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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的高山”如何翻越?

2月27日,東銀控股旗下迪馬股份技術人員在生産一線進行技術研發。擺脫債務危機後,東銀控股發展重新步入正軌。(東銀控股供圖)

北碚區某銀行工作人員正在向小微企業介紹貸款流程。通訊員 李嘉會 攝

  去年,重慶相繼召開全市民營經濟發展大會和民營企業座談會,出臺了一攬子鼓勵和扶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和舉措。有此利好,2018年,重慶新登記市場主體41.2萬戶,創歷年新高。

  重慶在創造良好營商環境和培育民營企業方面,積累了哪些經驗,尚有哪些不足,有哪些地方需要改進,又該如何改進?為此,重慶日報記者進行了長達半年的跟蹤採訪,推出這組關于重慶民營經濟發展現狀的係列深度報道,敬請關注。

  去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營企業座談會上指出,一些民營企業在經營發展中遇到不少困難和問題,有的民營企業家形容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針對“融資的高山”,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優先解決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難甚至融不到資的問題,同時逐步降低融資成本。

  為貫徹落實中央精神,重慶出臺了《産融合作試點實施方案》,在搭建合作平臺、加強銀企對接、創新金融産品、支持企業多渠道融資等方面明確了20項重點工作內容,形成了全市産融合作試點“1+7”政策體係,幫助企業翻越“融資的高山”。

  記者歷經半年追蹤採訪,看到這些政策正在迅速發揮效應,但要徹底解決融資難題尚需各方更加努力。

  大富翁可能成大負翁

  幾年前手裏有2000多萬元資産,如今倒欠2000多萬元的債務。造成這種後果,不是産品缺市場,也不是企業管理不善,而是銀行的“砍頭息”(貸款本金預留一部分給銀行,用于事先償還利息)起了“重要”作用。

  目前,位于南岸茶園的重慶東方公司(化名)已經累計被某銀行重慶分行提起四起訴訟,其中一起已經完成審判進入執行階段。如果協商未果,兩個月內,這家目前尚在正常經營的民營企業,就可能關門歇業。

  民營企業生産經營面臨的諸多難題中,融資難、融資貴仍然被認為是最致命的一個。“其他的外部發展環境問題,充其量讓人多跑腿,但融資出問題,會要了企業的命。”東方公司副總肖平(化名)説。

  2012年,東方公司拿出全部2000多萬元身家,在茶園拿地建廠,為落戶當地的某知名家電品牌公司配套生産塑料外殼。

  給大品牌作配套,産能規模要求很高。為了拿到訂單,東方公司不得不在已經具備生産能力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建廠房、購置設備,投入了全部自有資金。公司周轉缺錢咋辦?他們找到了銀行。

  銀行的貸款條件並不寬松:流動資金貸款總額為1300多萬元,但東方公司只能拿到600多萬元,剩余的600多萬元必須放在銀行,用于定期償還另一筆金額為8000萬元固定資産貸款的本金和利息。

  發放貸款之初就先砍掉一筆預先償付利息,這種俗稱“砍頭息”的做法,讓東方公司從一開始就陷入資金短缺的窘境。“由于流動資金沒有足額到位,我們一開工就缺錢,甚至經常拖欠水電費和員工工資,稅費和社保也不能定期交。”肖平坦言。

  想再次向銀行伸手,卻實在找不到抵押物。無奈,東方公司不得不以最高3分的利息,向民間融資500萬元,用于彌補流動資金的缺口。但由于建成投産初期並沒有獲得足夠訂單,開工不足,企業凈利潤甚至不能覆蓋貸款利息。

  為了維持既有生産,東方公司只好繼續以高成本向民間融資。“這些錢拿到手後,很多不是直接用于維係生産經營,而是償還此前的貸款。”肖平説,拆東墻補西墻的結果是窟窿越挖越大,目前,他們的民間貸款總額高達2000多萬元。

  一旦全部欠款訴訟被判決生效並執行,東方公司此前用2000多萬元自有資金建設的廠房和設備,都將全部易主,而這家公司的創始人,將無限連帶承擔另外2000多萬元的民間貸款,從“大富翁”變成“大負翁”。

  不過,東方公司還算幸運,其業務關係和現金流尚未被斬斷,未來也不乏翻身的機會,而有的民營企業,卻被苛刻的貸款條件逼入了絕境。

  問題是,像砍頭息這樣異常苛刻的貸款條件,企業為啥會接受呢?“目前資本市場是典型的賣方市場,貸款條件通常都是他們定,我們沒有話語權。”重慶某知名建築企業負責人透露。

  苛刻的貸款條件,折射了貸款難。貸款貴,又貴到什麼程度?某民營企業貸款開發一國際廣場項目,這筆貸款分三次完成,年化綜合費率均在20%以上。其中,2015年4月獲得的一筆8億元貸款,實際年化綜合費率高達25%。更嚴重的是,這筆貸款中的近4億元被限制使用或無法使用,導致這筆貸款的實際年化綜合費率高達520%,即借出一元錢,每年為此付出的綜合成本高達5.2元。

  從全市面上情況看,2017年,重慶民營經濟在全市GDP、稅收和就業中的佔比均超過五成,但貸款余額的佔比,還不足三成。2018年上半年,重慶民營企業貸款余額僅比年初增加4個百分點,佔全市貸款總額的20%,與民營經濟在全市GDP佔比超過50%形成巨大反差。2018年全年,重慶全市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3.5%,增速創三年來最高水平,但同期民營企業的貸款余額增速只提高了0.5%。從全國看,有媒體統計,同樣的上市公司、同樣的行業、相同的規模,民營企業平均比國有企業多支付1.38%的利息。近日,市工商聯對全市26000家民營企業進行調研,有17%的企業反映融資難、融資貴。

  東銀控股15個月“生死時速”

  與東方公司相比,東銀控股要幸運得多。今年1月,後者債務重組方案被審核通過,兩家遭遇停牌的子公司也挺過寒冬。從發生債務危機到最終平安落地,這家重慶最早上市的民營企業,上演了15個月“生死時速”,可謂步步驚心。

  市民所熟悉的上市公司迪馬股份,其主打産品之一是重慶街頭隨處可見的運鈔車。迪馬股份的大股東,正是東銀控股。此後,東銀控股收購了江蘇一家上市公司——智慧農業。

  幾年前正值煤炭和有色金屬産業的黃金時期,東銀控股通過旗下上市公司股權質押,騰出資金,在甘肅、

  新疆等地先後收購了數十家礦山,由此成為業務范圍囊括機械制造、房地産、礦産能源及金融投資的多元化企業集團。

  沒有想到的是,到了2016年,煤炭和有色金屬市場行情開始下挫,東銀控股現金流越來越緊張。屋漏偏逢連夜雨,一家銀行要求歸還一筆9億元的貸款。實在拿不出錢,2017年10月,東銀控股爆發債務危機。多家銀行前來擠兌,導致債務危機不斷發酵、放大,迪馬股份、智慧農業兩家上市公司先後被停牌。

  東銀控股的債務危機引起重慶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重慶市地方金融監管局緊急對接東銀控股,在第一時間摸清企業資産負債情況。隨後,重慶銀保監局牽頭,組織銀行、信托等東銀控股債權人進行磋商,成立了東銀控股債委會,實現穩定信貸。接下來,重慶市政府還與智慧農業注冊地江蘇省鹽城市政府建立溝通協調渠道,由兩地政府一起幫助東銀控股解決債務問題。

  “從援手東銀控股脫困能看出,重慶市委、市政府是實實在在地支持幫助民營企業發展。”彼時,關注東銀控股債務危機的本地多位民營企業家如此評價。

  2017年11月下旬,東銀控股債委會召開第2次會議,各成員單位均表示對東銀控股不抽貸、不壓貸、不斷貸,最大限度緩解了東銀控股資金周轉壓力。

  2017年12月,重慶市政府召集相關市級部門、金融單位及東銀控股召開專題協調會,達成政、銀、企三方共同努力幫助東銀控股化解危機的共識。

  2018年7月23日,全市民營經濟發展大會召開,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成為全市經濟發展“重頭戲”,而能否妥善解決好東銀控股債務問題,也成為我市推動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一塊“試金石”。在市政府協調下,東銀控股引入國內一家專業資産管理公司參與企業債務重組。

  政府的援手,最終讓東銀控股渡過了難關——迪馬股份1月25日發布2018年業績預告顯示,其2018年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預計同比增長50%~60%,智慧農業亦于早前披露預計其2018年凈利潤同比扭虧為盈。

  “在外部環境復雜、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局面下,東銀控股能夠快速解決債務問題,離不開政府部門、金融機構鼎力支持。”2月27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回首這15個月經歷的驚心動魄,東銀控股總裁向志鵬表示。

  重慶頻頻出招緩解融資難

  緊急時刻伸出援手,作一些科學合理又常態化的制度設計,來緩解民營企業融資難題,近年來,重慶可謂動作頻頻。

  例如,幾年前,重慶建立了小微企業貸款風險補償機制,政府、銀行、擔保公司按3:2:5的比例,分擔企業不良貸款的本金。又如建立了中小微企業轉貸應急機制,市財政拿出資金設立轉貸資金池,為企業向銀行借新還舊提供周轉資金,截至2018年10月底,已累計為全市3511家中小企業轉貸298.6億元,和企業自己找中介公司轉貸的成本比起來,累計節約8.5億元以上。

  在建設銀行北碚支行副行長謝晶看來,政府的援手,正是破解民營企業融資難題的關鍵。“我們手裏捏的都是儲戶的錢,都有成本,放不出去,我們也會很著急,銀行天然有放貸的動力。一些民營企業貸不到款,根本原因是自身的經營水平和能力不足,企業質量不夠好,銀行怕貸出去收不回來。同時,風險與價格成正比,因為一些民企貸款風險很高,獲得的資金成本自然就高或者有苛刻的附加條件。”謝晶認為,政府用財政資金撬動,建立一種兜底的機制,銀行沒有風險,自然願意放貸。

  不過,市工商聯副主席彭光遠認為,財政資金只能發揮撬動和引導作用,銀行不能把生意建立在政府的兜底上,這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況且政府並沒有足夠的財力。例如,由于財政資金有限,重慶轉貸應急機制的合作銀行只有幾家,而全市民營企業涉及的銀行有70多家,遠遠不能滿足需求。

  有民營企業家表示,自己不願借助政府資金來轉貸,原因是銀行會據此判斷該企業在生産經營中出現了資金短缺,可能會抬高風險等級並降低授信額度。“銀行還不如考慮延長還貸周期,開發無本續貸業務。”彭光遠認為,長遠看,銀企之間的對接,關鍵要靠金融創新。

  彭光遠説,以銀行信貸資産證券化為例,企業從銀行獲得資金的成本通常為月利率0.7%至0.8%,如果銀行以月利率0.5%至0.6%的價格賣出去,也已經高于市場同類産品,市場應該能接受。諸如此類的創新金融衍生品,可充分發揮銀行作為中介平臺的價值,促進金融資本的供需對接,同時銀行自身賺取一兩個點的差價,可謂一舉兩得。

  在企業與銀行的對接中,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搭建交易平臺和維持交易秩序。記者注意到,在這些方面,重慶已經加快了步伐。1月17日,市大數據應用發展管理局牽頭的重慶民營企業小微企業融資大數據服務平臺“渝快融”上線,它將通過大數據解決金融機構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幫助企業提高融資效率。

  緊接著,市市場監管局出臺扶持民營經濟發展20條措施,要求依法查處商業銀行利用貸款強勢地位捆綁強制收費,嚴禁將商業銀行自身應承擔的費用轉嫁企業承擔等行為,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同時,該措施還要求,由市場監管部門牽頭建設全市法人信息數據庫,推動數據高效歸集、有效整合和充分共享,此舉兼具用大數據為企業增信和為金融機構降低風險的功效。(記者 吳剛)

編輯: 王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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