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我的心情無法用言語表達。我要先唱一支歌。“叫老鄉,你快去把戰場上啊快去把兵當。莫叫日本鬼子來到咱家鄉,一家老少殺光啊我的好老鄉。”

    我就是在這首歌的鼓舞下,12歲參軍當了交通員的。

    我剛上四年級,父親幹活時跟日本工頭打起來,把日本人打傷了,跑回家不敢出門,從此失業,我們只好從天津又回到山東老家。這時我的老家已是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了。建立縣、區抗日政府,各村都有民兵隊、農救會、婦救會、兒童團等組織,常有幹部來給講抗日救國的道理。我唱的那首歌,就是在村裏動員參軍的會上學的。

    我姑姑家距我村三裏地,村東頭是偽軍據點,西頭是初級小學校。我住到姑姑家上學校聽課。校長姓魏,對我很好,常找我聊天。有天他就對我説:你文化基礎比這裏學生高,又懂抗日救國道理,在這裏聽課有什麼意思,為什麼不參軍抗日呢?並表示可以作我介紹人。我回去跟父親商量,我父母比較開通,雖有顧慮但沒阻擋。于是在一天夜裏,魏校長領我到一個偏僻村落,見到了我一位上級高鳳林同志。高鳳林同志問我:“你參軍是自願的嗎?”我説:“是。”他説:“抗戰很艱苦,而且要有犧牲準備,你不怕?”我擦著眼淚説:“我寧死不當亡國奴。”魏校長小聲説:“我説他思想早熟,是不是?”高鳳林説:“抗日戰士不都穿軍裝。咱們的工作需要穿便衣。過兩天我給你領布來,請房東大娘按你身材兩天就做好了。

    從這時起我正式走上人生之路。

    高鳳林同志是我的領導,更是我的革命導師。他原是樂陵的中學生,八路軍從山西開來後,班主任帶領他們全班都參加了革命。交通站幾個點分散在不同村子。我只和高鳳林倆人在一起。有時他一人出去執行任務,就把我寄放在堡壘戶老鄉家。堡壘戶是個外來鐵匠,姓張。鬼子來“掃蕩”,他就叫我在院子裏給他拉風箱,鬼子進來搜查,他説我是他兒子。我和高鳳林一起行動時。在交通壕裏他邊走邊對我進行教育:講共産黨的政治理論,講革命人生觀,講抗戰形勢,講革命紀律和教導我工作方法。不僅言傳而且身教。有時走到敵人據點附近,他叫我趴在交通壕裏。自己卻站起來高喊:“偽軍弟兄們,你們聽著。中國抗戰已經取得了很大勝利。鬼子在太平洋也吃了敗仗,他們的日子不長了,趕緊立功贖罪還來得及。誰幹過好事誰是鐵桿漢姦我們都記上了黑紅點,這筆賬是要清算的……”

    敵人在炮樓上朝我們打出照明彈,開起槍來。他再把腰一躬拉我就跑。

    這樣經過幾次,我膽子大了。有回他剛喊了一句“偽軍弟兄們”,我就接上喊“你們聽著”,誰知他卻按下我的頭小聲説:“你別喊!”然後繼續大聲喊,説完拉我就跑。他説:“你嫩聲嫩氣的,他們發現這邊有小孩,説不定會來追擊我們!”

    開始我只跟他到不同的點上布置工作和到據點、村子與線人接頭。他跟人談話,我爬上屋頂或草垛上放哨。後來他就派我單獨執行任務了。“反掃蕩”中我們有人負傷,但缺乏藥品。當時偽區長是我們村的本家。高鳳林看我認識他,就派我進據點給他送信。我按他的指示去了據點。找到區長住的屋,那位“三爺爺”正躺在炕上抽大煙呢,一見我來,怠搭不理的指指炕頭説:“坐下吧,你怎麼來了?是不是家裏沒糧食吃了?”我説:“不是,來看我姑,我爹叫順便看看你。”他叫勤務兵給我去倒茶。趁著屋裏沒人,我掏出信來塞給他説:“還有人托我給你帶封信。”

    他朝信看一眼。馬上睜大了眼珠子,擺擺手叫送茶來的勤務兵説:“到門口放哨,有人來報告一聲。”勤務兵出了門他才仔細看信。看完坐了起來,用手比了個八字,小聲説:“爺們兒,你啥時幹上這個了?”我説:“我啥也沒幹,人家叫我送這信,我敢不送嗎。”他笑笑説:“好。你幹啥不幹啥我不問,在那邊你就多給三爺爺美言幾句吧。我不是鐵桿漢姦。這件事我盡快去做。萬一有沒做到的,別怪罪我就是了。”接著他要留我住一宿,我正想觀察一下據點內部情況,就答應留下來。沒想到半夜我看到了憲兵嚴刑拷打鄉民以勒索其家人,景象兇殘、醜惡、悲慘,令我終生難忘。天一亮我就跑回去,向高鳳林報告了和偽區長聯絡的情況,他表揚我幹得不錯。接著我就把夜裏看到一切告訴他,要求他以後別再派我到據點去了。我恨漢姦,不想跟他們説話。

    高鳳林低頭沉默了好久,才説:“叫你去據點一是你跟偽區長有本家關係,二是你在大城市裏呆過,還學過點日語,見到鬼子也能應付一下。別人沒這個條件。你看見了,不消滅鬼子漢姦,中國人還有活路嗎?你進據點是革命工作,是為了打鬼子呀。”

    在領導教育下,我堅持了下去,利用會幾句日語,幫助到偽區部要東西的日本兵作翻譯,趁幫他們拿東西的機會走進日軍炮樓觀察情況。還曾奉命在據點內找到我們被俘的傷員,轉達組織上的指示。

    我也遇到驚險的場面。

    有一次,高鳳林拿來一疊彩色的日文傳單,命我在趕集人多的機會,把它撒到有據點的村裏去。我把傳單塞在衣服內,匆匆往集上走。半路經過一個村莊,被兩個在村口站崗的少年抓住,並搜出了傳單。他們把我關進一間牲口棚子裏,大的拿槍看著我,小的拿著傳單去報告。我想:這回完了。傳單搜去不要緊,可我絕不能説出這傳單是誰給我的。開始還算鎮靜,心想:“不就是一死嗎!學習革命英雄,誓死不作亡國奴!”可一想起那晚上漢姦們動刑的情景,就緊張起來了。死不可怕,那個罪可受不了。他們不是説我要跑就開槍嗎,等他們帶我出去時,我撒腿就跑,引他們開槍吧。正想著,那小孩領著個大人來了。大人看了看我説:“你不是鄧友梅吧?”我説:“是,怎麼著?”他把傳單遞給我説:“走吧。”我問:“上哪兒去?”他説:“原來你要上哪兒去就上哪兒去唄。”我遲疑地站起來,一時不知該怎麼辦,他説:“還不快走,呆會兒集就散了。”我問:“你們是誰?”那人説:“這個你別問,叫你走你就走!”我不相信事情就這樣完了,就斜著身子,眼盯著拿槍的大孩子往門口退,打算出了門就撒腿跑。那大人笑了笑説:“快走吧,怕他開槍啊,那槍裏沒子彈。”我這才扭頭跑了出去。

    我趕到集上時,集已快散,完成任務後回村就晚了。見到高鳳林我正要説明遲回來的原因,他卻笑著説:“今天辛苦你了,快洗洗臉歇歇吧。今天的事我知道了,你表現得不錯。”後來,我隨高鳳林去參加一個會。在場的有幾個人,看見我就指指劃劃地笑。我問他們笑什麼,誰也不説。至今我仍不知道那次是場誤會還是高鳳林布置好了考驗我的。

    不料,我正幹在興頭上,又來到一個人生的路口。

    1943年冬天,中央命令全軍實行精兵簡政,我屬于被精簡之列。想不通歸想不通,命令卻要服從。臨走那天有一位地方幹部背著個口袋送我到家,對我父母説:“部隊實行精兵簡政,小同志先復員,情況好轉再叫他們回去。小鄧是奉命復員,沒有犯什麼錯兒。”説著打開口袋,拿出來一卷土布抖抖説:“這是他的復員費,兩丈布四鬥谷子,你們收下。上邊交待,復員後要他馬上離開咱這兒,到外邊去躲一躲。怕萬一敵人“掃蕩”抓著他,會有危險。”復員後我來到天津準備投靠親戚,後被招工騙至日本充當廉價勞動力。

    在日本一個化工廠,從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勞動12個小時,下班後還要挖防空洞,學日語,在集中營裏幹零活。星期六則連續勞動24小時。一天3頓飯,每頓一個便當。二兩飯裏邊還摻著一半蘿卜、地瓜、海菜之類。更令人難以忍受的是人格侮辱。一個日本職員在辦公室前種的蔥少了兩棵,找到我就打。理由是當天只有我一個“支那人”到過辦公室,日本人是不偷東西的。警察局在廠裏設有“勤勞課”,專門監視我們的言行。有次我受苦無奈,休息時在地上寫了個“忍”字,被勤勞科的人看見了,他追問我寫這個字是什麼意思?我説:“我在學習寫這個字,沒什麼意思。”他問我:“你忍不住了嗎?你來這裏才多久?”我説:“我夏天從中國到日本,到這兒半年了。”他揚手打我個嘴巴,吼叫道:“你説什麼?從中國到日本!日本是你叫的嗎?要叫內地。你是從支那來到內地!”他們早把中國看作是殖民地了。

    不僅是我,不少人都暗地裏説,只要活著回去,堅決參軍抗日,報仇雪恨!

    1945年春,工廠被炸毀了,日本人只好把我們送回到山東。有大夥伴觀察了附近的路線,就在夜間帶我鑽出鐵絲網,奔向山區,找到了部隊參加了抗日隊伍。部隊聽説我原來作過交通員,就把我又分配到敵工部門。日本投降後,部隊送我去學校學了幾個月文化,然後調到新四軍軍文工團,從此走進了文藝隊伍。

    抗日戰爭令我度過艱辛的少年時代,也使我我受到了黨的教育和時代的磨練,建立起基本的人生觀。這就是個人生活境遇可能變,愛國愛人民之心不能變,個人命運是和國家民族發展緊緊相連的。這段艱苦的歷程,還無意間充實了我的寫作資源。我的小説《據點》、《獵戶星座行動》、《別了,瀨戶內海》、《成長》等,都帶點自傳性質。

    1980年,我隨巴金、冰心等前輩訪問日本。日本友人提出讓我到當年當勞工的地方看看,巴老立刻表示讚成。從廣島出發就有一批電視臺、報社記者跟我上了火車。到達地點後,又有當地記者在站臺上等候。到工廠時,廠裏的負責人排成一排,鞠躬歡迎,談話中一再道歉:“鄧先生,你當年在這裏當徵用工受苦了,實在對不起。”他們陪我坐車繞廠參觀,才知道發我幹活的車間已經變成一片荒地。這時一群記者擠上來問我:“鄧先生,經過這幾十年,你覺得最大的變化是什麼?”我説:“當年在這裏當勞工是鄧友梅,現在站在這裏的還是鄧友梅,我個人並沒多少變化,變化的是我的祖國!今天的中國不是當年的中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