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歲月中,有一支英勇的部隊活躍在長江之濱,這就是聞名中外的新四軍。新四軍是一支很有文化的隊伍,産生了一大批藝術家,也留下不少傳世之作。原海軍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兼海政歌舞劇團團長、著名作曲家胡士平就是當年新四軍文藝隊伍中的一員。在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的日子裏,本報記者對胡士平進了專訪,與他一道重溫過去的崢嶸歲月。

    唱著抗戰歌曲走上革命道路

    記者(以下簡稱“記”):聽您的口音是安徽人,當年新四軍最早的軍部就設在安徽涇縣,您是否因此就參加了新四軍?

    胡士平(以下簡稱“胡”):我的家鄉是安徽無為縣,“七七”事變後,抗日烽火燃燒在祖國大地,我的家鄉成立了遊擊隊,但我因年齡小參加不了。正好新四軍第四支隊戰地服務團路過我家鄉,我就參了軍。那是1938年,我剛14歲。那時新四軍共有4個支隊,前3個支隊在江南,我們在江北。

    記:參加戰地服務團要有文學或藝術的特長,您是因為音樂上的特長吧。

    胡:我小時候就很喜歡音樂,笛子、口琴、胡琴都能來一手。在讀書期間,學會唱很多抗戰歌曲,如《畢業歌》、《義勇軍進行曲》、《松花江上》、《大刀進行曲》,可以説,我是唱著抗戰歌曲走上革命道路的。

    記:您年紀還那樣小,父母是如何支持您的?

    胡:我的家鄉過去是革命老區,黨組織很活躍,開展了很多工作,如興辦教育、成立抗敵協會、建立遊擊隊等等。當時平津學生流亡團路過我們那裏,黨組織請他們來演出、演講,動員民眾,使抗戰在當地成為熱潮。

    我的家庭也很特殊,父親是位開明士紳,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拿出錢物支持革命,地下黨的很多會議都在我家舉行,我的一個哥哥、兩個姐夫都在大革命中犧牲。抗戰爆發後,我的另兩個哥哥早我幾個月參了軍,一個妹妹在我之後也參加了新四軍,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只有抗日,才有出路。後來我的一個哥哥犧牲在抗日戰場。

    記:新四軍的戰地服務團也有很多知名的文化人。

    胡:杜宣、何士德、章枚等都是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最早的成員。我在第四支隊的戰地服務團,主要工作是宣傳、發動群眾。每到一地,住上三兩天,到鄉鎮街頭或到農村田間演講、唱歌,寫標語、串農戶,內容只有一個:日本鬼子打來了,不能做亡國奴。

    記:除了唱歌,服務團還演戲嗎?

    胡:演一些小型的話劇,如《東北一角》、《小黑子》。我們服務團的團長叫程啟文,他是個老紅軍,從延安派來的。因為服務團要單獨行動,所以要有一個懂軍事的領導,副團長是汪道涵,他是位大學生,還擔任我們的指揮。不僅教我識譜,還教我指揮,他是我的第一個音樂老師。

    當時的宣傳動員工作主要是在大別山區一帶展開,1939年秋天我們開始東進,一路上演出、宣傳。每到一地,都有一些青年參軍,我們的隊伍就像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

　　譜寫戰歌反映戰鬥生活

    記:新四軍東進後,在華中建立了一係列抗日根據地,您在哪個根據地?

    胡:我所在的師東進到了津浦路一帶的淮南地區,在這裏建立起了華中第一個抗日根據地,這時已是1940年的春天了,此後新四軍相繼建立了七個根據地。淮南根據地條件比其他幾個根據地好,也比較穩定。後來,新四軍軍部也從鹽城遷到淮南。

    記:你在淮南工作了幾年?主要做哪些工作?

    胡:我在淮南生活了六年多,根據地建立後,戰地服務團都紛紛更名為“劇團”,有的叫“抗敵劇團”、有的叫“戰鬥劇團”。也做群眾工作,宣傳動員群眾,建立民主政權;打仗時組織擔架隊,護理傷員,包括上前線向敵人喊話等。但主要任務是演出,與東進之前有所差別。

    這時我原來所在的戰地服務團經調整後成立了“前鋒劇團”。演出劇目大多為活報劇,有從師部、軍部劇團學來的,也有根據戰鬥情況創作的。為了及時把戰鬥中的故事搬上舞臺,我們有時演影子戲——就是把汽燈放在幕布後面,把人影照在幕布上表演。有一次是表現羅炳輝指揮部隊打了勝仗,羅炳輝較胖,結果幕布上一打出一個胖胖的影子,大家便知道是在演羅炳輝,有人叫,有人笑,氣氛活躍極了。

    記:您的音樂創作就開始在那個時候?

    胡:剛開始我覺得作曲是件很神秘的事,在這時,我認識了音樂家孟波,他對我的創作産生了極大影響。

    記:孟波是著名的抗戰歌曲作者,您一定非常熟悉他的歌吧。

    胡:我非常崇拜他,他的《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是我們常唱的曲目。孟波曾在上海、浙江、江西從事救亡歌咏活動,1940年參加了新四軍,任江北政治部“抗敵劇團”團長。孟波去了我們那裏,又創作了《中華民族好兒女》等作品。後來我又看到抗敵劇團的曉河寫出了歌,他們都是我認識的人,看到他們創作,一下子就打破了我以前對創作的神秘感。

    我們支隊的政治部副主任張勁夫與孟波很熟,就請孟波來指揮大家唱歌,過後把孟波介紹給我認識,説:“你要好好跟孟波學習音樂。”就這樣孟波成為我音樂上的第二個老師。孟波在我們劇團住了幾天,每天早晨帶領大家練歌,還借了一本書給我,是豐子愷的《音樂入門》,那是我見到的第一本音樂著作,我就是從這本書入門的。

    開始寫歌時沒有多少知識,把曲調唱出來記錄下來,也沒有多少理論指導,完全是在實踐中學習。部隊也辦一些藝術培訓班,如在抗大分校成立文化隊,把文工團成員集中起來學習,每個團都有些“專家”,來給團員作指導。

    戰士是我作品的首唱者

    記:您寫的歌戰士們反映怎樣?

    胡:當時我們的創作都是與部隊的戰鬥生活有關,比如“皖南事變”後,推出了一個口號:“建立一個鐵的黨軍”,我就寫了一首歌《向鐵的黨軍前進》。劇團根據一次戰鬥編了一個小戲,我為此寫了插曲《人民子弟兵》。寫完了就去部隊教唱。戰士們很快就學會了,在行軍時、起床後都唱,因此,我的作品都是由戰士首唱並很快在部隊流傳開,聽到戰士愛唱自己寫的歌,心裏感到非常振奮,這對我們創作者是極大的鼓舞。

    記:那時的作品都寫得短小精悍,朗朗上口,曲調很有民族氣息,是否與您們大量吸收民族民間音樂有關?

    胡:我們就生活在民間,駐扎在村子裏,農忙時幫農民幹活,農閒時看農村藝人的演唱和地方戲。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我們有了更明確的向民間藝術學習的意識。

    1944年春節期間,淮南根據地舉辦了民間藝人代表大會,演出了很多臺地方戲。之後舉行了座談會,給我們很大的教益,對我們的創作産生了很深遠的影響。包括解放後我參與歌劇《紅珊瑚》的創作,我們深入民間採風,都是對深入生活傳統的弘揚。

    記:新四軍當時所處的環境很艱苦,一些藝術家在戰爭中獻出了寶貴生命,如音樂家任光,在這種情況下文藝工作不僅得到了堅持,還有了發展,是非常不易的。

    胡:一想到犧牲的戰友,我的心就非常沉重。蘇北根據地曾成立了魯藝分院,在日寇的一次“掃蕩”中,有一個隊與敵人遭遇上了,犧牲了30多人,文學家、《中華民族好兒女》的詞作者許晴就是在那次“掃蕩”中犧牲的。音樂家章枚、孟波僥幸得以生還。賀綠汀當時正要去延安,他一看在“掃蕩”中犧牲了那麼多文藝戰士,非常痛心。他説我先留在新四軍,踏踏實實地做一點工作,培養一些人,挽救一些損失。為此,他在軍部魯藝工作團和幾個師巡回教學,工作了兩年多,為新四軍培養了一大批人才。

    記:從您的經歷看,是新四軍培養了您,造就了您。

    胡:我認為新四軍文藝工作大致分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1938至1939年,任光、何士德、章枚等做了許多開創性工作,他們創作的一批作品具有示范性意義,使我們的軍隊有了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戲演。第二個時期是1940至1942年,這是根據地時期,整個文藝工作進入了發展時期,老同志帶動培養了一批新人,如作曲家曉河、沈亞威等,我也是從那時開始進行了創作。第三個時期為1943年至1945年,地方、農村、基層部隊的文藝工作開展得很普遍,也很活躍,極大地鼓舞了軍民的抗日鬥志。新四軍成立了各種文工團,我也由此成為了一個專業文藝工作者,我這一生都緊緊與部隊的文藝工作結合在了一起,這是我的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