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玫。記者 夏琳 攝
從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16年，她將一個個誤入歧途的未成年人拉回正途，讓蒙塵的花朵重放光彩。
剖析未成年人犯罪動因、幫助重返學校、修復親子關係……除了履行檢察官的職責，她還與這些失足少年建立了深厚感情。
正因有她和同事們的努力，大渡口區未成年人犯罪人數從2004年的62人降至如今連續四年都在個位數。
她就是大渡口區人民檢察院檢察五部主任、“莎姐”青少年維權崗辦公室主任梅玫。
盡力挽救每一個誤入歧途的孩子
“我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也是一名檢察官，無論從哪個立場出發，看到那些誤入歧途的孩子們，我都本能地覺得心痛。”梅玫説起十幾年來從事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語氣頗為沉重。
梅玫是大渡口區人民檢察院檢察五部主任，同時也兼任該院“莎姐”青少年維權崗辦公室主任，從事未檢工作已有16年。
2003年對梅玫而言，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年。那一年，22歲的梅玫考入大渡口區檢察院成為一名檢察官；那一年，她正式加入中國共産黨。
剛進檢察院，工作積極的梅玫參與部分未成年人幫教工作。而當時，未檢工作甚至都沒有正式的部門歸屬，其職能分散于偵監、公訴等各個部門。
“我真的很喜歡做未檢工作。”16年前，梅玫主動請纓做未檢工作時説道。
這種真情流露來自于最初兩個讓她印象深刻的孩子。
“第一個孩子對我説‘阿姨，我想讀書’！”梅玫回憶，那是一雙年僅14歲的眼睛，眼神中滿是稚嫩與恐懼。梅玫與這個孩子見面的地方，是訊問室。
“第二個孩子對我説‘案子就是我一個人做的，我負全責’！”梅玫至今記得，那個16歲少年將團夥盜竊行為大包大攬的樣子，充滿了無知的江湖氣。
梅玫被這些未成年人犯罪的事實所震驚，更為他們犯了罪卻無知無覺而痛心。工作之余，她開始扮演一個知心姐姐，與這些誤入歧途的少年談心。
梅玫驚訝地發現，與成年人犯罪不同，絕大多數未成年人犯罪與家庭、成長經歷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並且他們的犯罪行為往往帶有較大的隨意性，主觀惡性較小。與此同時，梅玫還發現未成年人犯罪後，只要能夠將其心結解開，後續再犯罪的可能性遠低于成年人。
“也就是説，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只要做得好，是可以讓一個孩子不再犯罪的，這對于孩子、父母、家庭乃至社會，都是一件影響重大且深遠的事。”梅玫希望盡自己的努力，挽救每一個誤入歧途的孩子。而這也是她的初心。
融化迷途少年的內心堅冰
2004年，大渡口區檢察院正式成立了“莎姐”青少年維權崗，將此前分散的未成年人檢察工作進行綜合管理。
“我是再三要求去維權崗工作的。”梅玫回憶説，那時這一維權崗僅有7名檢察官，其中就有自己。
當時，針對未成年人的檢察工作更多是刑事司法、刑事保護等內容，實際上都是到了未成年人犯罪之後，才採取的補救之策。“我們幾個檢察官就商量，未成年人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都處于形成期，假如提前介入、提前預防，應該比預防成年人犯罪效果要好。”基于這樣的認知，“莎姐”青少年維權崗借助互聯網，開設了一個名為“未檢之窗”欄目。
“這算是一個專門針對未成年人的普法窗口。”梅玫表示，隨後為了擴展內容，他們還專門設立了一個以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為主旨的焦點欄目，取名為“一米陽光”。
一次，一名多次入戶盜竊的未成年人，被公安機關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但這個年僅16歲的少年，渾然不覺自己有任何錯誤，除了痛快交代犯罪事實外，對其他所有問題一律冷漠以對。
按理説，對待這樣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只需要按照正常的司法程序進行辦理即可，但梅玫總覺得還應該做點什麼。
梅玫不斷調整自己的心態，試著用各種話題、各種方式跟這個少年聊天。“當我問到‘是誰把你養大’這個問題時，這個少年的表情再也繃不住了，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原來，因為家庭變故，少年長這麼大幾乎沒見過爸爸媽媽，他是由姑媽一手養大的。
“哦，對了，你姑媽平時説沒説，她希望你將來長大了做什麼工作？”當梅玫不經意地將這個問題拋出後，少年的臉唰地一下白了，眼神飄忽地偷瞄了梅玫一眼，就低下了頭。
“我知道這句話觸動了他的心，于是也沒再説話，讓他稍微回味了一會，就結束了談心。”讓梅玫異常驚喜的是，就在第二天，看守所幹警轉交了一封來自少年的信。
梅玫迫不及待地拆開信封，上面一筆一劃工整地寫著：“……我一生最對不起的人就是姑媽，我沒聽她的話，常常讓她為我擔心……我有一句十年沒説出口的話，我一直把姑媽當自己的媽媽……我錯了，等我出來我會憑我的雙手報答我的姑媽！”
滾燙的文字映射的是少年更加滾燙的心，梅玫知道，一塊壓在少年心中的堅冰，已然融化。
消滅誘發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
“你一直默默無聞、勤勤懇懇地為你心愛的工作奉獻出自己的青春，不光是青春，在這背後還有無數艱辛和心血，就像你為了我操碎了心、傷透了心……你為了一些素不相識的人多年如一日付出著，讓我敬佩、感慨……我現在要做的就是怎樣彌補和改正。”這是一封涉案未成年人寫給梅玫的長信中的一部分。
有一個正在讀初中的孩子，整天逃學到網吧玩遊戲，家人各種方式用盡了也扭轉不了。眼看著他就要因長期曠課遲到被學校開除，家長無奈中找到了梅玫。
梅玫與同事一起去了孩子的家中，敏銳地她很快發現孩子和父親的關係很緊張。于是，梅玫不動聲色地示意孩子的父親暫時回避。
與孩子一番深談下來，梅玫才意識到，這個孩子只是進入青春期後，對什麼事都具有叛逆之心。而孩子的父親卻脾氣不好，只會用簡單粗暴的方式教育孩子。
“這也不準那也不準，啥子理由都不講，就曉得吼我、打我！”孩子委屈的眼神讓梅玫印象深刻，也意識到問題的症結就在孩子的父親身上。
梅玫之後幾次單獨與孩子的父親交流，建議他與孩子首先建立足夠的信任基礎，多傾聽孩子的想法，多鼓勵孩子。
在梅玫的多次努力下，父子之間的問題很快解決，孩子也保證今後會好好上學，不再沉迷于網絡。
把一個孩子從網吧拉回學校，但其他的孩子呢？
梅玫不斷走訪轄區各個網吧，掌握這些網吧容納未成年人的基礎情況。在她的推動下，大渡口區檢察院向相關行政部門發出檢察建議，建議相關部門切實履行監管職能，對未成年人網吧上網加強監管。很快，相關部門聯合行動，對轄區網吧進行了全方位整頓，並進一步強化實名登記制度，拒絕未成年人進入網吧。
歷時三年辦理一件未成年人案件
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因為對象特殊，完全不同于其他檢察工作，幾乎每一個未成年人案件都需要花費數倍乃至十幾倍的時間、精力。其中有一個案子，就讓梅玫花了整整三年去辦理。
一起未成年人案件中，年僅15歲的王強（化名）刺傷他人造成脾臟破裂。案件移交檢察院後，梅玫發現這個少年作案的原因，僅僅是為了替好友討公道。
王強母親早年去世，他與父親、姐姐相依為命，家庭本就比較困難。王強案發後，受害者數十萬元的醫療費需要賠償，僅靠打零工為生的父親難以承受，為此王強即將參加高考的姐姐也不得不中斷學業。
看到案件給家裏帶來的劇變，15歲的少年充滿了後悔與自責，每天都是沉默以對。
該案中，鑒于王強主觀惡意小、係自首又有悔罪表現，還積極賠償被害人，並取得被害人諒解，王強最終被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一年。
司法程序已走完，但這個孩子的將來怎麼辦？當時因為該案，王強已經被學校開除。
王強希望自己能進入職業院校學得一技之長，將來可以貼補家庭。梅玫就聯係了一家願意接收王強免費學習的職業技術學校。
學校是有了，但問題又來了。盡管校方可以讓他免費入學，但是3000多元的學雜費依舊是個難題。
梅玫一個人悄悄趕到學校，掏錢為他墊付了所有費用。之後王強上學期間，她還不間斷地寫信關注王強的生活、學習情況。
然而，王強突然輟學了。
“我跟他深入談心後才知道，這孩子是因看到父親日夜操勞，覺得自己坐在教室無能為力而深深自責，才決定輟學的。”得知孩子的輟學動機後，梅玫心疼不已。
更糟糕的是，梅玫漸漸發現，隨著王強覺得是自己拖累了整個家庭，心理越來越壓抑。梅玫開始聯係專業的心理咨詢師，來解決孩子的心理問題。又安排心理咨詢師分別和王強的父親、姐姐進行了深入的溝通和引導。
隨著家人態度的轉變，王強的心理問題大為改觀。再後來，梅玫根據王強的要求，考慮到他已成年，就忙著給他聯係了一份他自己喜歡的工作。
“梅姐，放心吧，我現在的生活過得很充實，你就別再擔心我了，你得照顧好你自己。”三年後，王強在電話中，已經開始反過來關心梅玫了。
延伸幫扶鏈條讓未成年人犯罪數降至個位數
“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司法救助之外，還需要延伸到他們的學習、生活等方面去，只有延伸幫扶鏈條，才能真正挽救他們。”為此，梅玫很早就開始堅持每年向大渡口區委、區政府提交轄區未成年人犯罪年度報告。在這些報告中，梅玫會詳盡分析每年轄區未成年人犯罪存在的問題和趨勢，並提出詳盡的預防建議。
截至目前，梅玫還牽頭制定《大渡口區“莎姐”雲平臺運行制度》《大渡口區“莎姐”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社會支持體係制度》《大渡口區“莎姐”未成年人綜合保護支援服務制度》等一係列已經實施和正在實施的延伸性制度。
統計顯示，僅近3年來，梅玫和全市的“莎姐”同事們一道，先後對575名未成年人進行了幫教，促使92.17%的涉罪未成年人順利回歸社會，339人順利就業，94人回歸校園，其中39人考上大學。
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大渡口區未成年人犯罪率也大幅度下降。2004年，大渡口區未成年人犯罪人數為62人，但從2016年開始，這一數字就降至個位數並保持至今。
“不過未檢工作不敢有絲毫放松，我們還在不斷加大力度。”梅玫表示，為了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她和同事們這些年來接受熱線咨詢400余人次，開展“莎姐”進社區、進學校、進監舍、進機關200余次，贈送《莎姐講故事》叢書20000余冊，開展10個專題係列宣講160場，受眾2萬余人，覆蓋全區大部分機關單位、所有街鎮、數十個社區、20余所學校。（記者 陳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