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良堃與《黃河大合唱》
http://www.cflac.org.cn   2005-08-19    作者:李小瑩    來源:中國文聯網

 

    《黃河大合唱》這部不朽的作品,從抗戰時期至今,一直深得人民群眾的喜愛。著名指揮家嚴良堃曾經指揮過千余場《黃河大合唱》,與《黃河大合唱》結下了不解之緣。今年正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全國各地都紛紛舉行各種群眾歌咏活動,《黃河大合唱》成了歌咏活動的熱門曲目,嚴老也因此不停地奔波于各種演出場合。當記者按照約定的時間前去採訪時,在嚴老家的樓道裏,記者隱隱約約聽到了《黃河大合唱》熟悉的旋律,原來嚴良堃與老伴正在家中播放《黃河大合唱》的演出錄音,並討論著《黃河大合唱》呢。

  指揮是為了更好地表現作品的內容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1938年參加抗敵演劇九隊,後來調至孩子劇團,曾師從冼星海學指揮,能談談冼星海是怎麼教您指揮的嗎?

    嚴良堃(以下簡稱“嚴”):那時我還不滿15歲,但是看到冼星海指揮群眾合唱時就非常激動。當時一般的指揮就是打拍子,我們起名叫做打“蝴蝶花”。而星海同志指揮的《黃河大合唱》卻非常激動人心,他一只手不斷地向上舞動著,口中一邊輕聲地暗示著“起來,起來”,同時雙腳還不時地往前邁進一步。可以説,他的指揮具有很強的感染力。看了星海的指揮,我才知道原來指揮不只是打拍子,還能夠表現那麼豐富的情感。

    1938年4月,我在武昌的“歌幹班”裏學指揮、作曲。那時,日本的飛機經常在我們頭頂上盤旋,還經常往下扔炸彈。為了保證大家的安全,我們把課堂設在了防空洞的隔壁,這樣飛機一來,我們就可以立即往防空洞裏鑽了。在“歌幹班”學習時,星海就教我們一些作曲方面的理論。我們發現,他對各地的民歌都特別熟悉。關于指揮和作曲,他講了很多,但是有一句話,我卻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他告訴我們:“學指揮基本功一定要過硬,一定要勤學苦練,把所有的技巧都要學得準確而扎實,但是在指揮群眾唱歌的時候,不要僅僅流于指揮的技巧,因為指揮是為了更好地表現歌曲的內容,而不是表現指揮家自己個人的能耐。”這句話,成了我這一輩子做學問的座右銘。

    記:還記得您第一次參與表演《黃河大合唱》的經歷嗎?

    嚴:因為那時,我們還比較小,洪深就把我們幾個小孩調到孩子劇團。孩子劇團的孩子最大的17歲,最小的七八歲,但都能歌善舞。那時,孩子劇團的成員有五六十人,我們經常到中小城鎮去宣傳抗戰,在舞臺上唱歌給老百姓聽。

    那時演唱《黃河大合唱》,在野外隨便搭個臺,或者選擇一個有土坡的地方,就可以唱了。伴奏也很簡單,身邊有什麼樂器就拿來用。經常是二胡、笛子、風琴、口琴,再加一些鑼、鼓。雖然配樂很簡單,但是音樂從頭至尾都很鼓舞人心。那時唱歌不像現在還經常做一些細致的藝術處理,只要把情緒唱出來就行了,只要能表現出戰鬥不息的精神就可以得到群眾的認可。有一次,唱《黃河頌》的張惠群得了瘧疾,我就代他上臺演唱。在舞臺上,我唱得非常賣力,盡管後來已經唱得上氣不接下氣,並且將曲調唱得越來越高,但是仍然贏得了熱烈的掌聲,我受到很大鼓勵。

    記: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指揮《黃河大合唱》的?

    嚴:那時群眾歌咏團很多。不管是1938年的武漢,還是1939年以後的大後方,到處都有演出。我們那時有好幾個抗敵演劇隊,都在郭沫若同志的領導下。演劇隊除了演戲,還唱歌,也唱《黃河大合唱》。

    1940年的時候,我曾指揮孩子劇團在重慶公演《黃河大合唱》。其實,那時無所謂誰是指揮,會指揮的人有很多。為了宣傳抗日,我們孩子劇團的成員一起唱歌,一起演戲,只要有關抗戰方面的事情,我們都幹;只要組織上有需要,我們就隨時登臺演出。我演過戲,跳過舞,刷過標語,寫過報道文章。春、夏、秋三季,我們到各個城鎮去宣傳抗日,冬天就回到政治部學習,由郭沫若負責安排我們進行組織學習、文化學習、時事學習和專業學習,同時還排練一些新的節目。

  我們的血液是黃河的支流

    記:抗戰時期,在有關《黃河大合唱》的各種演出中,有哪些是至今仍讓您難以忘懷的場面?

    嚴:1939年5月14日,冼星海親自指揮演劇三隊和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音樂係組成的100人合唱隊演唱《黃河大合唱》。冼星海先朗誦了一段:“朋友,你到過黃河嗎?……如果你忘記的話,那麼你聽吧。”緊接著就是合唱團裏發出的一聲震耳欲聾的“咳喲”。這一聲“咳喲”,令臺下不少人都站了起來,有的人還以為是舞臺塌了呢。其實,這是音樂開始之前的感嘆詞。可見,當時演員唱得多麼賣力,多麼投入。毛主席看了演出後,特別高興,站起來使勁鼓掌,連聲説:“好!好!好!”周總理也為冼星海題詞:“為抗戰發出怒吼,為大眾譜出心聲!”

    抗戰時期,凡是有人到延安參觀、學習,合唱團必唱《黃河大合唱》。不少國外友人到了延安,也搶著拍《黃河大合唱》演出的照片。一次,一群外國攝影記者來給我們拍演出照,我們一聲“咳喲”,將他們不少人的相機給“震”得掉到了地上。由此可見,當時群眾的演唱多麼激動人心!那時,在雲、貴、川,在大後方的很多地方,到處都有人在唱《黃河大合唱》,歌聲傳遍了大江南北。

    記:在您指揮《黃河大合唱》的演出中,最讓您難忘的是哪一場?

    嚴:《黃河大合唱》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是戰鬥的號角。抗戰勝利以後,在解放戰爭中,以及和平建設時期,都可以稱得上是一部鼓舞人心的作品。1946年1月5日,在重慶舉行了一場紀念冼星海逝世一周年的演出,周恩來、鄧穎超、葉劍英、葉挺,還有李公樸等民主人士,郭沫若和中共駐重慶代表團的代表等都出席了。演出由育才學校和音樂院的學生共同參與完成。育才學校演唱《生産大合唱》,指揮是陳貽鑫。那時我在音樂院念書,因此就安排我去指揮音樂院的學生演唱《黃河大合唱》。

    那時,抗日戰爭剛剛結束還不到半年,但國民黨就已經準備要打內戰了,因此國內的形勢還是比較緊張的。那天演唱會的現場來了很多特務,他們試圖對演出進行幹擾。為了使演出能夠順利進行,我們把孫科(孫中山的兒子)請了出來,由于有孫科在場,特務也就不敢為所欲為了。演出結束後,李公樸還上臺教大家唱冼星海的《救國軍歌》:“槍口對外,齊步前進,不傷老百姓,不打自己人……”針對當時國民黨人要打共産黨人的局勢,李公樸一面教群眾唱歌,一面解釋,中國人不要打自己人。群眾學習的熱情很高,以至于最後所有的聽眾排著整齊的隊伍,高唱“槍口對外,齊步前進……”走出會場。這次演出激動人心,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記:港臺同胞和海外華人説,我們身上流著的是黃河水,唱《黃河大合唱》時特別親切。談談您在與香港和臺灣樂團合作演出《黃河大合唱》的經歷吧。

    嚴:1985年在冼星海同志逝世40周年之際,香港舉辦了歷時14天的“黃河”音樂節。我率領中央樂團合唱團赴港與當地28個合唱團合作,並由我指揮了千人演唱的《黃河大合唱》。盡管中央樂團合唱團和香港合唱團之間以前的合作非常少,但由于香港人幾乎每年都要排演《黃河大合唱》這一保留曲目,因此,我們之間的合作很默契,僅僅排練了兩場就可以上臺演出了。《黃河大合唱》全曲演唱僅40分鐘,然而那天的謝幕竟長達20多分鐘。幹了40多年的指揮,我從未有過這麼長時間的謝幕。在掌聲如潮、群情振奮中,我們最後又加演了《滿江紅》。可以説,一曲《黃河大合唱》就把大家的心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臺灣,《黃河大合唱》被禁演的時間長達40多年。但是,當越來越多的臺灣人到香港聽了《黃河大合唱》之後,對《黃河大合唱》演出解禁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很多人想辦法爭取《黃河大合唱》在臺灣的演出,各種報紙也以不同的形式進行呼吁。最後,臺灣當局將《黃河大合唱》中的歌詞作了一些小小的修改,把“太行山上打遊擊”,改為“敵後齊心打遊擊”;把“新中國已經破曉”,改為“全中國已經破曉”。在臺灣被禁錮了40多年的《黃河大合唱》最終得以演出。聽聞這一喜訊後,我興奮不已,趕緊把中央樂團錄制的《黃河大合唱》的唱片、鋼琴伴奏譜、管弦樂總譜和有關資料贈送給了臺灣的同行們。

    《黃河大合唱》在臺灣被解禁兩年後,臺灣合唱團又與我們的樂團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同臺合演了《黃河大合唱》。當聽到兩岸的合唱隊員們齊聲高唱《黃水謠》中的“黃水奔流向東方,河流萬裏長”時,我心裏一陣熱,一陣涼。想到40多年來,人為的隔閡,使得同為炎黃子孫的幾代人斷絕了往來,心中不禁感慨萬千。然而,想到一部《黃河大合唱》就可以將兩岸人民的心緊緊地連在一起,我心中頓時又充滿了無限的喜悅。演唱結束後,兩岸的合唱隊員還聚在一起,共同回憶抗日戰爭那段難忘而艱苦的歲月。

    記:您還多次出國指揮華人演唱《黃河大合唱》,能談一下在國外演出的情況嗎?

    嚴:《黃河大合唱》經常在海外演出。在海外,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排練並演出《黃河大合唱》的傳統。在紐約、舊金山、多倫多、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我都指揮過《黃河大合唱》。盡管居住在海外的華人有不同的信仰、年齡不一、方言各異,但只要唱響了《黃河大合唱》,彼此的血液就會交融在一起。

    有一次,我在舊金山指揮華人合唱隊演出《黃河大合唱》。那是一支由舊金山灣區華人組織的合唱隊,有30多人。演出之前,舊金山灣區華人的工作人員告訴我説,由于灣區華人信仰不同、語言也不完全相通,無法一次邀請那麼多的人同時參加排練。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在這次排練《黃河大合唱》的過程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到齊了,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素養的人聚在一起,共同唱響《黃河大合唱》,共同唱出了所有華人的心聲。

    很多演員演出後非常激動,都表示演唱《黃河大合唱》增強了他們的民族自豪感。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的官員激動地説,以前看演出,看得最激動的時候,無非是鼓掌時把手拍紅了,但是回家後依舊能夠休息得很好。可是,聽了這次演出的《黃河大合唱》後,回去後就怎麼也睡不著了。

    還有一次,我在馬來西亞指揮華人演唱《黃河大合唱》,演出結束後,因為外面正下著大雨,所以有很多人不得不留在大廳裏避雨。這時,大家互相拉起了歌,唱賀綠汀的《保家鄉》等一些20世紀30年代的抗戰歌曲。我看見身邊的一位先生也就40歲左右,可是卻對這些老的革命歌曲非常熟悉。我就問他,這些50年以前流行的歌曲,你怎麼這麼熟呢?他説:“是爺爺教的。爺爺就是唱著這些歌離開中國的,他把這些歌教給我,就是告訴我不要忘本。”那天晚上,一位馬來西亞的華僑還即興朗誦了一首他寫的詩:“我們的血液是黃河的支流,我們的心臟為黃河而跳動……”由此可見,《黃河大合唱》多麼深入人心。

    記:您覺得華人在演唱《黃河大合唱》時,與演唱其他的作品有什麼差別嗎?

    嚴:海外華人在演唱《黃河大合唱》時,往往顯得特別激動。我覺得很多華人出國後,當唱起自己祖國的經典作品時,通常會覺得特別親切,民族自豪感也會油然而生。

    在國外,唱合唱作品時,一般是拿著譜子演唱的。但是,我在國外指揮《黃河大合唱》時,要求演員們盡量脫譜演唱。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這些海外華人通常也能在很短的時間裏把譜子背下來。演唱《黃河大合唱》後,華人們經常會説,我們身上流著的是黃河水,所以唱《黃河大合唱》就覺得特別親切。

    演唱《黃河大合唱》可以增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記:您覺得《黃河大合唱》最大的魅力在哪裏?

    嚴:《黃河大合唱》是一部帶有抗日救亡色彩的作品,在當時它也是鼓舞人們積極參與戰鬥的號角。所以,很多中國人覺得演唱《黃河大合唱》可以增強我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因此這部作品至今仍然久唱不衰,並起著團結和凝聚全世界華人的作用。

    另外,《黃河大合唱》的創作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星海同志在給我們上課的時候,很多民歌常常是脫口而出,我們稱他為“中國民歌的活字典”。盡管對中國的民歌曲調非常熟悉,可是他不是照抄民歌,而是在認真學習民歌的基礎上,進行獨立的創作,從而形成新的曲調。所以,星海的曲調裏有很濃的中國泥土的芳香。

    星海的為人也使得他創作的作品深得人民群眾的喜愛。他從不以創作作為自己求生的工具。他是真正把音樂創作當成為人民、為民族服務和奉獻的工具。他把自己的愛國心、愛民心通過音樂表達出來。所以,他才能寫出民族的心聲。我清楚地記得,當星海因為失業而不得不離開上海時,有一家唱片公司找到他,要他寫流行歌曲,並答應給他很高的薪金——200塊大洋,在當時這相當于一個打工仔一個月工資的100倍。但是,星海説,我不寫那些東西,我是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進行音樂創作的。我想,正是因為星海同志把自己放在民族的大家庭裏,把自己的命運同民族的命運緊緊聯係在一起,所以才能寫出那麼激動人心的作品。

    記:《黃河大合唱》在您的藝術生涯中具有怎樣的地位?

    嚴:我從小就熱愛這部作品,我的整個音樂演出生涯是在《黃河大合唱》的歌聲中成長起來的。《黃河大合唱》是歌頌英雄的中國人民的頌歌,是弘揚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的詩篇,因此具有永久不衰的藝術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黃河大合唱》這部不朽的作品,從它誕生那天起,就一直培育、滋養、鼓勵著我。今後,我願意繼續指揮、講解《黃河大合唱》,為喜愛這部作品的人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