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問抗日戰爭這段艱苦的歲月在著名導演嚴寄洲身上留下了什麼,他的回答肯定不是苦澀,也不是恐懼,而是勇氣和對黨的無限信任。
1958年,嚴寄洲只因説了幾句肯定彭老總在抗日戰爭中的功績的話,就被歸入彭德懷反黨集團分子,發往青海高原勞教。文革期間,他因為在六十年代拍了幾個電影,與江青之間存在藝術上的爭論,又就被打成了反革命,整得死去活來。用嚴寄洲的話説,槍打出頭鳥,也許他就是“出頭鳥”。每一次他遇到磨難時,他都會想起在延安與他一同入黨的七位戰友,這七名戰友在日本投降以前都犧牲了,可是他連他們的名字都不記得了。嚴寄洲覺得自己能活著就是最大的幸福,其他的都能全不放在心上。
他就是以這樣樂觀的態度講述著抗戰時期的故事,他一再強調當時年輕,什麼都不覺得苦,也從來不怕死。
尋找光明之路
1937年8月13日,日本進攻上海,身在上海的嚴寄洲目睹了日本在上海的暴行,他參加了共産黨的外圍組織——國民救亡團,義務地進行宣傳工作。在街上刷標語,到難民收容所疏散難民,參加救亡演出等。他常常來到蘇州河邊,隔河而望還在堅守四行倉庫的十九路軍的將士們。20歲的嚴寄洲與許多人一樣,對第五二四團第一營的“八百壯士”充滿了崇敬的感情,尤其是第五二四團團長謝晉元。
國民救亡團在上海大戲院舉辦了一場救亡演出,票價由觀眾自己定,演出收入全部用于救濟難民。觀眾已經陸續落座,演員已在後臺化粧,這時租界的巡捕房來審查演出。他們看了節目單後,就禁止演員們唱《打回老家去》這首歌,理由是其中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句話,有礙邦交。沒有辦法只有臨時將這句歌詞改為“打倒 帝國主義”。報幕員報幕時,向觀眾特意作了為何改歌詞的説明。嚴寄洲還記得,當他們唱完這首歌的時候,就有一位觀眾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許多觀眾熱淚縱橫。嚴寄洲説,此時唱“打倒 帝國主義”比直接唱“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更有震憾力。嚴寄洲自己也在想:在中國自己的土地上,連唱歌抒發心中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憤怒都被禁止,中國人真應該站起來,為拯救國家而努力。
迫于租界的壓力,國民救亡團解散了,上海的地下黨又組織了讀書會。嚴寄洲愛看《蘇聯英雄傳》、延安出的16開雜志《解放》。通過看這些書,嚴寄洲才慢慢了解什麼是八路軍,什麼是新四軍,也是這時嚴寄洲産生對延安的向往,對參加過長徵的紅軍的向往。嚴寄洲想到前線殺敵,他樸素地認為,即使用10個中國人換1個日本鬼子的命,那麼殲滅日本軍隊,我們還能剩下一半的國民。
上海的地下黨組織一批進步青年到延安去。可是怎麼去?大部分人坐船到香港再輾轉到延安。但香港出臺了一個新規定:身上攜帶有400塊大洋者才能登岸。嚴寄洲家裏並不富裕,他母親當掉了冬衣,才給他湊了4塊大洋,並把這4塊大洋縫到他的腰帶上。很明顯,嚴寄洲不能走香港這條線了。于是他取道溫州,途經武漢、西安,最後才來到延安。
來到西安七賢莊八路軍辦事處的時候,幾個同行的夥伴基本已經囊中無錢了,可是他們就像找到家一樣高興。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表示,從西安到延安的路費他們不用擔心了。晚上他們幾個把身上的錢湊在一起,去吃了頓羊肉泡饃。從西安步行到延安,他們可以説是唱著去的,《大刀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打回老家去》、《流亡三部曲》不停地唱。
來到了延安
到了延安後,嚴寄洲就被編入了第七大隊第九隊。平時,他們吃的就是土豆小米飯,裏面時不時有砂子硌牙。大概過了半個月,隊裏宣布明天中午吃白面饅頭。大家一聽,高興極了,等到開飯號一響,搶著來到炊事房院內。一看到白面饅頭,也不管手是不是幹凈,抓起就吃。可是有幾個廣東廣西的老鄉不愛吃饅頭,他們把饅頭的皮扔了。到了晚上,炊事班長手裏握著饅頭皮在院子裏大罵:是哪個龜孫子把饅頭的皮扔了。話罵得非常難聽,老炊事班長是老紅軍,從他眼中的淚花,大家都能體會到他的感情。廣東廣西幾個老鄉躲在窯洞裏聽著,羞愧難當。這以後,大家都非常自覺地珍惜糧食,不浪費一粒小米。
延安與前方之間的鐵路線就是日本人的封鎖線。嚴寄洲從延安調往前方的時候,就要越過封鎖線。快到封鎖線時,前頭就傳令下來,先睡覺,等到晚上再行動。他們每個人的後腰上都係著一條白毛巾,在夜裏一個緊跟著一個不至于迷失方向。到半夜裏,他們出發了。嚴寄洲説,當時一點也不覺得害怕,只覺得隊伍很快就通過了封鎖線。
更有意思的是第二次過封鎖線的時候,帶隊的同志給每個人都發了一個白面饅頭。要知道,白面饅頭可是個好東西。發白面饅頭不是給大家解饞用的,而是在過封鎖線時,萬一嗓子不適想咳嗽,就可以掰一塊饅頭吃下去,堵住咳嗽。嚴寄洲説,從此以後過封鎖線就像家常便飯一樣簡單了。
非常想上前線殺敵的嚴寄洲不久到了晉察冀邊區,調到了抗大二分校文工團,18個團員的藝術水平都不低,平時唱歌、演戲。軍區看到文工團這麼活躍,就把大部分團員都調到了軍區抗敵劇社。後來,賀龍的120師來到了晉察冀,把在二分校留校的嚴寄洲和朱丹調進了120師的戰鬥劇社。
扛著油鍋躲敵人
嚴寄洲主動申請到敵後武工隊去體驗生活。但他沒想到敵後武工隊的生活是這麼苦。因為武工隊在敵後活動,所以安全工作非常關鍵。每次武工隊進村,都有民兵通報維持會長(當時稱作“白皮紅心”,實際是我們的村長),然後全村由民兵封鎖村子,只許進不許出,以防壞人告密。挑選駐地時也有講究,挑離村子遠一些的,地勢有利于撤離的。
晚上睡覺前,武工隊隊長叮囑嚴寄洲,把鞋脫下放在炕下,把綁腿卷好放在帽子裏,擱在伸手能及的地方,除此之外,身上的衣服都不要脫。一有情況,一伸腳穿鞋,拿上帽子就走。嚴寄洲睡到大半夜的時候,有隊員來把他叫醒了,原來,每一個晚上他們都要轉移一個村子,以保障安全。
對武工隊的到來,百姓非常歡迎。不光是給他們騰地方住,還給他們供應糧食。一次,老鄉們給了他們一點黃米面,一點油,武工隊員們就想炸黃米糕吃。剛把鍋架上,火點上,就遠遠的看見山下來了一隊敵人。如果就這麼把油和黃米面留給敵人,那多麼可惜呀。怎麼辦?武工隊員們實在舍不下那就能炸成的黃米糕,大家估量著敵人離得遠,有時間撤離,于是他們就抬著油鍋上山了,山下的敵人看見他們也無可奈何。他們翻過了兩座山,確認日軍再也找不到他們時,才點上火,炸起了黃米糕,終于把香噴噴的黃米糕吃到了肚子裏。
在敵後武工隊的日子裏,嚴寄洲到了一個村子聽説了一個小故事,村頭住著張大嫂,她丈夫當兵去了,家裏就剩兩孩子,房子離村裏遠,靠近日軍的碉堡。一天有個鬼子兵溜到張大嫂家想佔她的便宜,機智的張大嫂假意支應他,趁其不備便把這個日本兵俘虜了。嚴寄洲聽到這個故事後立即寫了一個小秧歌劇《張大嫂抓俘虜》,由民兵擔任演員。在村裏排演這出小小的秧歌劇時,遇到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日本兵的武器三八大蓋有了,但是沒有日軍軍服。為了順利地演出,偽村長叫人把平時不舍得吃的白面烙成大餅,與窩在碉堡裏的鬼子新兵(娃娃兵)換了套軍服,這才把這出只有兩個人物的戲演下來。
一斤面三個小戲
戰鬥劇社來到延安演出,得到了延安軍民的歡迎。陜甘寧晉綏五省聯防司令部向他們下命令,要在中央召開重大會議期間演出一臺新節目。劇社讓成蔭和嚴寄洲集中起來連夜趕寫劇本,社長朱丹給他們特批了一斤面、一兩油、一根蔥和一把鹽,以充夜宵。兩人翻開自己平日記錄故事的小本本,挑選合適的故事。最後挑出三個小故事,寫成三幕很短的獨幕劇,分別是《自家人認自家人》、《虎列拉》、《求雨》,總稱《敵我之間》。
《自家人認自家人》講的是3個偵察員被敵人跟上了後躲到老百姓家裏了,日軍把村子包圍了,把村民趕到村頭,讓婦女來認領自家人。兒子、丈夫、公公的,一個個都被領走了。3個便衣偵察員也被婦女們認走了,而且不露一點破綻。《虎列拉》中的虎列拉指的是在敵佔區流行的一種傳染病。八路軍的一名傷員在老鄉家養傷,可是日本人搜查到了家裏,老媽媽對日本人説,這是自己的兒子,日本人正要上前查看其病情,老媽媽連忙阻止他,騙他説兒子患的是虎列拉,才逃過檢查。《求雨》講的是村裏正在開群眾大會時,日軍摸進了村,散會已經來不及了,村長一看不好,日本人肯定會盤問群眾集會是幹什麼的。村長靈機一動,讓大夥都跪下假裝求雨的樣子。
這三幕劇主要由成蔭執筆,嚴寄洲提出修改意見。從天黑到天明一夜工夫全部脫稿。那一斤面也被他們搟成面條落了肚。
嚴寄洲除了擔任這三個小戲的導演之外,還在裏面扮演日本軍官。這三個小戲的人物都用的是山西方言,日本人講“日本話”。有人問嚴寄洲是不是會説日本話,不然為什麼能在舞臺上哇啦哇啦地大説日本話。嚴寄洲説,其實自己根本不會説日語,在舞臺上説的話連他自己也聽不懂,好在臺上有翻譯官一角。這個由三個小戲組成的喜劇在延安受到了極大的歡迎。之前很多表現抗戰的戲劇作品都是從正面表現,基調都比較悲壯,這種帶有喜劇色彩的戲還比較少見。
在賀龍關心下成長
1940年底嚴寄洲到戰鬥劇社的調動手續是劇團的指導員王可帶著他辦的,嚴寄洲的全部行李也就十來斤,放在馬上,他倆一面走一面聊。途經陳莊鎮的時候,王可對嚴寄洲説,老總要見見你,當時嚴寄洲就立刻聯想到了拿著兩把菜刀起義的賀龍。接著把他領到一個小院裏,見到了賀龍、關向應等領導。賀龍問了問嚴寄洲的情況,説:“把你們大城市的知識分子調來,就是要把戰鬥劇社搞好,我還要把歐陽山尊調來……”賀龍見嚴寄洲衣著單薄,天氣已開始變冷了,就把從陳莊戰鬥中繳獲的黃色呢子大衣送給了他。這件大衣,嚴寄洲一直穿了8年,舍不得扔,在解放戰爭中,他在參加突擊隊攻打大同的戰鬥時大衣遺失了,令他很遺憾。
賀龍重視戰鬥劇社,大家都把戰鬥劇社稱為120師的“三寶”之一,另外二寶是戰鬥平劇社和戰鬥籃球隊。這三寶是任何調動都不能亂的。賀龍能叫出每個成員的名字。他還常常去看戲。有一次,戰鬥劇社演曹禺的《雷雨》,嚴寄洲飾演周樸園,歐陽山尊演周萍。周樸園有好幾場戲是叼著雪茄煙的心理戲。當時的敵後物資匱乏,上哪找雪茄煙,嚴寄洲用的是土辦法,自己制作雪茄煙,把煙葉卷起來湊合著用。當演到周樸園點煙時,嚴寄洲擦了好幾根火柴都沒把煙點著,他著急得直冒汗,煙點不著怎麼演下面的戲。情急之下,他趕忙挪開臺燈的燈罩,用裏面的蠟燭點燃了雪茄。賀老總就坐在第一排看戲,看到這,他就在底下大聲對嚴寄洲説:“嚴寄洲,不對呀,那是電燈,不能點煙。”嚴寄洲在臺上想,我正演著戲,也沒法給他回話呀。于是裝沒聽到,繼續把戲演下去。演完戲後,賀老總批評他:“你怎麼搞的嘛,電燈怎麼能點煙。”嚴寄洲對賀老總解釋,自己做的雪茄煙不容易點燃。賀老總一聽到這,就叫人給嚴寄洲送去了3根蘇聯産的雪茄,説以後可不能這麼幹了。
1953年嚴寄洲調到八一電影制片廠當電影導演。他拍的第一部電影《腳印》,拍得很不好,人物過于簡單。當時,電影界也批評這部電影,説這算什麼電影,阿貓阿狗也能拍電影。嚴寄洲心想反正這是第一次嘗試,誰沒有第一次呢。這時,賀龍元帥辦公室來電話,讓他明天到那去。原來,他的電影放映後,張出海報,賀元帥的警衛員看到了,告訴賀龍説,嚴寄洲拍出電影來了。于是賀龍專門調了這部電影來看。賀龍見到嚴寄洲時説:“你這個電影我看過了,不好,不像話,一點藝術都沒有。”嚴寄洲説:“是,第一次拍嘛。”賀龍説:“要向成蔭同志學習。”嚴寄洲讓賀老總放心,表示自己一定好好向成蔭學習,好好拍電影。嚴寄洲表態後,賀老總滿意了,請嚴寄洲吃了頓面條。這次見面後嚴寄洲覺得自己很受鼓舞,他告訴自己今後一定要拍好電影不辜負老總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