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單列後，重慶開放意識更強了。
對重慶的發展中央一直很關注，圖為鄧小平、薄一波等視察重慶企業。
薄一波與重慶的建設者在一起。
1983年，經中央批準，重慶成為獨立對外的內河通商口岸，直接對外貿易。
1983年2月8日，中央以7號文件批準《關于在重慶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報告》，我市在全國大城市率先拉開城市綜合改革的序幕，主要內容包括：重慶市在國家計劃中實行單列，享有省級經濟管理權限；除少數關係國計民生的大型骨幹企業外，中央在渝企業、省屬在渝企業、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全部下放市管；將永川專區劃入重慶等。
就普通市民而言，他們將這次改革簡稱為“計劃單列”。那麼，計劃單列為何首選重慶？它在全國30年改革發展史上有何意義？它從哪些方面改變了重慶？事實上，1954年和1964年，中央曾兩次對重慶實行計劃單列，1983年的“單列”屬第三次。今天，重溫25年前我市在改革初期勇于探索的精神，對當前正在進行的“解放思想，擴大開放”的大討論，無疑大有裨益。
春風已經撞門多數市民渾然不覺
1983年的春天，普通市民都在幹些啥？
趙曉東，時年32歲，任市糖果糕點公司副總經理。那年春天，“我帶著一箱五糧液，坐火車到成都的省公司走關係。”省公司即四川省糖果糕點總公司，“它管我們的計劃，譬如到內江糖廠進白糖500噸，就得由它下計劃，否則糖廠理都不理你。”趙一上火車，周圍乘客就問，你帶的啥子酒喲，這樣香？“當時五糧液確實香，瓶子是尖篤篤的，一瓶五塊三，可再香我也不敢喝，那可是孝敬大爺的！”非但趙曉東，其時，重慶商貿係統的36個批發站（公司），上面大都有省公司管著，“無論五交化還是針紡百，都得由上頭下計劃。”
李永琦，時年30歲，任九龍坡糖果廠車間主任，那年春天他到川內各地跑市場，“我發現一個有趣現象：重慶雖然很大，但行政上只是省轄的地級市，與自貢、南充沒區別，不信你看汽車牌照就知道，成都是川A、重慶是川B、自貢是川C……”
任力，時年30歲，那年春天他婉謝了四川省團委的調動，決意留在重慶商業係統，“在重慶生活慣了，有感情，故土難離啊！”
楊政，時年22歲，從四川美院進修後，由重慶織造廠調紅岩少年報任美編，“當時少年報設在市少年宮一間小屋裏，剛結束油印史，改鉛印，雖說它是除重慶日報、廣播電視報之外公開發行的第三張報紙，但發行量少得可憐。”
艾新全，時年24歲，剛從四川大學歷史係畢業，分配到重慶市委宣傳部，這年春天正面臨新的選擇，“要麼留宣傳部，要麼去黨史辦。我選擇了後者，因為與自己的專業有關。”
王承柯，時年29歲，任職重慶針織站副總經理。此前他是重慶駐上海的“花紗布代表”，換言之，全市婦女穿什麼花色品種，“全由我這個二十多歲的小青年定奪，我有什麼眼光，重慶婦女就穿什麼衣服”。1983年春天布票取消了，長期依賴于計劃壟斷市場的針織站，陷入窘境。
一切周而復始，亙古未變；但一切又正處在激變的前夜，因為春風已經撞門，只是大多數市民仍渾然不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