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著名歌唱家王昆,人們總是把她與革命文藝聯係在一起。在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中,她小小的身影就出現在西戰團的隊伍中;早在延安的舞臺上,她就成功地塑造了“喜兒”。在新中國第一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她演唱的《農友歌》韻味十足,廣為傳唱;在許許多多重大文藝晚會上,她更是留下精彩的演唱……最近,她又以80歲高齡兩次往返澳洲,行程數萬裏,參加了“不朽的旋律——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海外音樂會”。她在悉尼歌劇院、墨爾本劇院引吭高歌,把抗戰文藝的經典之作連同一位老藝術家的精湛技藝獻給了澳洲觀眾。王昆的從藝道路與中國人民的偉大抗日戰爭緊緊連係在一起,從她身上也折射出文藝工作者與現實生活、與人民群眾的密切關係。本報記者近日採訪了王昆,聽她對往事娓娓道來,説到激動處,歌唱家會情不自禁地低聲唱起來,在歌聲中,記者尋訪到她過去艱辛的足跡,並為此深深感動……
13歲就參加了革命
記:1938年您參加八路軍時,還只是一個13歲的小姑娘,是什麼原因使您在小小年紀就投身于抗戰?
王:那是為了活命,盡管我年紀小,卻懂得不抗戰就只有死路一條。1938年,日本鬼子打進了我的家鄉河北唐縣,把我們縣城都燒了,我們家連八月十五中秋節都沒過就逃難去了。10月,八路軍打過來,解放了我的家鄉,成立了自衛隊、婦救會等。但我們知道,敵人一定還會來,因為我們那裏離平漢鐵路很近。八路軍撤走時我就跟著走,上山20裏地就是抗日政權所在地。另外,我很小就投身抗日與家裏情況有關,我家裏有個老共産黨員——我的三叔王鶴壽,他1925年就參加了革命。我還有個小姑姑林浦,是個了不起的女性,我就是與她一起參加八路軍的。
記:別人參加革命是扛槍,而您從一開始扛的就是“文藝”這支“槍”,這與您從小就能歌善舞有關係吧。
王:我從小就喜歡唱。我的老師臧玉科是香山慈幼院畢業的。他會很多種樂器,教我們唱了很多歌。我還很喜歡家鄉的民歌和戲曲。凡是開會,領導總要讓我先唱歌,這讓我與演唱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記:您在澳演出時,唱了一首抗戰歌曲《叫老鄉》,在演唱前您介紹説,當年您高唱著這首歌動員人們參軍上前線。
王:我參加八路軍後在婦救會工作,婦救會經常下鄉去組織發動群眾抗日。每次下鄉,都要召開群眾大會,我們先到打麥場唱救亡歌曲,一首接一首唱,人就越集越多。然後我開始演講,動員婦女們做鞋,支援前線,號召婦女放足,教她們識字、唱歌,動員青壯年參軍抗日。我唱完《叫老鄉》,往往有兩三個人跟我走,去報名參軍。
西戰團是我的學校
記:1939年春,當時很負盛名的西北戰地服務團到了冀中,您成為了西戰團中最年輕的一員。
王:加入西戰團正好是在1939年4月15日我14歲生日那天,我獨自背著背包到西戰團的駐地報到。參加西戰團的過程,説來也很有意思。1939年初,我還在唐縣婦救會工作,在4月初的一個晚上,三軍分區衝鋒劇社為群眾演出,縣領導讓我在演出前加演一個獨唱節目,我唱了《松花江上》和《江水紅》,當時我並不知道臺下坐著西戰團主任周巍峙,他是經人推薦從八十裏之外趕來對我“秘密”進行入團考試的。那一天決定了我後來的命運。
記:西戰團的文化名人不少,與“大哥哥”、“大姐姐”們相處,收獲一定多吧。
王:是的,在西戰團的5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光。西戰團薈萃了很多文化人,素質非常高。有詩人田間、邵子南、方冰、曼晴、鄧康,音樂家劫夫、盧肅,戲劇家淩子風、賈克、洛汀、白居、牧虹、陳強、朱星南,美術家徐靈等。西戰團分文學組、戲劇組、音樂組。戲劇組組長陳正青和音樂組組長何慧夫婦都是大學畢業生,劫夫是東北的流亡學生,也比我們大一些,陳強那時也很小。
我們那時寫的歌、唱的歌都是與現實密切結合的,比如牧虹和盧肅合作的《團結就是力量》,方冰和劫夫合作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就是在我們一方面反掃蕩、一方面進行演出的遊擊生活中創作出來的。
我僅讀過小學,西戰團倣佛就是我的一所學校。美術組的寫標語、畫漫畫、刻木刻,我也拿著筆跟著他們寫寫畫畫;文學組的同志作詩寫文章,我學著刻鋼板;戲劇組的演戲,我管服裝、道具,演配角。我在團裏年齡最小,跟他們在一起工作,潛移默化學到不少東西。做人,以他們為榜樣,業務上他們都是我的老師。
記:在西戰團五年多的時間,您覺得苦嗎?
王:生活雖然艱苦,但我非常快樂、充實,自從參軍以後,我覺得自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整天唱歌。我覺得自己就像春天的小草似的,一天天長高,每天都在增長新的本領。西戰團是我藝術成長的搖籃,也是我思想成長的“母體”。
排演《白毛女》轟動延安
記:1944年西戰團工作結束後回到延安,您又成為魯藝的學生,後來便排演了轟動一時的《白毛女》。
王:《白毛女》的故事是邵子南在我家鄉收集的,周邊好幾個縣也在流傳這個故事。他先寫成詩句,用秦腔譜曲。試演後,有關領導認為故事不夠新穎,人物形象也不夠鮮明,內容也應該進一步挖掘,要求重寫。于是賀敬之、丁毅等人重寫劇本,馬可、張魯、瞿維、煥之、向隅、陳紫、劉熾等人譜曲。他們那時都非常年輕,但非常有才華。賀敬之才21歲,就寫了這樣一個大戲。劉熾也不過23歲,就寫了《勝利鼓舞》,日本宣布投降那天,我們來不及寫歌,遊行歡慶時就唱這首《勝利鼓舞》。
記:怎麼挑中您演喜兒呢?
王:第一稿並不是我演,第二稿才讓我演喜兒。我想可能是因為故事發生于河北,音樂主要運用了河北民歌、梆子等因素。我對河北農村生活很熟悉,從小就接觸民間音樂,所以演起喜兒來不費勁,能較好地把握人物性格。當時聽了我試唱,張魯同志就推薦我飾演喜兒,我當時還不到20歲。
當時的《白毛女》是寫一場排一場,排練在魯藝校園,魯藝沒有圍墻,老鄉們放羊、下地路過時也過來圍著看。還跟我們一塊哭,一塊笑,鬥爭黃世仁時小孩子跟著喊口號。
記:還記得當時的演出盛況吧。
王:《白毛女》上演時,真是非常轟動,可以用“一票難求”來形容。當時在黨校三部大禮堂演,陳庚同志進不來,急得在外面大喊。葉劍英同志看劇時流淚了,有人問他,他説道:“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時”。當時我們黨的領導人都來觀看了演出,周恩來同志和鄧大姐來看戲,戲演完後到後臺來看我,我正在洗腳(因為後半場喜兒在山洞裏生活,是赤腳),周恩來同志對我們説“這個戲好,很感人”。多年以後,我聽張瑞芳對我講了這樣一件事,總理當年在重慶觀看了她演的話劇後,對她説:“延安最近演出了一臺戲,感人至深,許多人看後都忘不了。”足見周總理對這部戲的喜愛。
民族藝術是我的根
記:除了家鄉民歌、戲曲從小對您的熏陶外,到魯藝後您又學習陜北民歌、眉戶劇、道情、秦腔等,這些對您的演唱起到很大的作用,使您演唱不同的作品總是富有獨特的韻味。
王:我認為,不僅搞文學創作、美術創作的人要採風,演唱者也需要採風,不然沒法進行二度創作,沒有閃光點。為什麼同樣一首歌,有人能把它唱得不一樣,而有人卻唱得平淡無奇,就是要看你二度創作的功夫下得夠不夠。
比如我唱《農友歌》時,向湖南籍演員請教,用方言一遍遍念,慢慢琢磨裏面的聲韻特點,再結合湖南花鼓戲的腔調,演唱時韻味就出來了,表現力也就豐富多了。
記:您能保持藝術的青春,也在于不斷吸收和創新。
王:吸收新的東西要結合自己的特點。解放後,我曾去中央音樂學院學習過一段時間,蘇聯專家給我上課,他説,你這是從“奴隸社會”到了“社會主義”社會,讓我改,讓我放棄原來的唱法,還説“要有得就要有失”。第一年我覺得還可以,第二年就不行了。在去音樂學院之前,周總理就曾對我説:“你只能學好,不能學壞。”何謂“學好”,就是聲音更高亢、寬廣,讓我們更愛聽;何謂“學壞”,就是再聽不出是你王昆在唱。總理的意思就是不要失去了自己。
沒繼續在音樂學院學下去,不等于不繼續探索。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原來的風格如何保持,又如何提高。民族聲樂中也有許多可借鑒吸收的東西,是我們中國聲樂藝術的寶貴資源。
藝術就是要張揚個性,沒有個性就沒有特點。就是合唱團都要有自己的風格,更何況是獨唱演員。
從藝做人最崇尚“真誠”二字
記:您在墨爾本演出時,曾對觀眾説了這樣一段話:“也許我的聲音不如以前那樣高亢,但我在真唱”。您的話深深打動了觀眾。
王:我這個人雖然80歲了,卻受到了大家的歡迎,這是為什麼?我認為自己對觀眾非常真誠。觀眾需要我,我就用歌聲為觀眾服務,我以真誠對待觀眾。
記:您認為老歌為何這樣受歡迎?
王:臺下的很多觀眾與我有共同的經歷,我一起唱這些老歌,就等于一同回憶過去,心中自然會感慨萬千。不僅在澳洲,我在美國演出,華人華僑們抱著我流淚,酸甜苦辣涌上心頭。前不久我到蘇州參加當地舉行的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演出,一位老幹部帶著家人,驅車從南京到蘇州看演出。老人的兒孫們説,這是老人家的心願。
記:您已80高齡,從澳洲演完後又緊接著到蘇州演出,演出日程排得那樣滿,像您這樣年歲的歌唱家還活躍在舞臺上並不多見。
王:我8月中旬還要參加中央電視臺“心連心”在山西的演出,9月份可能還要隨中國文化代表團到曼谷參加慶祝中泰建交30周年大型演出。我很珍惜這樣的演出機會,對于一個演員來説,登臺是一種享受,得到觀眾喜愛更是一種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