本創作的討論和執筆；演戲之余，也常寫一些歌詞交給會譜曲的同志，並寫一些小稿投寄給軍區辦的石印報紙《抗敵三日刊》。”在這種情況下，在劇社的一次整編中，胡可就從戲劇隊被調到了文學組，開始了他的“文學之初”。

    炮火中開始文學創作

    文學組一共10個人，其中3個女同志、兩個小同志。大家仍然參加演戲，只是多了寫劇本、寫歌詞和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的任務。同志們積極性很高，也很團結，無論誰寫出作品都在組裏朗讀、傳閱，聽取同志們的意見。在這裏，胡可逐漸懂得了生活與創作的關係，懂得了親身感受的重要。

    因為創作需要，劇社給了胡可許多次體驗生活的機會。他曾跟隨著騎兵團的小部隊奔赴山外，在青紗帳裏伏擊敵人；跟隨著地區支隊的偵察員潛入敵佔城關執行偵察任務；跟隨著地方幹部在敵人控制的地區鑽地道，晝伏夜出進行徵糧和鋤姦；也曾以區幹部身份在滹沱河兩岸走鄉串戶做了兩個月的減租復查工作。正是這些經歷，使胡可更多地知道了敵後人民的生活和鬥爭。他説，劇社給了他極大的滿足，促使他平時對周圍老鄉們的生活狀況留神觀察。他開始懂得創作的原料需要像採礦那樣在生活中尋找、挖掘、識別和篩選。為此，胡可把日記當作材料本，養成了觀察思考和記錄生活的習慣。可惜的是，1943年以前的全部日記，在這年的秋季反“掃蕩”中，在敵寇的“三光”政策面前，和劇社的物資一起化為灰燼。

    當時，劇社出于滿足幹部觀眾的考慮，曾演出了名劇《日出》、《雷雨》和蘇聯名劇《前線》、《俄羅斯人》等。在這些戲裏胡可都扮演了角色。他把這些戲視為范本，把排練和演出這些戲劇的過程當作精讀這些范本的過程。在那偏僻的老山溝裏，在敵人的包圍封鎖之下，對于胡可來説，最為渴望的莫過于文學書籍了。那時同志們手頭傳閱的文學名著，有的是新同志從北平、天津、保定等地帶出來的，有的是通過關係從敵佔區搜羅到的，有的是從華北聯大文藝學院沙可夫同志那裏借來的，每得到一兩本名著，便從一個同志的挎包傳到另一個同志的挎包，書籍被看得卷了邊兒，磨破了封皮。那幾年，在跋山涉水行軍演出的空隙，在農家的場院裏，在老鄉炕頭昏暗的油燈下，胡可讀了《被開墾的處女地》、《靜靜的頓河》、《夏伯陽》、《茶花女》、《歐也妮葛朗臺》、《苔絲》等外國小説和一些中外劇本。他跟隨區幹部在遊擊區活動期間，一次被安置在敵佔村莊的一個老鄉家裏，悶得無聊時他就向房東大娘求索書籍，大娘便從櫃底下找出幾冊舊書，居然有一冊《論語》和一冊《唐詩三百首》。胡可如獲至寶，急忙拂去灰塵就著窗隙射進的陽光如饑似渴地讀了起來。他説，沒想到在敵人的碉堡下面，竟補上了求學時沒有學到的一課。

    胡可從1940年開始寫劇本，最早由劇社演出的是一個名為《清明節》的三幕兒童劇。那是他隨部隊到邊緣地區活動，了解到敵寇殘害敵佔區兒童的不少事例，出于激憤，為劇社兒童演劇隊的小同志們創作的。此劇的演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並且被幾個有小同志的兄弟劇社選用。後來，胡可在劇本創作上不斷有許多優秀作品問世。

    用文藝進行政治攻勢

    在採訪中，胡可特別提到了政治攻勢，他説，“政治攻勢”這個詞兒，對于今天的文藝工作者來説已經十分陌生了，可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卻是敵後文藝工作者習以為常的一項任務。它指的是那種以小型演出隊的形式，在武裝掩護下，到敵佔區或遊擊區向那裏的人民群眾，包括敵偽人員及其親屬所進行的秘密演出活動。文藝演出是政治攻勢各種手段中必不可少的一種十分有效的手段，這項任務理所當然地由文藝工作者擔負起來。

    1942年春節期間，胡可所在的晉察冀軍區抗敵劇社奉命組成輕便的演出隊，由敵工部長厲男同志帶領，到平山縣接敵區的幾個集市上進行廣場演出。由于部隊把鄰近的敵偽據點炮樓監視了起來，敵人幾日來竟未敢出動，個別敵偽人員還悄悄走下炮樓來看胡可他們的演出。那次他們演出了以《邊區軍民誓約》為內容的歌曲和曲藝，並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糖》、《可找到了》等小話劇。當時，“在華日人反戰同盟晉察冀支部”的日本朋友也參加了這次政治攻勢，他們的任務是編寫日文宣傳品、向敵軍寄送“慰問袋”和夜間向敵炮樓喊話。“反戰同盟”支部長宮本哲志還主動參加了演出，扮演了獨幕劇《糖》裏的日軍宣撫官角色，使該劇收到了極好的效果。

    同年4月，抗敵劇社又參加了第二次對敵政治攻勢。胡可説，他們組成了3個演出隊，一個隊活動在五臺縣一帶遊擊區，兩個隊越過敵人的封鎖線，在地區武裝的配合下深入到敵寇控制嚴密的山西定襄、崞縣(原平縣)敵佔區。活動的方式是，白天隱蔽在可靠的老鄉家裏，傍晚出動，趁夜色蒼茫潛入預定的村莊。為防止漢姦向敵據點告密，由部隊封鎖住村莊的每個路口，行人只許進村不許出村；同時讓偽保甲長挨家挨戶通知村民到戲臺前或學校廣場看八路軍演戲。演出完畢迅速撤離，再到另一個村莊的可靠人家隱蔽起來。他們演出的小歌劇《棄暗投明》，小話劇《王七》、《黑老虎》等，受到了人們的歡迎。

    這樣的政治攻勢效果明顯，但抗敵劇社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胡可説，他們的另一個隊在任務臨近結束時，遭到敵人的包圍，突圍中女同志方璧犧牲、胡朋負傷，劇作家崔品之被俘後遭殺害，杜烽等幾個同志跳崖摔傷。胡可説：“在我國新文藝的歷史上，把文學藝術作為對敵鬥爭的武器，是當時許多文藝工作者的共識；而把它當作一場實際的戰鬥，時刻準備獻出鮮血和生命的那種豪情，恐怕只有在政治攻勢當中出現過。”

    1944年春天，抗敵劇社在平西地區淶水縣的深山裏開荒生産。任務完成後，剛好平西軍分區的部隊拔除了涿鹿敵人的李家堡據點。劇社決定抽調汪洋、徐曙、何遲和胡可4個人配合平西挺進劇社的同志們到涿鹿新解放地區進行演出宣傳，兼做些調查。因為面對的是長期受敵人欺騙宣傳、對我黨我軍毫無了解的新區群眾，不得不從最起碼的宣傳做起，所以此次任務也是政治攻勢。到達後，胡可立即趕寫了一首《八路好》的歌詞，內容是對我軍性質的通俗介紹。徐曙為歌詞譜了曲，曲調好聽易學，每次演出前都由何遲和胡可登臺演唱。隨著後來解放區的擴大，這首歌曲流傳開來，成為向新區人民進行宣傳的必唱歌曲，而且歌詞中的“日本鬼子欺侮咱們七年整”也變成了“八年整”。

    在調查訪問當中，胡可和其他同志深為敵區人民所受敵寇壓迫摧殘的事實所震撼，很想寫一部戲來反映，以鼓舞群眾的鬥志，但是又沒有足夠的時間。為了不失去這良好的宣傳時機，不失去眼前新解放區的觀眾，胡可同何遲商量並得到挺進劇社社長石嵐的讚同，決定以范家坡李家堡一帶的現實情況為內容，組織一次“幕表戲”演出。他們構思了一個四幕劇的梗概，並分配了角色。戲劇的主要情節是：敵寇對各村莊敲詐勒索。東莊的鄉長懾于敵人的淫威，對敵人百依百順，結果使東莊受到很大損失，自己的一家也受到敵寇的淩辱；西莊的鄉長依靠了群眾的力量，巧妙地抵制了敵人的橫徵暴斂，保護了西莊鄉親們的利益。事實教育了東莊的鄉親，也起來與敵人作鬥爭。4個新解放村莊的老鄉們擠坐在一個大院子裏看了演出。許多觀眾被劇情吸引，感動得流下眼淚，其效果為其他戲劇所不及。這個戲的名字叫《東西莊》，是戰爭年代胡可和同志們搞過的唯一 一部“幕表戲”。

    盡管抗日戰爭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但很多事卻恍如昨日，在回憶中，一些當年戰鬥在一起的戰友們經常浮現在胡可的腦海中。胡可説，當年八路軍文藝工作者那種艱苦奮鬥的精神，那種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而獻身的精神，那種強烈的政治責任感，作為文藝工作的優良傳統，值得我們永遠珍惜和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