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區一超市，工作人員正在理貨。記者 張錦輝 攝
1991年8月14日《重慶日報》1版消息，推廣重慶“四放開”經驗。
核心提示
今年5月初，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通報，對2017年落實有關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實幹成效明顯的地方予以督查激勵。其中，重慶因“推進內貿流通體制改革和服務貿易創新發展”等，獲國務院“點讚”。
事實上，重慶探索內貿流通領域改革獲國務院“點讚”並非首次。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一場由重慶巴縣青木關（現沙坪壩區青木關鎮）供銷社發起的商業改革悄然進行，並迅速蔓延至全市。這場改革，便是在國（營）合（作社）商業企業推行經營、價格、分配、用工“四放開”改革。
“重慶的商業‘四放開’改革，受到了國務院的肯定。1991年11月，當時的國家體改委和商業部，把‘全國搞好國合商業座談會’放在重慶召開，向全國推廣這一改革經驗。”時任重慶日報社記者王儉豐見證並記錄了此次會議，他回憶説，會議召開後，“四放開”之風便吹向全國，拉開了我國第二次流通體制改革的序幕，在中國商業改革開放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闖“禁區”自救
青木關供銷社初試“三放開”
1990年夏天的一個早晨，巴縣青木關區供銷社的三個職工一起乘車前往朝天門交易市場，幹一件“大事”：偷偷去交易市場進點貨，拿回來自行定價銷售。
上世紀80、90年代，國合商業有著嚴格的規定：指定渠道進貨，指定價格銷售，指定范圍經營，不得越雷池半步。青木關供銷社為何要冒這個險？
“在那個年代，憑票供應體制逐步取消。大批個體戶興起，靠著靈活的渠道和定價搶奪市場，同樣的貨，國合商店賣10塊，個體戶就賣8元。很快，曾經憑借‘壟斷地位’風光無限的國合商店普遍出現虧損，經營十分困難。”王儉豐説。
這種困難，同樣出現在青木關供銷社。1989年，該供銷社盤點發現，全社職工累死累活幹下來，全年僅賺了3400元。而到了1990年6月年中盤點時，不僅利潤沒有了，還虧損了3.42萬元。
怎麼辦？幾天後，3個採購員大清早便揣著從各個門市一點點匯集起來的幾千元現金，搭車直奔朝天門。這次，他們進了3000元的貨，除一點日用小百貨外，其余全是書包。
第二天，恰逢趕集，村民們發現了一個新現象:個體攤上有的新款書包，供銷社櫃臺上也有，還便宜兩元。兩天後，進的書包全部賣罄。職工們算了筆賬：一個書包進價9元、10元，售出價最高的15.5元，一進一出，平均毛利率達到30%多。更重要的是，流失的顧客又回到了供銷社櫃臺前。
效果顯現，供銷社決定放手一搏。他們偷偷去交易市場購進書包、衣物、布料、小百貨、副食品等，自行定價、分配。為了防止吃回扣、做假賬，他們還摸索出高效進貨的辦法：一人選貨，一人記賬付款，一人看守貨物，然後三人在“白條”上簽字畫押，財務人員憑此做賬。
供銷社的生意越做越紅火，很快也引起了政府的關注。
“一次我去當時的市財辦企業宣傳科採訪，聽到他們談論這個事情。”王儉豐説，他立即覺得這是一個極好的題材，于是前往青木關一探究竟。
在青木關供銷社，王儉豐看到，與其它供銷社死氣沉沉的景象不同，這裏的每一個員工都幹得熱火朝天，顧客也是門庭若市，“將進貨渠道、價格、分配‘三放開’，我當時就感覺這種模式將成為未來所有商業要走的路。”
膽子大一些，步伐快一點
“三放開”嘗試變為“四放開”試點
好的經驗總是一傳十，十傳百。青木關供銷社“不守規矩”的做法，很快就被周邊的供銷社知曉。有的供銷社選擇了效倣。
“‘三放開’的陣仗越搞越大。”王儉豐説，這使巴縣縣政府的領導坐不住了。
1990年9月，在全市財貿會上，原巴縣副縣長牟啟源首次向市財貿辦公室匯報了由青木關供銷社發起的“三放開”嘗試，在會場引起不小震動。
“讚成，反對，兩種意見都有。”王儉豐也在會場，他回憶説，當時在主席臺中間就坐的時任重慶市副市長張文彬沒有表態。會議結束後，張文彬卻通過秘書悄悄給青木關供銷社帶了個口信：“膽子大一些，步伐快一點。”
過後沒多久，張文彬就帶隊赴沿海經濟特區考察學習去了。一路走過廣州、深圳、珠海……沿海在改革開放下取得飛速發展，令重慶考察團成員大開眼界，新思想也逐漸涌上心頭。
在最後一站廈門召開的總結會上，張文彬説：“沿海的經驗是放得開、搞得活，因而發展快、變化大。”會議結合沿海地區和內陸腹地的實際情況，把青木關供銷社創造的進貨渠道、價格、分配“三放開”補充完善為經營、價格、用工、分配“四放開”。
1991年1月，全市財貿工作會決定：重慶國合商業實行“四放開”，11家從全市遴選出來的企業率先試點，充當改革先鋒。
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四放開”試點三個月向全市推廣
“四放開”試點消息猶如平湖投石，讓各種議論、矛盾衝突蜂擁而至。
有的商業部門領導怕出亂子，怕擔風險，不敢前進一步；有的區縣長思前想後，猶豫不決；有的部門指責這是“越軌”“侵權”，要求馬上“糾偏”……
但大多數國合商業企業卻看到了希望，大膽嘗試——
南坪商業大樓及時調整經營方針，適時對批發經營結構進行了調整，擴大家電，發展針紡、鐘表、百貨，縮小五金，砍掉副食和小食品，形成了以家電為龍頭的批發經營體係，大大提高了效益；
市五金機械批發公司也體會到解開繩索放開手腳的感覺。一位教師看見該公司門市部出售的阿裏斯頓冰箱不錯，但價格與其他商場相差不大，有些猶豫。門市家電部主任得知其購買數量較大，當即表示，每臺還可以下浮30元。顧客很高興，一下買走了5臺。
當年一季度，11戶國合商業企業銷售平均增長31%，利潤平均增長46%，上交利稅平均增長41%，大大高于其他同類企業。
1991年4月以後，“四放開”從試點階段向全市全面鋪開。
好成績“炸響”全國
“四放開”改革星火燎原
到1991年秋季，經過多方努力，重慶推行“四放開”的國合商業企業已經達到80%。
統計數據表明，這些企業經過“四放開”改革，企業銷售、利潤、上交利稅、職工收入與上年同期相比，分別平均上升了37.7%、40%、28%和16%。
“重慶取得這樣的好成績，當時在全國都‘炸開’了。”王儉豐説，“四放開”推進不到一年，全國有300多批、近4000人前來重慶取經；國家體改委和商業部也派人進行考察，充分肯定重慶的做法，認為此舉為全國商業改革帶了一個好頭，推動了商業改革向縱深發展。
很快，重慶“四放開”的改革舉措，猶如星星之火燃遍大江南北。
為推廣重慶“四放開”經驗，1991年11月，國家體改委和商業部把“全國搞好國合商業座談會”放在重慶召開，會議由商業部部長胡平主持。
會上，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説，“重慶能夠把‘四放開’率先在四川打響，在全國也能夠放上一炮，使全國的商業改革有所突破，就是立了一大功。尤其是在沒有路的情況下，重慶走出了一條路，這對全國的改革是一大貢獻！”
“頓時，會場響起雷鳴般的掌聲。”王儉豐説，會後胡平還即興題詞——“首開賈苑一枝花，迎來神州春滿園”，以此盛讚由重慶發起的“四放開”改革。
“四放開”為重慶商貿業大發展提供動力
“‘四放開’這項改革成功經驗在于，把企業推向市場參與市場競爭，繁榮了市場，是一次思想觀念的大解放，這也為此後一係列的商貿流通領域體制改革奠定了基礎。”市商務委規劃發展處副處長蔣曉兵説，“四放開”之後，一場更為深刻的改革——産權制度改革在重慶商業領域展開。
雖然“四放開”改革衝破了傳統流通體制的束縛，開啟了國有商業走向市場、搞活經營、競爭發展的新局面，然而，國有商貿企業經營管理體制機制仍然僵化，與民營、個體等市場經濟主體在競爭中處于弱勢，2/3以上的企業虧損，職工收入下降。
1997年，全市全面推進以産權制度改革為核心的國有商貿企業改革，通過資産重組、出讓、兼並、破産、解體等改革方式，將原市屬60多家企業整合組建成商社集團、商投集團、港務物流集團、糧食集團等；原區縣屬1300家企業，除石油、糧食企業整合上劃外，其它基本上改為了民營企業……
“整整歷經10年，全市1300多家國有商貿企業産權制度改革才基本完成。應當説，這次改革是最徹底、最成功的，是一項高度市場化的改革。”蔣曉兵回憶。
經過兩個階段的改革探索，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重慶商貿經營管理體制機制逐漸完善，市場主體活力得到大釋放。從2008年起，重慶商貿服務業邁入大發展階段：
由中央商務區、區縣城市核心商圈和城市社區及鄉鎮便民商圈組成的三級商圈體係初步形成，全市零售額百億級商圈達12個；
三級商品交易市場體係基本完善，包括都市區建設一級農産品、生産資料、工業消費品等商品交易市場，區縣建設二級商品交易市場，鄉鎮建設規范化的三級農貿市場或特色專業市場；
特色商業發展亮點凸顯，會展産業集群初具規模，特色商業街區、美食街區、特色夜市等加快建設，星級酒店、星級農家樂和經濟型酒店、鄉村酒店等興起，逐步滿足了不同層次的消費需求；
而經過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商貿市場主體的改革和發展，重慶逐步形成了以民營商貿企業為主體、國有商貿企業集團為骨幹、外資商貿企業為補充的商貿流通主體新格局，各類流通主體競相發展，市場繁榮。
“相比其它産業，重慶商貿服務業的改革始終走在前列，可以説，是改得最早、放得最開、市場競爭最充分的産業。”蔣曉兵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