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廣大文藝工作者用各種藝術形式控訴日軍暴行,激勵中華兒女奮力抗爭,為抗戰的勝利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諸多藝術門類中,木刻以其生動、寫實的藝術風格成為抗戰宣傳的重要力量。一大批木刻家用刻刀和木板作武器,加入到抗戰的偉大鬥爭中。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我們對著名版畫家王琦進行了採訪。
武漢“老三廳”:“白色”中的“紅色”
記者(以下簡稱“記”):您1934年考入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西洋畫係,1937年畢業後進入了第三廳工作,能談談當時的情況嗎?
王琦(以下簡稱“王”):第三廳由郭沫若領導,全稱叫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它下面的第六處是藝術處,藝術處下面有戲劇科、電影科、美術科。三廳的主要任務就是文化宣傳,所以又叫“文化宣傳廳”。那時正值第二次國共合作,共産黨派出一些幹部到國民政府機關任職。周恩來同志出任國民政府政治部副部長,他的工作就是負責三廳。
記:三廳在當時的抗戰宣傳中地位很重要。
王:三廳是當時抗戰宣傳的文化中心。主要的宣傳形式有戲劇、音樂、美術等等。
記:三廳由哪些人組成?
王:三廳的人員組成很復雜。除了極個別被安插進來的特務外,大部分是共産黨員和進步人士,一小部分是國民黨的開明人士,可以算是白色地區中的一塊紅色地區。
記:當時三廳除了您之外,還有哪些藝術家?
王:那很多了。當時,田漢出任藝術處處長,洪深是戲劇科科長,美術科原先想請徐悲鴻出任科長,但他婉言謝絕,于是就請我的老師代理美術科長;此外,還匯集了杭州藝專、上海美專、新華藝專等院校的藝術人才,老師和學生都來了,像我這樣的屬于學生,剛剛畢業出來的。
記:您在三廳工作了多長時間?
王:四個月。
記:在這四個月當中,三廳組織了哪些宣傳工作?
王:當時我們在武漢三鎮搞了一個抗戰宣傳周活動,活動內容很豐富,有戲劇演出、歌咏活動,還有遊行隊伍的繪畫。當時我們畫了一些大布畫,挂在武漢街頭;還畫了很多小宣傳畫,貼在木板上,遊行時由人抬著向群眾展示。
記:當時反響應該很強烈。
王:當時武漢是全國抗戰的中心,百姓反映很熱烈。宣傳周場面很宏大。活動從白天一直持續到晚上。到了晚上,人們都集中在黃鶴樓周圍。聚光燈的光柱都集中在黃鶴樓上。郭沫若、田漢、陽翰笙同志向群眾發表慷慨激昂的演説,整個武漢三鎮簡直都沸騰起來了。
記:國民黨當時有沒有阻止?
王:沒有。當時正處于國共合作時期,國民黨還不敢公開反共。它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在1939年。那時,蔣介石威脅每一個在三廳工作的人都要加入國民黨。郭沫若針鋒相對,提出,想跟著我走的,就在橫幅上簽名,結果大部分人都跟著郭老走了。後來,蔣介石另派人出任三廳廳長,接管了三廳。所以1939年年底以前的三廳叫做“老三廳”,以後的三廳叫做“新三廳”,兩者性質截然不同。“老三廳”解散後,郭老那些人就沒有去處了。那時國民黨政治部部長是張治中,他對共産黨很好,從來不和八路軍打仗。他向蔣介石建議,在政治部的三個廳以外再成立一個部門,把這些藝術家都集中起來。蔣介石聽從了他的建議,下令成立全國文化工作委員會,由郭老當主任,當時跟郭老走的那批人都進入這個委員會。到1944年的時候,日本人逼近重慶,郭老發表了一個宣言,要求廢除一黨專制,成立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蔣介石很惱火,在1945年把“文委會”解散了。
記:您是在“老三廳”被解散後,就有了去延安的打算?
王:老三廳是1939年底被解散的。我早在八月份就去了延安。
延安魯藝:美術係其實就是木刻係
記:當時怎麼會想到去延安呢。
王:(笑)一股革命熱情嘛!三廳不能滿足我們的革命要求,所以就跑到延安去了。
記:之前有沒有人向您介紹過延安的情況?
王:當時已經有一些同學去延安了。我動身前,正好遇見了一位上海的老同學從延安回到武漢。他説,延安成立了魯迅藝術學院,很需要美術方面的人才,就動員我去。當時,八路軍在武漢設有辦事處,接待去延安的青年人,為他們開介紹信。我的同學與辦事處的一個同志認識,就把我介紹給他,由他推薦我去延安。我們先坐火車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在那裏等待去延安的軍車。當時軍車有限,沒等到軍車就只能步行。很多人都是步行去延安。我已經準備步行了,這時正好遇見一個運輸車隊去延安,于是,就搭卡車于1938年8月21日到達延安,進入魯藝第二期學習。
記:您能介紹一下當時魯藝的情況嗎?
王:魯藝有音樂、美術、戲劇、文學等幾個係。學習班為期四個月。第一期準備不太充分,所以人不多,只有三十幾個人。第二期是人數最多的一期,有一百多人。我就在第二期學習,從八月到十二月。
記:當時都學習哪些課程?
王:主要學習畫素描。
記:有沒有開展其他的課程,比如油畫、國畫等等?
王:當時繪畫材料很缺乏,所以像油畫、國畫這樣的門類開展不起來,基本上就是畫素描。沒有石膏模型,我們就請老鄉當模特。此外,每逢重大節日,比如十月革命周年紀念日、抗戰周年紀念日等,我們也會配合畫一些宣傳畫,做一些街頭的壁報。
記:除了學習繪畫外,還有其他的課程嗎?
王:還要參加政治學習,主要學習馬列主義。給我們講課的老師叫作徐以新,當時只有16歲,還是個孩子。
記:您在延安時能見到黨的領導人嗎?
王:開群眾大會時能見到。另外,學校請賀龍做過一次報告,主要講八路軍的抗戰事跡。周揚當時是魯藝的副院長,也來做過一回報告。陳雲那時候任組織部部長,有時會來學校做大報告。
記:您在延安開始木刻創作,是否與其他藝術門類材料匱乏有一定的關係?
王:當時畫油畫、國畫的材料匱乏,延安如此,國統區也一樣,很多過去搞油畫、國畫的人轉而學習木刻。所以木刻在抗戰時期發展很迅速。當時魯藝的美術係其實就是木刻係。木刻還可以作為印刷報紙的底版。那個時候印報紙,就是先用木刻刻出原版,然後直接拿到印刷機上印刷;所以那個時候的木刻版都很小,只有巴掌大小。敵後的木刻版就更小了。
記:當時木刻作品都發表在什麼地方?
王:主要發表在報紙、刊物上。報紙包括重慶的《新華日報》。國民黨的報紙上也發表過一些。還有一些民主黨派的報紙,如《新蜀報》等等;還有其他一些刊物。
記:當時還有一份《戰鬥青年》雜志,您還為他們做過封面。
王:《戰鬥青年》是當時中共南方局主辦的一份雜志。我為他們做過五六期封面。周恩來同志當時兼任南方局的書記,雜志每次出版前都要交給他審閱。
記:周恩來同志對您的木刻作品有何評價?
王:他很欣賞我的版畫。那時,我正在中學教書。有一次,《戰鬥青年》的主編找到我,説周恩來同志看到我的作品了,對他們説,這樣一個好的版畫家,應該給我們的報紙、雜志多提供一些作品嘛。從那以後,《新華日報》和一些其他的報紙經常發表我的作品。周恩來同志對木刻非常關心。他經常來往于延安和重慶之間,把延安的版畫帶到重慶展覽。我們這些人有什麼建議,也可以通過聯絡員向他反映。
記:當時的木刻發展迅速,是不是和它自身的特點有關?因為當時很多百姓都不識字,只能看懂畫。
王:對。當時很多人文化水平不高。木刻作品通俗易懂,所反映的內容一目了然,所以宣傳效果很好。
記:當時除了木刻以外,還有哪些藝術門類比較活躍?
王:還有漫畫。當時桂林有一份刊物很特別。刊物的一面是《工作與學習》專欄,主要刊登些雜文、小品文;另一面就是《漫畫與木刻》,刊登漫畫和木刻作品。在重慶時,漫畫與木刻幾乎成了一家。漫畫家也把自己的作品刻成版畫,有時我們幫他們刻。當時木刻與漫畫都有各自的協會:中華全國木刻家抗敵協會和中華全國漫畫家抗敵協會,這兩個協會跟“中華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唱對臺戲。
記:為什麼要和它唱對臺戲?
王:在武漢時,各種全國性的文藝團體就成立了抗敵協會。首先成立的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接著是戲劇界抗敵協會、電影界抗敵協會;後來又成立了美術界抗敵協會,由國民黨掌握,排斥木刻。成立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我們去參加了。當時協會包括雕塑、篆刻、油畫、國畫等藝術門類,惟獨沒有木刻。力群站起來就説,我抗議,木刻在抗戰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為什麼沒有木刻。一席話把主席臺上的人問得很尷尬。他們沒辦法,看了半天,只好把我們歸到篆刻裏面去了,引得臺下的人哄堂大笑。從那以後,木刻藝術家發現,寄人籬下不是長久之計。沒過多久,中華全國木刻家抗敵協會就成立了。後來,中華全國漫畫家抗敵協會也成立了。到1939年的時候,中華全國美術界抗敵協會改名為“中華全國美術會”,不再抗日。“木協”、“漫協”實際上把抗戰宣傳旗幟真正扛起來了。
記:聽説當時就藝術和抗戰之間的關係,美術界中存在著不同的觀點,甚至發生過爭論。
王:抗戰時期,整個社會都在爭論藝術是否應為抗戰服務。爭論一直貫穿抗戰始終。有一部分人認為藝術與抗戰無關,提倡純藝術,于是就跑到國外,躲避抗戰。另一部分人成為了國民黨的禦用畫家,搞一些風花雪月的東西,也不抗戰了。大部分人還是主張美術為抗戰服務的觀點,積極投身抗戰宣傳工作,其中以木刻家和漫畫家居多。還有一些老畫家,雖然不直接畫抗戰題材的作品,但用自己掌握的那一套方法,來表達對抗戰的支持。比如説國畫家張善子善于畫虎,他就畫虎表達中華民族定能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決心。
重慶《戰鬥美術》:每期都銷售一空
記:從延安回到重慶後,您創辦了《戰鬥美術》,這是出于您自己的想法,還是組織上交給您的任務?
王:可以説是我自己的想法。當時延安的物質條件很艱苦,沒有自己的美術刊物。周揚同志曾經辦過一份《文藝戰線》,在延安編輯,再拿到國統區去印刷,很不方便。我當時在重慶有一些有利的條件,所以決定辦一份刊物。
記:當時還有哪些人跟您一起創刊?
王:我和盧鴻基、黃鑄夫、丁正獻等人坐鎮重慶,王朝聞負責成都方面的事務。
記:創刊時有沒有遇到國民黨的出版管制?
王:國民黨對出版物管得不太嚴,像這樣的雜志不用登記,只要有錢就可以出書,很方便。所以,我們每人每期出二十塊,五個人湊一百塊錢就可以出一期。當時最大的困難在于資金不足。一個人一個月的工資才四十塊錢,每個月出二十塊錢已經不是一個小數了。出版了四期,資金實在困難,所以就停辦了。
記:除了資金以外,當時日軍對重慶的轟炸是不是也給雜志的出版、發行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王:那時候是日本人對重慶轟炸最厲害的時候。1939年5月3號、4號的兩次轟炸把整個重慶的鬧市區夷為平地。當時,印刷廠都搬到鄉下去了。從市區到鄉下,來回要走70多裏路。當時正是夏天,氣溫有40多度。我一個20多歲的小夥子,不戴帽子,也不打傘,夾著一大包稿子,跑到鄉下印刷雜志,印刷好一千本雜志後再雇輛平板車把雜志送回城裏,步行去,步行回來。
記:當時像編輯、校對這種事務性工作有多少人幹?
王:我一個人包了,又是主編,又是校對,所以第一期雜志問題較多。胡風同志看過後提出了兩點意見:一個是錯字太多,另一個是排版太呆板,不活潑。胡風同志對報紙的要求很嚴,他的批評對我們來説也是一個鞭策。從第二期開始,雜志的質量開始慢慢改進了。
記:這份雜志當時的影響如何?
王:每一期都銷售一空。許多讀者給我們寫信,表達對我們的支持。
木刻藝術:幫助中國進行戰鬥
記:聽説在抗戰時期,您曾經將作品送到一些國家進行展覽。
王:當時我們把作品分別送到英國、美國、印度、蘇聯四個國家展覽。在美國展覽時,引起了轟動,《時代》雜志的記者看完展覽後,又向我們要了一批作品;《生活》雜志曾經用幾個整版對展覽進行報道,文章的標題就叫做《木刻幫助中國人民進行戰鬥》。1945年的時候,美國記者白修德、賈安娜訪問中國,把一些木刻作品帶回美國交給了賽珍珠。她將這些作品編輯成書出版,書名叫作《從木刻中看中國》。1948年我在香港,看到美國共産黨的機關刊物《群眾與主流》上面刊登了一篇愛潑斯坦的文章,題目是《作為武器的藝術——中國木刻》。後來我把它翻譯出來,在《大公報》上發表了。文章開篇就指出:“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種藝術能像中國木刻那樣接近人民的鬥爭意志和方向,它的偉大處,就在于一開始就是作為武器而存在的。”這段話代表了外國人士對中國版畫的看法。我認為,這個看法是正確的。
記:抗戰勝利後,您又組織了一係列木刻作品展覽,能談談當時的情況嗎?
王:一次展覽是在1946年2月,我們搞了一個“九人木刻聯展”。展覽閉幕後,周恩來同志當時在重慶《新華日報》採訪部接見了我們,希望把作品拿到延安展覽。後來在延安展出時,效果很好,他們專門寫了一封信感謝我們。還有一次展覽是1946年春天,周恩來同志把延安的一些木刻作品帶到了重慶,又舉行了一次“渝延木刻展”,這是抗戰時期重慶最後一次木刻展。抗戰勝利後,木刻界有影響的人都集中在上海,于是1946年9月18日在上海又舉辦了一個展覽,總結抗戰八年來的木刻運動和成績。我從重慶帶了一千多幅作品到上海,並從中選出899幅作品參加展覽。這次木刻展取得轟動效應,進步報刊一共出版了二十幾種特刊,包括國民黨的報紙,報道這次木刻展。10月,周恩來在上海辦事處接見了我們這些木刻家,還有一些漫畫家。這次接見為抗戰八年木刻展劃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記:您如何評價木刻在抗戰時期發揮的作用?
王:從抗戰時期美術作品來講,能夠反映抗戰現實的,只有木刻。不管是在前線還是在後方,不管是在解放區還是國統區,真正能把抗戰面貌生動、真實地反映出來的恐怕只有木刻。當然木刻也不可能十分全面,但是在各種門類中能夠真實地反映生活的只有木刻。漫畫只是一種寓意性的藝術形式,它不可能全面描寫抗戰場面,只能反映一些問題。而木刻則不一樣,前方什麼樣子,我們的戰士如何抗敵,後方的百姓如何生活,都能反映出來,而且是十分寫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