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至1942年，約3200名青年華僑在滇緬公路上，
在敵機轟炸中，夜以繼日開車搶運軍需物資
◎當年，不滿13歲的蔣印生謊報年齡回國抗日救亡；
如今，抗戰中的“南僑機工”只剩三人在世
平日裏，蔣印生最喜歡開著他那輛紅色電動車，穩穩穿行于大街小巷。偶爾，他會覺得倣若又回到了許多年前，開著道奇T234卡車的那些日子。
在重慶市永川區，有這樣一位看上去普普通通的老人，除了知道他癡迷汽車，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有一個身份。
1939年至1942年，約3200名青年華僑放棄安逸的生活，從世界各國趕回祖國，在被稱為“死亡公路”的滇緬公路上，在敵機的轟炸中，夜以繼日開車搶運軍需物資，用生命打通了一條“抗戰輸血線”，他們被稱為“南僑機工”。如今已91歲的蔣印生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是滇緬公路通車80周年紀念。目前，包括蔣印生在內仍在世的南僑機工，全世界僅存三位。
家國有難 絕不旁觀
“雖然生在印度，但我是中國人！”
蔣印生出生在印度一個華僑家庭，正如名字“印生”。他的祖父母在晚清末年來此謀生，憑借精湛的補牙技術，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牙醫。父親和比他大8歲的哥哥也相繼繼承了衣缽。家中有傭人、園丁，還有一輛漂亮的英國産阿斯頓·馬丁小轎車。
如果不是一個決定，蔣印生可能會一直過著安逸的生活，念大學，去家裏的診所上班，成為一名受人尊敬的醫生。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中國、中國……”握緊了拳頭，一遍遍念著這個名字，蔣印生全身熱血沸騰。朝東方眺望，那裏才是他的家啊。“祖國”二字，盡管遙遠，卻是他懂事起學寫的第一個詞。
“雖然你生在印度，但你是一個中國人，時刻都不能忘記。”從小父親就這樣教育他。家裏每年都要過春節，放鞭炮、吃年夜飯。老人不上桌，小孩不能動筷，一直保留著中國傳統風俗習慣。
父親去其他國家經商過海關時，工作人員對其他人恭恭敬敬，對中國人卻是斜著眼打量，蓋完章後隨手將護照扔到地上。在高級娛樂場所的門口，竟挂著牌子赫然寫著“華人不許入內”！父親時常講，祖國若是不強盛，海外華僑再有錢有地位，也會被人看不起。
家國有難，絕不能袖手旁觀。要是當了亡國奴，會更加受人欺負！
盡其所能 精忠報國
不到13歲的他謊報年齡參加南僑機工
那段時間，父母與其他華僑為抗戰積極捐款捐物，蔣印生則每天從報紙、廣播中關注戰況。1939年，以陳嘉庚為首的南僑總會向全體華僑發出緊急通告，招募軍車駕駛員和機修人員回國服務。
原來，當時抗戰物資奇缺，幾乎所有的國際通道都被日軍封鎖，僅剩一條新搶修出來的連接昆明與緬甸畹町的滇緬公路，成為戰時西南大後方的“生命線”。急需大批司機與機修人員，將軍用物資通過滇緬公路運到國內。
蔣印生聽見了祖國的召喚——為祖國做點事情的時候，到了！哥哥平日不出診時，蔣印生常常偷著開家裏的小轎車，沒師傅教，便觀察哥哥開車的動作，他在9歲就學會了開車。
“回祖國去！盡我所能，抗戰報國！”不到13歲的少年做出了這輩子最重大的決定。擔心父母不同意，他便瞞著家裏和4名同學報名參加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並自稱16歲。
當時，蔣印生身高才1米6，面容稚嫩，但嫻熟的駕駛技術卻是讓人小覷不得。第九批回國南洋華僑機工名單上，便有了“蔣印生”這個名字。
離家那天，他只帶了兩件換洗衣服和一張全家福照片，臨走前輕輕吻了一下熟睡中的妹妹。“爸爸媽媽，原諒我的不辭而別。我知道你們需要我，但祖國更需要我。”
嚴苛訓練 跨越山川
這個“娃娃兵”挺過了艱難險阻
1939年8月，蔣印生踏上歸國輪船。由于口岸封鎖，他們先坐了十多天船到新加坡，然後坐了七八天船輾轉到廣西和越南交界處，又乘火車兩天兩夜抵達昆明。
雖然聽不太懂雲南當地方言，但他們走到哪裏都受到老百姓歡迎。不過，回國的興奮很快就被訓練和實戰的艱苦與殘酷取代。
當時滇緬公路上共有17個汽車大隊，3000多輛汽車，其中有1100多輛進口道奇、雪佛蘭、GMC，很多都是用華僑募捐款購自海外。
一個月的嚴苛訓練結束後，他們正式走上了“戰場”——跨越崇山峻嶺和河流險灘的滇緬公路。
滇緬公路中國段近千公裏，需要翻越五座陡峭的高山，跨過六條奔騰洶涌的大江，地勢險峻，瘴癘肆虐。以僅三米多的單車道居多，若對方有來車，可能會倒車幾百米甚至數公裏讓道。有時候，外輪胎是整個懸空的，要挂在懸崖上開。
雨季時，塌方是家常便飯。“邊修路邊行車，邊塌方邊修補，隨時都能看到翻車。”蔣印生説，卡車一旦掉下去就無影無蹤，根本沒辦法尋找。
坡度三十度以上的路段有十幾處，機工們下坡很少踩剎車，都是挂低速擋，因為彎太多，踩剎車容易把剎車片燒壞。
腳下奔騰而過的怒江，到處是懸崖峭壁的高黎貢山，風景奇秀，他卻不敢多看一眼，必須將精力集中在眼前3米多寬的山路和一道接一道的急彎上。身旁，一邊是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一邊是600米的峽谷。
機智應對 險象環生
車頭距敵機僅20米，他趁間隙逃脫
除了險象環生的行車環境，還要隨時提防前來實施空襲的日軍飛機。運輸隊每次都會集結5至10輛車一同出發。日機一來，主要目標就是炸頭車，妄圖切斷抗戰“輸血線”。“頭車被炸，後面的車也走不了。”
遇到日機空襲，躲避不了就下車匍匐在地，有條件躲避的，就趕緊往樹林裏開。當時日軍的雙翼飛機就在頭頂盤旋，蔣印生眼看著這些猙獰又冷酷的“鐵家夥”俯衝下來，飛得最近時，離車頭只有20米。一連發子彈打在車身，一輪掃射之後，飛機的轉彎速度會放慢，趁這個間隙，蔣印生趕緊把車開到隱蔽處。待敵機飛走以後檢查車輛，才看到車身被打出一連串觸目驚心的彈孔，車胎也曾被打癟過。
為躲避日軍轟炸，他們經常晚上行車，而且不敢開車燈。由兩個人牽一條4米長、1米寬的白布，車輛跟在白布後面行進。
很快，蔣印生對密集的空襲習以為常，他多次幸運躲過了日機的轟炸，但身邊的夥伴不是每一個都如此幸運。有的駕駛員犧牲了，遺體只能匆匆埋在雜草叢生的公路邊，連一塊墓碑也沒有。和蔣印生一同從印度出來的幾名同學，就永遠留在了滇緬公路上。
昆明到中緬邊境畹町，跑一趟需要兩三天，配備兩名司機和一名修理工，晚上把車停在公路邊，在駕駛室裏裹著毯子就睡，蔣印生和同伴親切地把車叫做“道奇旅館”。累的時候，他們就分別哼唱起印度、馬來西亞、印尼的民歌，在對親人的思念苦中作樂。
1939年至1942年，3200名南僑機工共運送了約50萬噸軍需物資、15000多輛汽車，以及不計其數的各類民用物資，包括汽油、槍彈、輪胎、汽車、醫療器械及藥品等。約半數南僑機工為國捐軀。
夙願得償 守望熱土
“媽媽，對不起，我得回中國”
1942年5月，滇緬公路被切斷後，蔣印生繼續在救濟總署當駕駛員。抗戰勝利那一天，他興奮得把手裏的飯碗扔掉，跑上街載歌載舞。有的華僑回家了，蔣印生想多看看祖國，加之當時護照丟了，便暫時留了下來。沒想這一留，又是數十載。
1946年，蔣印生進入貴陽國民黨部隊輜汽七團一連任駕駛員，後隨軍起義，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汽車五團；1950年部隊改編，在汽車二團一連任班長。川藏公路通車後，他和戰友負責將軍用物資從成都運送至昌都、拉薩，跑一趟要15天。
在部隊幾年間，蔣印生先後榮立一、二、三等功，還榮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萬裏行車安全獎章，被西藏軍區授予在“八一”軍旗下照相的殊榮。
1958年部隊精簡，蔣印生轉業到四川省汽車運輸公司永川汽車25隊任駕駛員，即現重慶長途汽車運輸（集團）有限公司。從永川到南充、潼南、成都，40座的峨眉客車，他開起來得心應手，就這樣開了20多年客車，還被評為國家特級駕駛員。大家都愛坐這位笑容和善、技術過硬的司機師傅的車，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過去。
蔣印生心中一直有一個遺憾。由于戰爭，他與家裏通信中斷。直到上世紀60年代，家裏托一位來中國的朋友尋找，正好那個人開始尋找的第一站就是昆明，遇到一個從25隊調到雲南省交通廳的人，告訴他：“我們那裏就有一位蔣華僑啊！”蔣印生這才與家裏有了書信來往。
改革開放後，蔣印生實現了多年的理想——加入中國共産黨，隨後又實現了多年的心願——赴印度探親。1980年，蔣印生帶著妻子和小兒子回到闊別多年的家鄉。少年時的家鄉已完全變了樣。打車到了信裏的地址，白發蒼蒼的老母親顫巍巍地迎出來，喃喃道，“我的印生兒啊……”話沒説完，已是老淚縱橫。蔣印生跪在媽媽面前，母子倆抱頭痛哭，他還得知父親和哥哥已早早過世。
“媽媽，我對不起您……”蔣印生哭得像個小孩子，自覺沒有盡到兒子的責任和義務。母親勸他留在印度，他輕輕地搖搖頭，“媽媽，我得回中國。我想一直守在這片戰友們獻出了熱血和生命的土地。”
赤子功勳 最受珍愛
裝綬帶勳章的盒子被他裹了好幾層
蔣印生老人目前在青城山鎮一處幽靜的旅居養老中心安享晚年。每天早上，他會喝一杯加楓糖的牛奶，下午2點半，親手衝泡一杯咖啡，搭配幾片吐司。那是他在南洋養成的習慣。在電視裏看到印度電影，他才會情不自禁蹦幾句印度話。
“南僑機工歸國服務團”綬帶、“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抗日戰爭勝利紀念功勳章”是老人最珍愛的東西，裝綬帶、功勳章的盒子被他裹了好幾層塑料布，平時別人碰不得，老人有時會小心拿出來輕輕撫摩。
鎮上的人常常會看到一位耄耋老人開著電瓶車在街上遛彎，老伴韓紅珍則笑瞇瞇地坐在副駕駛位。
2015年，蔣印生受邀參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慶典，在禮賓方隊護衛下，在天安門廣場觀看閱兵儀式。
這一天，蔣印生心情很不錯，他唱起了《義勇軍進行曲》和《在太行山上》，並用手打著拍子，這是南僑機工們最喜歡的行軍歌曲。唱著唱著，老人取下眼鏡，背過身擦拭。老伴韓紅珍知道，他又在思念戰友了。
明年是南僑機工回國抗戰80周年紀念，也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中國僑聯、雲南僑聯準備組織健在的機工，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再聚畹町。
昆明有一座“南僑機工抗日紀念碑”。底座上書寫著四個大字，或許是對蔣印生和戰友們最好的注解——“赤子功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