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陽縣太地村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

武隆區舉辦養蜂技術現場培訓活動。

黔江區五裏鄉羊肚菌種植基地,村民在晾曬羊肚菌。特約攝影 楊敏

梁平區雲龍鎮三清村,村民在蔬菜基地採摘南瓜。特約攝影 劉輝
這是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新中國成立70年來,7億多農村貧困人口成功脫貧,2018年全國貧困發生率下降至1.7%。
同期,尤其是重慶直轄後,重慶貧困人口數據也直線下降,366萬、202萬、165.9萬、22.5萬、13.9萬……每一個跳動的數字,都彰顯出脫貧攻堅取得的重大進展。
今年4月15日至17日,習近平總書記到重慶考察,主持召開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為新時代重慶脫貧攻堅和改革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上下進一步明確目標任務,壓實責任抓落實,更加扎實地把習近平總書記殷殷囑托全面落實在重慶大地上。
思路之變
從“大水漫灌”到“精確滴灌”
這個成績來之不易。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實施扶貧開發以來,我市的扶貧攻堅經歷了從粗放式扶貧到精準扶貧的思路之變。
直轄之初,我市農村絕對貧困人口達到366萬——也就是説,平均每8個重慶人,就有一個貧困群眾。
針對這一情況,重慶制定並組織實施《重慶“五三六”扶貧攻堅計劃》,明確提出從1996年起到2000年底,用5年時間,基本解決全市農村366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越溫達標’這個目標就是那時提出來的。”時任市扶貧辦主任莫官元説,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裏,粗放式扶貧發揮了重要作用。資料顯示:2000年底,全市18個貧困區縣整體越溫達標;一年後,全市農村貧困人口下降到109萬,貧困區縣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了1475元,比直轄前增長87.9%。
然而,隨著貧困人口的不斷減少,再用“手榴彈炸跳蚤”式的老辦法,無疑是行不通的。
隨著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成為貧困治理的指導性思想,我市的扶貧開發政策也不斷向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傾斜,聚焦精準狠抓分類施策,持續深化“一村一策”“一戶一法”,分類推進交通、水利、文化、金融、科技、環境改善等行業精準扶貧行動。
要致富,先修路。綿延八百裏的武陵山,是渝東南區縣與外界交流的屏障。2018年,家門口新修通的一條柏油路,讓石柱石家鄉石龍村村民譚春雨找到了商機,她開辦的農家樂很快便迎來了遊客,“遇上節假日,一天就有幾千元營業額。”
水是生命之源,生産之本、生態之基。日前,記者在奉節縣平安鄉向子村村民夏壽庭家採訪看到,屋頂的大水缸長滿了青苔,看上去已廢棄了很久。“為啥?現在自來水通到了家裏,當然不需要再去接雨水了。”説起吃水,他的笑容綻放開了。
找準“窮根”,精準施策。一項項措施,匯聚起脫貧攻堅的磅薄力量,推動我市貧困地區面貌日新月異,貧困群眾生産生活條件大為改善。
方式之變
從輸血式到造血式
思路決定出路,觀念決定方向。
在貧困人口基數較大的上個世紀,輸血式扶貧既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扶貧方式:一方面,貧困地區基礎設施欠賬較大,迫切需要大量的固定投資,用以改善生産生活條件,為造血奠定基礎;另一方面,在溫飽還沒達標的階段,許多貧困人口也需要救濟式的輸血,實現“越溫達標”。
“但輸血式扶貧也容易引發一些問題,比如年年扶貧年年貧,比如貧困戶精神上的‘依賴’思想等。”市扶貧辦黨組書記、主任劉貴忠説。正因為如此,在經過了這一歷史階段後,我市大力推動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轉變。
産業是脫貧的基礎,我市因地制宜地在貧困地區發展特色産業,打好脫貧攻堅的“第一硬仗”。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市在貧困地區著力實施特色農業、鄉村旅遊、農産品電商、農産品加工、易地扶貧搬遷後續扶持“五大産業扶貧行動”,推動柑橘、生態魚、草食牲畜等重點特色産業加速布局。
今年42歲的王齊舉家住巫溪縣紅池壩鎮鐵嶺村,當地山高坡陡,生産生活條件惡劣。但大山既是險阻,也是財富。2017年,在村幹部的動員下,王齊舉利用大山資源逐步養起了60頭山羊、14頭黃牛,種了20畝獨活、7畝雲木香。前年底,王齊舉家年收入突破10萬元,順利脫貧。
為了讓産業扶貧的效果更好,一係列配套政策隨之出臺。譬如説,我市先後組織開展了農業産業化龍頭企業“精準扶貧庫區行”“渝東南精準扶貧行”等活動,讓企業帶動貧困戶脫貧增收。同時,制定出臺了農村“三變”改革試點指導意見和實施方案,積極構建完善與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
又如,為了克服扶貧資金平均分配、簡單給錢給物、直接補貼業主等短板,我市積極探索將財政扶貧資金的補助改為獎勵、貸款、借款、股份、酬勞等,以此豐富扶貧資金精準的到戶方式,放大財政資金杠桿作用,激發貧困群眾內生動力。
此外,為貧困群眾量身定制“5萬元以下,3年以內”的扶貧小額信貸産品,近兩年來已累計發放扶貧小額信貸59.2億元,支持13.93萬貧困戶發展了生産,增加了收入,增強了脫貧內生動力。
力量之變
從政府主導到“三位一體”
在脫貧攻堅的歷程中,扶貧主導力量也悄然發生著變化。
“過去,國家一窮二白,唯有政府利用有限的資源進行扶貧濟困。”劉貴忠説。改革開放後,生産力不斷解放,一部分地區和個體先富起來,讓扶貧有了更多有生力量。
正因為如此,在不斷的探索和實踐後,十九大報告對脫貧攻堅提出了新要求:既強調大扶貧格局,又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
一言以蔽之,脫貧攻堅,要舉全社會之力。我市堅持政府主導、部門支持、全社會共同參與,努力構建專項扶貧、行業扶貧和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
以政府為主導的專項扶貧,是扶貧開發的組織者和實施者,在大扶貧格局中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市堅持將新增財力的75%以上用于區縣和基層,並重點向貧困區縣傾斜,優先保障脫貧攻堅資金需求。數據顯示,3年來,我市貧困區縣整合資金334.1億元,其中2016年91.6億元、2017年107.8億元、2018年134.7億元,投入逐年加大,有力地保障了貧困區縣脫貧攻堅。
行業扶貧關係著老百姓的住房、交通、醫療、教育等民生事宜,是不折不扣的民生工程。以就業扶貧為例,2018年,市就業部門開展貧困勞動力就業信息全面摸排調查,加強供需精準對接,累計為貧困人員提供就業崗位31萬余個,開發公益性崗位托底安置1.7萬人,全年幫助未脫貧的貧困人員就業4.2萬人。
而主體多元化、舉措豐富化的社會扶貧,則是三個主體中最具潛力、最有活力的部分。去年5月以來,受濟南市衛健委指派,王錫、馬建華、譚鎮岳等三名醫療專家挂職武隆區中醫院開展健康扶貧工作,先後在當地開設艾灸特色門診、針灸康復科等,讓偏遠山區的村民享受到實實在在的健康服務,老百姓們紛紛點讚:“能人來了,脫貧快了。”
這是一張橫向到邊、縱向到底的大扶貧網絡:從水利部、中央外辦等中央國家機關到山東省14個地級市,從我市經濟發展強區到數百家企事業單位組成的18個市級扶貧集團,均在為貧困區縣經濟社會發展發揮著特殊而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人人皆願為,人人皆可為,人人皆能為的生動局面。
重心之變
從重數量到重質量
隨著脫貧攻堅進入決戰決勝的關鍵階段,我市脫貧攻堅的重心也在不斷轉移。
用劉貴忠的話來説就是,“過去我們的基本特點為貧困人口多,貧困面大,貧困程度深,如今情況有了變化,隨著全市貧困人口減至13.9萬人,意味著脫貧攻堅取得階段性進展,重點也要有所轉移。”
2017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強調,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從“打贏”到“打好”的一字之差,傳遞出我國脫貧攻堅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以前主要的精力放在能不能完成、怎麼完成,如何保持工作的力度和進度上,現在不僅要完成,而且要做好。”劉貴忠坦言。
做好,意味著對象要精準,方法要精準,成效也要精準。
“我們要再次摸清當前貧困人口實際情況,家庭人口、收入、住房、勞動力等,並根據情況建立或更新貧困人口檔案,將已經脫貧的對象及時退出,應該扶持的對象及時納入,增強扶貧資金和項目的針對性,堅決防止‘該扶而未扶貧,不該扶卻一涌而上’的問題發生。”
如何摸清?“看房、看糧,看勞力強不強、還有沒有讀書郎”“一對信息二算賬,三看幫扶措施當不當”“一看衣二看被,三看是否有衣櫃”……
方法精準,則是激發脫貧的內生動力,在政策上加以引導,加強教育培訓,引導思想觀念轉變,提高貧困人口的技能和脫貧能力。以深度貧困鄉鎮為例,一方面通過創辦扶貧車間和開發公益性崗位,18個深度貧困鄉鎮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9952元;另一方面通過基本醫保、控輟保學、易地扶貧搬遷等讓貧困群眾的“三保障”政策落實到位,99.9%的貧困家庭實現了“兩不愁三保障”。
成效精準,則意味著不僅是數據上的脫貧,更要通過“臨界非貧困村”、邊緣人口精準識別和幫扶等工作機制的探索和實施,為長久持續脫貧奠定基礎。
全面小康路上,不掉一戶,不落一人!這是擲地有聲的莊嚴承諾——全市上下將持續發力,絕不讓一個貧困群眾掉隊,確保到2020年,讓全市人民共同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重慶扶貧·口述
黨的政策真是好,很慶幸趕上好時代
講述人:巫山縣雙龍鎮安靜村村民 劉敬春
我今年35歲。小時候,我家山高坡陡,土地貧瘠,家庭條件差,兄弟姐妹多,我勉強讀完小學就輟學了。
幹了幾年農活後,我跟著村裏人去了廣東,但由于文化程度低,幹的盡是臟活累活,還掙不到多少錢。在廣東打工時,我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但貧困始終如影隨形,怎麼也擺脫不了。
2010年2月,大兒子出生,本該是一件喜事,但沒想到兒子患有嚴重的先天性唇腭裂。為了給兒子做手術,我們不得不一家家借錢,一趟趟跑重慶。
禍不單行。2011年初,還在為兒子手術奔忙時,我卻常常感覺腰背部疼痛,有時連路都走不穩,這是我15歲那年做農活時摔跤落下的病根。經檢查,被確診為因腰椎結核導致椎體骨質破壞,必須得住院治療。
在妻子的鼓勵和精心照料下,半年後,我和兒子終于走出了醫院,但家裏已經債臺高築,欠債達到20多萬元。20多萬元,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偏遠農村家庭來説,簡直就是個天文數字。
前幾年,我家被確定為貧困戶,成了首批獲得大病醫療救助對象,還多次免費參加鎮、村舉辦的各類技術培訓,我心裏也成天想著找門路創業。看著農村摩托車越來越多,我便借錢開了一家摩托車維修店。為了早點過上好日子,我起早貪黑地工作,憑著過硬的技術和良好的態度,基本能養家糊口了。
2017年初,聽説本鎮白坪村有個100多畝的葡萄園轉讓,需要轉讓費20萬元、每年土地租金6萬元。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機遇,但又沒有本錢。關鍵時刻,鎮村幹部伸出了援手,為我申請到政府貼息的扶貧小額貸款5萬元,並在親戚、朋友支持下,接手了這個葡萄園,取名“紫珍珠葡萄園”。
從此,我們夫妻倆便一頭扎進這個葡萄園,為了節省工錢,我們倆沒日沒夜地除草、整地、澆水、培土,手上打滿了血泡,最後變成了老繭。為了種植出綠色無公害葡萄,我們從不使用農藥和化肥,從周邊幾十裏遠的養殖場買來農家肥,經發酵後再施用。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今年夏天,看著一串串晶瑩剔透的葡萄挂上枝頭,我們一家人喜上眉梢,看到了生活的陽光。今年由于大多都是剛挂果,葡萄産量還不高,總共銷售近萬斤,産值6萬多元。但過兩年進入豐産期後預計畝産可達5000斤,總産值可達200萬元,我的欠債便不是問題了。
收入在一天天增加,債務在一點點減少。為了給家人一個像樣的家,我又借了些錢,在公路邊建起了一樓一底的房子,一家人終于有了一個安全的住處。
如今,我們的安靜村也變得熱鬧起來,市縣扶貧工作隊進了村,水泥路通到了家門口,自來水接到了灶臺上,隨時隨地都可以上網,小轎車也進了農家,老百姓都有了醫保……黨的政策真是太好了,我很慶幸趕上了這個好時代。
重慶扶貧·“數”説
我市支持貧困區縣資金情況
我市堅持將新增財力的75%以上用于區縣和基層,
並重點向貧困區縣傾斜,優先保障脫貧攻堅資金需求。
3年來我市貧困區縣整合資金334.1億元
2016年 91.6億元
2017年 107.8億元
2018年 134.7億元
二○一八年全市支持貧困人員就業情況
市就業部門開展貧困勞動力就業信息全面摸排調查
加強供需精準對接
累計為貧困人員提供就業崗位31萬余個
開發公益性崗位托底安置1.7萬人
全年幫助未脫貧的貧困人員就業4.2萬人
重慶扶貧·決勝階段大事記
2017年8月
我市按照“三高、一低、三差、三重”標準,識別出4個深度貧困縣和18個深度貧困鄉鎮。
2017年11月
萬州、黔江、武隆、豐都、秀山5個區縣退出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2018年8月
開州區、雲陽縣、巫山縣如期實現脫貧摘帽。
2018年10月
中央第四巡視組對重慶市開展了脫貧攻堅專項巡視。
2018年底
我市貧困發生率降至0.7%。
2019年3月
我市決定向貧困村新選派290名第一書記。至此,市屬單位選派的第一書記達到了443名。
2019年4月
習近平總書記赴重慶考察,主持召開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2019年4月
奉節、石柱退出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記者 顏安)
圖片、資料、數據除署名外均由市扶貧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