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位才情洋溢的作家,享有《漁光曲》、《賣報歌》詞作者的盛名；她是一位睿智機敏的女性,年僅24歲就從事中共特科的革命工作；她是一位勇敢堅毅的戰地記者,抗日戰爭期間曾和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共赴戰區採訪；她是一位溫柔多情的女性,與著名劇作家田漢的愛情故事充滿悲歡……
這位一生充滿傳奇經歷的女性,就是著名作家安娥。今年是安娥誕辰100周年,近日,本報記者採訪了正在為即將出版的《安娥作詞歌曲集》忙碌著的安娥之子田大畏。通過田大畏的回憶和他20多年來積累的大量資料,安娥的藝術人生得以再現。
神秘的左翼“紅色女郎”
安娥原名張式沅,1905年出生于河北保定一個地主家庭。幼時的安娥最喜歡的遊戲是念歌謠,《小白菜》、《小草雞》、《直直腰》、《説山西,道山西》、《想親娘》……似乎永遠都念不完。在安娥的記憶中,曾經赴日留學、做過河北省工業學校校長的父親張良弼整日把著書本,對哥哥們從不露個笑臉,只是有時對安娥談談詩文,偶爾還會教她唱一兩句京戲。從某種程度上説,父親充當了安娥文學上的啟蒙老師。
少女時代的安娥就開始表現出追求自由獨立的個性,15歲那年,安娥幹了一件驚世駭俗的事情。她在保定第二女子師范學校讀書時,為了反對女舍監的壓迫,帶領全班同學罷課,離開學校到一個小旅館裏。這位還是安娥母親結拜姐妹的女舍監,在學生們的罷課示威之下,被迫向校長跪下請求辭職。事後安娥也離開了學校,隨父親到北京讀書。1923年,安娥入國立北京美術專門學校西畫係學習;兩年後在學校加入了中國共産黨,那時的安娥剛剛20歲。從此,她開始為追尋自己心目中獨立、自由、平等的人生道路而跋涉前行。
1926年,安娥被黨組織派往大連從事宣傳和女工運動,後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9年,安娥回到國內,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工作。時任國民黨中央上海特派員的楊登瀛正暗中為共産黨提供情報,陳賡奉周恩來指示,專門為楊登瀛設立了一個辦事處,由安娥擔任秘書。楊登瀛把四方匯攏來的情報全部送到辦事處,由安娥仔細辨讀,凡屬有價值的情報就及時抄送陳賡,使地下黨的許多幹部化險為夷。此時的安娥在人們眼中是神秘莫測的,她有時穿著藍布大褂,住在亭子間裏,生活似乎很艱苦;有時又衣著華貴,打扮得格外漂亮,幾乎使熟識的朋友也認不出來。安娥沉穩、機敏、不事張揚的性格頗能勝任詭譎多變的特工工作。而行蹤神秘、危機四伏的特工生涯,不期然竟引出了安娥與田漢充滿悲歡恩怨的愛情故事。
當時的南國社發起新戲劇運動,田漢在上海文藝界已經很知名,是一個各派都有關係、各派都要爭取他的人物。中共地下黨為了爭取田漢,派安娥與他聯係。而安娥與田漢的交往便是從文藝活動開始的。安娥仰慕田漢的才情,協助田漢的南國社開展戲劇運動,還常常將自己創作的作品拿給田漢看。田漢主編的《南國》月刊編發了安娥創作、署名蘇尼亞的小説《莫斯科》,小説描寫了一位留俄女學生的真實生活。在王禮錫的回憶中,充滿革命熱情的安娥這一時期對田漢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田漢非常稱譽她的思想,自認其思想轉變與她有關。有一回,寧波某學校請田漢講演,她陪伴同去,中途幾次談話,就使他的思想轉變了。田漢是個性格很強的人,而他的個性竟為一個女性所降服,可見這位女性的魄力有多麼驚人。”雖然蔣光慈、阿英、陽翰笙等左翼作家當時也對田漢發生過一定的政治影響;但在生活中,彼時的田漢和未婚妻林維中的感情出現了摩擦,安娥這位神秘的左翼“紅色女郎”的出現,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還是情感上,都深深地吸引著田漢。這段時間,田漢與安娥的身影時常雙雙出現在左翼文藝活動中,一個風流倜儻、激情洋溢,一個嫻靜沉著、襟懷開放。1931年8月,就在“九 一八”事變爆發前一個月,他們的兒子田大畏降生了。
這一時期,安娥先後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翼戲劇家聯盟”,還是“蘇聯之友音樂組”、劇聯領導的“音樂小組”、“歌曲研究會”及“大道劇社”等進步組織的成員,而田漢往往是這些進步文藝組織的發起人之一。安娥在這些左翼文藝活動中逐漸展示出自己的藝術天分和創作才華。因為常常和田漢在一起切磋藝術創作,她除了發表小説,也開始涉足戲劇創作和表演。特別是“九 一八”事變爆發後,左翼劇聯的反日演出活動極為頻繁,“大道劇社”幾乎每天都有演出。安娥憑借自己曾留學蘇聯、俄文較好的特長,將蘇聯作家拉普列涅夫的小説《第四十一》改編為話劇《馬特迦》,上演後轟動一時。在《梁上君子》等劇中,安娥更是粉墨登場,扮演角色。雖然劇社的日子很清苦,有時每天只能吃兩個燒餅果腹,但安娥和夥伴們的工作熱情卻絲毫沒有減退。
頻繁的進步文藝活動使安娥無暇照顧尚在襁褓中的大畏。一次,劇社要到蘇州去演出,安娥情急之下只得把大畏寄養在朋友鄭君裏家中。此前,在感情上優柔寡斷的田漢奉母命與林維中完婚。安娥不願繼續陷于感情的矛盾糾纏之中,無奈之下,將三個月大的兒子帶回了老家河北保定,交給母親撫養。老母親堅決不允許安娥離開家,滯留在家鄉的安娥真可謂“身心兩地”,她潛心研究中古代辯證法,編寫劇本《復活》,研讀《詩經》,並打算回上海以後用歌曲創作喚醒群眾的抗日熱情。夜深人靜時,她常常給遠在上海的文藝界朋友金焰、聶耳等人寫信聯絡,關注著外面的世界。安娥的內心在苦苦掙扎著,作為一個接受新思想、追求自由獨立的知識女性,她想早日回到上海投身革命工作;但身為母親,嗷嗷待哺的孩子又羈絆著她的雙腿。她甚至曾經兩次狠下心來把孩子送到育嬰堂去,但母親的天性又使她旋即後悔,趕緊把孩子抱了回來。1933年,安娥終于拋下了老母和幼子,再一次離別故土。
創作的救亡歌曲廣為傳唱
回到上海後,安娥繼續從事特科工作。因為領導人姚篷子被捕叛變,她和黨組織失去了聯係。經作曲家任光的介紹,安娥進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安娥不堪忍受三角戀的痛苦,騙田漢説,孩子死了。並接受了任光的愛,兩人合作創作了大量旋律悅耳、意境優美的歌曲。此後的4年時間裏,安娥為《女性的吶喊》、《漁光曲》、《賣報歌》、《打回老家去》、《路是我們開》、《我們不怕流血》、《抗敵歌》、《戰士哀歌》等進步歌曲和救亡歌曲創作歌詞。其中一些優秀作品更是歷經歲月的滌蕩,至今仍在傳唱。
《漁光曲》創作于1934年,由任光譜曲,是同名電影的主題曲。電影《漁光曲》在上海公映時創下了連映84天的紀錄,在影片中多次出現的主題歌也隨之傳唱全國,家喻戶曉。安娥在遣詞煉句方面頗見功力,《漁光曲》的歌詞既滲透著古典詩詞的傳統風貌,又糅合了現代生活語言的質樸清新,鮮明地描繪了漁村破産的淒涼景象。
安娥最著名的救亡歌曲當屬創作于1936年、任光譜曲的群眾歌曲《打回老家去》,簡潔明朗、鏗鏘有力的歌詞,唱出了當時不屈的中國人民最強烈的呼聲。這首《打回老家去》唱徹中國的大江南北,被認為是“當時僅次于聶耳《義勇軍進行曲》的、最為廣大群眾喜愛的救亡歌曲”。
安娥和聶耳合作創作的那首婦孺皆知、瑯瑯上口的《賣報歌》,還有一段廣為流傳的真實故事。當時,聶耳對上海霞飛路上一個賣報小姑娘悅耳的叫賣聲非常喜歡,聽著頗像一首動人的歌。這個小姑娘家境貧寒,全家就靠她賣報掙點錢以維持生活。聶耳很同情她,就決定創作一首《賣報歌》。聶耳把這個想法告訴安娥,安娥很快就寫好了歌詞。聶耳譜好曲後,找到賣報的小姑娘,當面唱給她聽。小姑娘聽了,高興得拍手叫好,並説:“聶耳先生,如果能把‘幾個銅板能買幾份報’的話也能唱出來,我就可以邊賣報邊唱了。”聶耳回來就與安娥商量,安娥在歌詞裏添上了一句“七個銅板就買兩份報”。後來,那位小姑娘真的一邊唱歌一邊賣報,報紙賣得又多又快。
鮮為人知的是,安娥1933年還曾經為電影明星胡蝶寫過一首歌《最後一聲》。事情源于1931年“九 一八”事變之後,上海某報刊登了一首詩,內有“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沈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一回”之句,指責張學良和胡蝶在國難當頭尋歡作樂。後來,胡蝶在《申報》刊登了辟謠啟事。為了表明自己的愛國心跡,1933年3月,胡蝶在自己當選“電影皇後”的慶祝大會上演唱了這支充滿報國之情的歌曲《最後一聲》。歌中以一個舞女的口吻,告誡國人勿忘淪陷後的東北人民的苦難,唱出了“我們得要戰爭,戰爭裏解放我們,拼得鮮血染遍大地,為著民族爭最後光明!”的高昂曲調。遺憾的是,這首歌的歌譜及曲作者至今尚未找到。
為戰時兒童保育會奔走
抗戰爆發後,任光先後去巴黎和新加坡等地,在華僑中推動、組織抗日救亡歌咏運動。兩人的感情生活劃上了句號。安娥輾轉來到武漢,先後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理事,繼續以極大的熱情從事抗戰歌曲的創作。其中有冼星海譜曲的《我們不怕流血》、《山茶花》、《戰士哀歌》、《抗戰中的三八》、《六十軍軍歌》等。那首激勵抗日將士、威震敵膽的《六十軍軍歌》,是冼星海和安娥應雲南婦女戰地服務團之邀特意創作的,對開赴抗日前線的雲南部隊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
隨著日本侵略者的鐵蹄在中華大地上肆意踐踏,無數平民流離失所、家破人亡,中華大地哀鴻遍野。在那個戰亂的年代,連孩子也不能幸免,有的在日軍飛機的轟炸下缺手斷足,終身殘疾;有的被日寇抓走,施以奴化教育,淪為侵略者“以華制華”的犧牲品。許多文化教育界人士看到此情此景,無比心痛。經過多方商討,1937年冬,由沈鈞儒、郭沫若、鄧穎超、劉清揚、沈茲九等聯絡各黨派及社會各界人士184人簽名發起成立戰時兒童保育會。安娥滿腔熱情地投入到保育會的籌備工作中。此前,田漢與安娥邂逅于撤離上海的船上,安娥告訴他,孩子沒死。在武漢,兩人接觸的機會更多了,愛情的火焰也再次復燃。
1938年3月,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大會在漢口舉行,社會各界700余人參加了成立大會。馮玉祥將軍的夫人李德全任主席,安娥作為保育會的發起人之一,在大會上詳細報告了保育會的籌備經過。戰時兒童保育會在炮火硝煙中成為無家可歸的孩子們最安全的庇護所,使戰時軍民減少了後顧之憂,得以全力投入抗日救國的偉大戰鬥中。
當安娥在武漢的街頭巷陌為戰時兒童保育事業奔走呼號,甚至親赴前線搶救、運送難童時,她的兒子田大畏和外祖母一家十多口人已匆匆逃離即將淪陷的保定,顛沛流離于河北、山西一帶的逃難路途中。在街頭做遊戲時,年幼懵懂的大畏和小夥伴們常常唱起家喻戶曉的《賣報歌》、《打回老家去》,但他不知道這些歌的作者和他有什麼關係,更不知道自己的親生父母是誰。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安娥和戰時兒童保育會的2萬多名孩子撤退到了重慶。在保育會中擔任常委的安娥一方面積極為保育院籌集經費,營救兒童,一方面在當時報刊上撰文《孩子們到四川去了》、《進步著的孩子們——參觀重慶臨時保育院》、《搶救孩子去》等,向社會各界報道保育院的工作情況及孩子們的生活。她還創作了《戰時兒童保育院院歌》、《受難的孩子們》等歌曲。
與史沫特萊共赴戰地採訪
1939年初冬,應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窗、第五戰區政治部主任韋永成的邀請,安娥以《廣西日報》戰地記者的名義赴戰區採訪。從來沒有做過記者的安娥,暗地裏模倣自己曾經在報紙上讀過的著名記者范長江的報道,將自己在戰區的所見所聞寫成多篇戰地報道,寄給桂林《廣西日報》發表;後來又整理成中篇報告文學作品《徵途私感》、《徵途雜感》,連載于1942年的《廣西日報》。這次訪問的另一重大收獲,就是創作了歌劇劇本《戰地之春》,譜曲後出版了單行本。
1940年1月,安娥在第五戰區鄂北防區棗陽前線採訪時遇到了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正好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的張執一同志來送俘虜,兩位戰地女記者便借此機會深入到李先念領導的鄂豫邊區採訪。
當時鄂豫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正在開創階段,新四軍豫鄂挺進縱隊剛在大洪山南麓、京山北部組建。兩位戰地女記者的到來,受到了縱隊上下的普遍歡迎和熱情接待。她們身著新四軍的灰棉軍服,與縱隊領導李先念、陶鑄及指戰員親切交流,一塊行軍,穿過日軍封鎖線,並有兩次與日軍相遭遇的驚險經歷。一路上,她們邊走邊問,邊聽邊記,辛勤而敏銳,愉快而興奮。安娥除了進行採訪,還為史沫特萊擔任翻譯。在戰士們眼中,這位大名鼎鼎的《漁光曲》詞作者,是一位很有才華、思想進步、性格文靜而又剛毅的新女性。她還常常在晚會上為遊擊戰士們演唱那首膾炙人口的《漁光曲》。
這段彌足珍貴的戰地採訪經歷,後來被安娥寫成日記體訪問記《五月榴花照眼明》。這部共計8萬余字的手稿,歷經近半個世紀的沉睡與磨難,雖有少數殘缺,但劫後幸存,終于在安娥過世十余年後與讀者見面。在訪問記中,安娥以細膩詳盡的筆觸和滿腔的革命熱情謳歌了新四軍鄂中部隊和遊擊區如五月榴花一樣耀眼的光明,被視為“不可多得的報道新四軍的力作”。
《漁光曲》成為“通行證”
1940年夏末,安娥由第五戰區司令部駐地老河口經安康到達陜南城固,終于見到了逃難至此的母親、哥哥一家和兒子大畏。目睹戰火中無數家庭的支離破碎、流離失所,安娥這幾年在作品中多次傾訴對家鄉和親人的思念,此次與親人相見,安娥終于決定,把兒子大畏帶回重慶。
安娥和兒子從城固一路西行,到達褒城時,母子二人正與大批旅客在車站等車,看著周圍擁擠不堪的人流,不知道能不能擠上車。這時,一位拉“黃魚客”的汽車司機將安娥母子帶到一列開往成都的軍車旁,正要上車時,卻被一名軍官攔住了。眼看軍車就要開了,安娥情急之下把皮包裏的戰地記者證件拿出來,希望能得到軍官的通融,還是行不通。正在安娥一籌莫展之際,那位軍官看見記者證裏夾著一張名片,得知站在面前的這位女士就是《漁光曲》的作者,馬上態度大變,連説“久仰久仰”,並熱情地請母子二人上了車。車隊到達成都之後,軍官又聯係好另一列車隊送安娥母子到達重慶璧山。安娥又驚又喜地對兒子説,想不到《漁光曲》還能起這麼大的作用,一路把我們送回了家。
回到重慶後,多病的身體使安娥無法承擔太多工作,經濟上也很窘迫。貧病交加的日子,使安娥沒有更多精力照顧兒子大畏的生活。1942年,安娥到桂林,繼續堅持文藝創作,並和田漢一起從事對逃難文化人的救濟工作,為解決“四維劇團”的生計和演出問題奔走,並協助李德全到獨山、河池前線救濟難民。抗戰勝利前後,安娥相繼到昆明、重慶、上海,1948年冬,經地下黨安排,她與田漢從北平進入華北解放區,到達了黨中央駐地河北平山。解放後,她先後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中央實驗歌劇院從事創作,1956年秋因中風失語,喪失工作能力。
多年的母子分離,使田大畏對母親安娥的經歷和創作所知甚少。直至1976年安娥病逝後,田大畏偶然翻閱母親遺留下來的手稿,才漸漸走進她的逝水年華。于是,田大畏開始著手搜集母親的只字片言,在發黃的舊報刊中尋找母親的名字和文章,尋訪曾和母親共事的朋友、師長……通過這些材料和文章,田大畏努力拼接出母親安娥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他希望,母親多方面的創作成果,能夠保存下來,在下一個百年,仍然有人記得安娥這個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