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5日正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紀念日。由中國攝影家協會等單位主辦的“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徐肖冰、侯波攝影回顧展”在北京中國科技館隆重開幕。此次展出的約120幅珍貴的老照片全面生動地再現了抗戰歲月中,延安和太行山地區軍民艱苦奮鬥、浴血奮戰抵禦日寇侵略的生産生活場景,展現了他們為了民族的解放事業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英雄主義精神。而這些照片,大多出自在抗戰的烽火硝煙中成長起來的著名攝影家徐肖冰之手。“從一參加工作、走上社會起,我的人生道路就和抗日救亡的革命潮流緊密相連。”徐肖冰告訴記者。

    從上海到武漢再到上海:早期拍攝進步電影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這年冬天,年僅15歲的徐肖冰離開了故鄉——浙江省桐鄉縣,跟隨舅父來到上海,在當時的“天一影片公司”當了一名學徒工,負責一些配藥水、洗照片之類的雜活。盡管年紀小,當時社會各界的抗日熱情還是深深地影響了徐肖冰。他回憶説,當時有很多青年人走上街頭抵制日貨,宣傳抗日。他雖然沒有參加,但從心裏還是支持這些人的。1932年初,“一二八”事變發生,當時駐上海的國民黨第十九路軍英勇抗日的事跡以及全上海對十九路軍的支持更是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抗日救國的想法。

    由于年少貪玩,徐肖冰有一次在上班時間被同事拉出去捉蛐蛐,公司老板發現後就將他開除了。“這看起來是一件壞事,但實際上也是一件好事。”徐肖冰回憶起這段往事的時候,禁不住笑著説。經過“天一”公司的同事、共産黨人司徒慧敏的介紹,徐肖冰進入了“電通影片公司”。這家公司和當時的“左聯”聯係非常緊密。在這裏,徐肖冰逐漸受到左翼文藝思想的影響,逐漸接觸到袁牧之、陳波兒等進步電影人士,也逐漸了解了夏衍、陽翰笙、阿英、聶耳、田漢等左翼文化名人。從這時開始,他一直擔任攝影助理,協助吳蔚雲、吳印鹹等攝影師拍攝了《桃李劫》、《自由神》、《風雲兒女》、《都市風光》等一係列著名的進步影片。這些影片在當時都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正是從那時起,徐肖冰開始正式接觸電影拍攝工作。徐肖冰還回憶説,當時,他們經常在半夜三更偷看被禁止上映的蘇聯電影,受到左翼文化的熏陶,這在當時是非常難得的。

    “電通”公司于1935年被國民黨當局強行關閉。恰好此時,武漢國民黨軍隊係統的政訓處電影股(後成為中國電影制片廠)到上海招人。迫于生活壓力,徐肖冰于同年5月跟隨吳蔚雲奔赴武漢。在那裏,徐肖冰滿眼見到的都是國民黨不斷宣揚自己的“剿共”成績,到處張貼反共標語與宣傳畫,肆意醜化中共的領導人。他深感這裏不是他要呆的地方,想盡快離開。但當時電影股管制很嚴,不許員工隨意離開。他就給遠在上海的吳印鹹去了一封信,希望吳印鹹以自己家人的身份發來一份假電報,説自己的祖父去世了,要他回家奔喪。吳印鹹按照他的意思發來了電報。于是,徐肖冰以回家奔喪為名,請假離開武漢到了上海。這一離開就再也沒有回去。這時大約是9月份,距離他剛去武漢不足4個月。

    從上海到太原再到延安:參加八路軍開始攝影

    到了上海後,徐肖冰經過熟人的介紹,進入了當時的“明星影片二廠”繼續從事電影拍攝工作。

    一個多月後,徐肖冰接到了一個來自武漢的朋友的秘密消息,説武漢那邊的電影股已經在其內部刊物上將他列入了通緝名單,他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在咨詢了律師後,徐肖冰就只好在上海的租界區活動,因為在那裏國民黨是不能隨便抓人的。“一個中國人,卻不能在中國的土地上自由地行走,這算怎麼回事呢?”老人至今回憶起來,仍不無感慨。但無論如何,也算是化險為夷了。

    “明星二廠”裏的大部分員工還是原來“電通影片公司”的人,像司徒慧敏、袁牧之、陳波兒、吳印鹹等,都在那裏。這讓徐肖冰欣喜不已。他繼續協助這些人拍攝了《生死同心》、《馬路天使》等進步影片。可惜好景不長,到1936年底,“明星二廠”也被迫關閉了。

    1937年初,山西太原的“西北電影公司”來上海招人,于是,徐肖冰又跟隨吳印鹹來到了太原,進入“西北電影公司”工作。從5月份至7月中下旬,他們在五臺山地區拍攝影片《塞北風雲》,住在五臺山的寺廟中。由于消息閉塞,他們根本不知道“七七”事變。直到有一天,一批從前線撤退下來的國民黨軍隊進入寺院,將他們趕了出來,他們才知道日軍已經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

    劇組只好回到了太原。此時,太原已經遭到日軍的轟炸。徐肖冰決定到前線去拍攝一部反映抗戰的片子。于是,他帶上一架小型攝影機和廠裏開的介紹信,前往山西北部進行採訪拍攝。一路上,他不斷見到從前線潰敗下來的國民黨軍隊,那些軍官也根本不理他,只顧自己逃命,這讓徐肖冰非常失望。甚至有一次他在老鄉家休息時,一夥散兵闖了進來,將他身上值錢的東西搜刮一空,末了還朝著他開了幾槍。幸虧打偏了,不過也著實將徐肖冰嚇得不輕。本來想去拍攝軍隊英勇抗戰殺敵的片子,結果不僅沒拍到,還差點丟了性命,無奈之余,徐肖冰只好往回走。在回去的路上,他碰到了一支正在開赴前線的八路軍部隊。他們熱情地招待了他,並主動向他介紹了八路軍的抗敵政策,最後,還通過沿路的八路軍兵站,一路護送他安全到達了太原。這讓徐肖冰感動不已,並由此萌生了參加八路軍的想法。

    此時,“西北電影公司”正打算撤往成都,徐肖冰堅決不去大後方,要積極參加抗戰,于是,就到太原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參加八路軍。

    八路軍辦事處的人聽説徐肖冰是拍電影的,就表示八路軍部隊的條件非常艱苦,連最基本的電影拍攝設備都沒有,勸徐肖冰再慎重考慮一下。但徐肖冰參加八路軍的決心很大,連著往辦事處跑了好幾次。最後,辦事處的負責同志將他的情況向來太原的周恩來作了匯報。周恩來親自接見了徐肖冰。當時,徐肖冰並不認識周恩來,他表示,自己無論如何要參加八路軍,只要能參加八路軍,幹什麼都可以。周恩來被他的決心打動了,就同意了他的請求,同時提出説,八路軍部隊的條件非常艱苦,隨時都可能流血犧牲,他希望徐肖冰最好能先到前線去感受一下八路軍的生活、戰鬥情況,但不用參加戰鬥,這對他以後的工作有好處。“這既是周總理對我的要求,也是對我的關心。”徐肖冰至今談起印象還是那樣深刻。

    吳印鹹也非常支持徐肖冰的決定,將一架當時非常先進的“萊丁那”小型相機送給了他。徐肖冰又從“西北電影公司”借了一架小型攝影機和一盒膠卷,匆匆準備了一下行李,沒過多久,就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向山西五臺山地區的抗敵前線出發了。

    到了五臺山地區以後,他先被帶到了前線的八路軍指揮總部,剛好碰上朱德、彭德懷、聶榮臻等八路軍領導人在院子裏商量事情。出于職業習慣,他舉起手中的相機給他們拍了一張照片。這也是他印象中第一次給黨和八路軍的高級領導人照相。

    在前線和戰士們一起度過半個月後,徐肖冰就到了延安。在那裏,他開始了全新的生活。

    從延安到太行再到延安:影像做武器抵禦外辱

    1937年冬天到達延安後,徐肖冰進入八路軍後方政治部宣傳科從事攝影工作。

    徐肖冰至今還清楚地記得自己第一次奉命拍攝照片的情景。當時王明等人從蘇聯回國,毛澤東、林伯渠等領導人去延安機場迎接。在拍攝了一個大場景後,他想尋找其他合適的角度繼續拍攝。忽然,他被一個外國人拽住了,那個外國人操著一口不大流利的漢語嚴厲地問他:你是幹什麼的,誰讓你來這裏拍照的。徐肖冰趕緊解釋説,是組織上派我來的。旁邊也有人出面作證。那個外國人才將信將疑地松了手,但還是一直用懷疑的眼光不停地掃視他。原來,那個外國人叫馬德海,是和斯諾一起來中國的國際友人。後來,他就在中國定居了。直到“文革”後,徐肖冰在大街上見到馬德海,還開玩笑地説,你是一個醫生,當年那麼盤問我,是不是有點狗拿耗子——多管閒事呀?這時馬德海總是不好意思地笑笑。徐肖冰説,通過這個故事,也可見當時延安的攝影者是很少的,攝影工作開展起來很不容易。

    1938年秋,八路軍總政治部電影團成立,在周恩來等領導人的籌備下,準備拍攝一部大型紀錄片《延安與八路軍》。該片邀請了袁牧之、吳印鹹等人專程從國統區趕到延安來進行拍攝,正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的徐肖冰也被調了出來參與拍攝工作。徐肖冰至今還記得那部片子的開頭是表現全國的知識青年心向延安,從各地翻山越嶺奔赴延安的場景。

    當時的攝影條件非常簡陋,環境異常艱苦,攝影者隨時都有生命危險。據徐肖冰回憶,有一次,日軍轟炸延安,他當時生病,躺在床上休息,吳印鹹正在屋子裏修相機。忽然,屋頂被炸塌了,他和吳印鹹都被壓住了,幸運的是,兩人都只是受了點輕傷。當時周恩來在百忙之中還抽空親自來看望他們,這讓他們非常感動。

    1939年1月下旬,《延安與八路軍》完成在延安的拍攝部分。此時,毛澤東接見了攝制組的代表,這其中就包括徐肖冰。之後,攝制組兵分幾路,開始了前線部分的拍攝任務。從1939年1月至1940年5月間,徐肖冰深入冀中與太行山區,拍攝了大量反映八路軍前線戰鬥與敵後遊擊戰爭以及軍民團結共禦外辱的影片和攝影作品,這其中就包括《彭德懷在關家垴指揮戰鬥》、《太行山上的八路軍號手》等我們耳熟能詳的經典作品。可惜的是,據徐肖冰介紹,《延安與八路軍》在後來送往蘇聯進行後期制作的時候,正趕上德國入侵蘇聯,蘇聯電影制片廠撤往後方,所以這部片子始終未能制作完成,至今也只能見到一些零散的鏡頭。

    1941年5月,徐肖冰回到了延安。從那時起直到抗日戰爭勝利的1945年8月,他與延安的電影與攝影工作者一起,在艱苦的環境下,拍攝了大量珍貴的歷史鏡頭,凝固了許多重要的歷史瞬間,為我們更加客觀、真切地了解那個時代、那段歷史,留下了寶貴的資料,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們為這場戰爭的勝利,同樣立下了汗馬功勞,永遠值得我們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