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的攝影工作者很少,再加上戰時的隨時轉移,因此,當時拍下來的照片到了今天已經是不可多得的珍貴資料。在存留下來的關于白洋淀雁翎隊為數不多的幾組照片中,有幾張是新華社高級記者、著名攝影家袁克忠拍攝的。如今,他已經84歲了,但還是在不懈地堅持工作,目前,他正在編輯一本畫冊。

    説起在冀中根據地的戰鬥生活,袁克忠老人的精神一下子提了起來。他説,1938年1月他參加八路軍當了一名戰士,7月份又去了兵工廠當工人。兩年後,考入了冀中軍區第八軍分區的隨營學校進行學習,在那裏經過嚴格的訓練,被提升為排長。此前,他一直是一個普通戰士,沒有接觸過攝影。到了1940年10月,他和孟振江、劉士珍、李清懷、褚龍江五人被派往冀中軍區政治部攝影訓練隊學習新聞攝影。但是通過敵人的封鎖到達軍區所在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外,他們5個人還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押送兩名日軍戰俘。袁克忠説,在前往軍區途中,突然遇到日軍“大掃蕩”。敵人兵力很強,我們又沒有武器,于是只有依靠地下黨和民兵,巧妙地與敵人周旋。經歷了兩個多月的反“掃蕩”,我們在12月帶著兩名日軍戰俘到了冀中軍區。這時,攝影訓練隊已經開課一個多月了,我們只好參加了第二期的學習。

    參加攝影訓練隊的學習是袁克忠從一個普通戰士走上革命攝影道路的轉折點。在那裏,他學會了《我們是革命的攝影工作者》隊歌,學習了攝影常識、新聞攝影、暗房技術、照片著色等攝影課。當時,著名攝影家石少華是冀中軍區政治部攝影科科長,並擔任訓練隊隊長兼教員。訓練隊還請來火線劇社社長淩子風及劉文華講美術和光學課。第二期攝影訓練隊于1940年底開課,1941年3月結業。之後,袁克忠等5人回到了第八軍分區。

    1941年5月,第八軍分區攝影組正式成立,由從攝影訓練隊回來的5個人組成。袁克忠説,那時,我們都是20歲左右的青年,有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勁頭,很想把攝影工作幹好。起初,我們僅有一臺日式F4.5照相機和幾個日本膠卷。盡管是攝影新兵,文化程度不高,又缺少實際鍛煉,但我們不怕鬧笑話,不怕失敗,大家團結一致努力工作,還是把第八軍分區的攝影工作逐漸開展了起來。那時,全攝影組做到每天晚上召開一次5分鐘的評獎會,及時表彰好人好事,鼓舞士氣,認真查找失敗原因,吸取經驗教訓。就這樣,我們在實踐中增長了智慧和才幹,攝影技術也逐漸成熟起來。上級領導也非常關心我們的攝影工作,從天津為我們買來兩臺相機和一些膠卷、相紙、藥品。我們拍出來的新聞照片從此有了制作展出的條件。1942年,孟振江拍的《拆毀河間北王莊敵軍碉堡》等放大照片送交軍區攝影科後,受到領導好評。

    説起雁翎隊,袁克忠説,1943年,我到了第九軍分區政治部擔任宣傳科攝影組組長。白洋淀是我們軍分區的遊擊根據地,我經常到白洋淀深入生活。雁翎隊熟悉地形,對敵作戰方式靈活,根據敵情採取既集中又分散的戰術,使敵人吃盡了苦頭。我拍攝過他們開會、在白洋淀裏行進的珍貴鏡頭。其中,最珍貴的鏡頭是雁翎隊打“包運船”獲勝後的場景。1943年秋天,我一個人來到了白洋淀找尋雁翎隊,但是沒有找到。後來,循著槍炮聲找到了雁翎隊,原來他們在阻擊為太行山日軍運送給養的“包運船”。在打“包運船”的戰鬥結束後,我找到了他們,拍下了他們戰勝後的場景,把這個歷史瞬間記錄了下來。

    袁克忠説,我是一個攝影工作者,也是一個戰士,我的主要任務還是參加戰鬥。在每次戰鬥時或戰鬥結束後,我都要抓緊拍兩三張照片。在冀中根據地的時候,袁克忠拍攝了很多照片。但是由于戰爭的原因,許多照片底片都丟失了,提起那些底片,老人無限惋惜。袁克忠説,1942年,“五一大掃蕩”期間,很多底片帶不走,他就用油紙把底片包裝起來埋在了地下,本以為十多天“掃蕩”就結束了,但是沒有想到有那麼長的時間。等了好幾個月後,回來一看,底片早已不能用了。還有就是在1945年的時候,我們進入了反攻階段,于是,拍的照片也多了起來,但是可惜我們放照片的房子著火了,底片也被燒毀了。還有一次,我帶了20多張底片去了太行山,由于打仗,因為不方便隨身攜帶,就把底片放在了老鄉家,後來也沒有回去,也聯係不上,底片也就遺失了。要是那些圖片資料能完好地保存下來,其中一些就可以作為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罪行的有力見證。袁克忠鄭重説道:“那段歷史已經過去幾十年了,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那段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