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慶市進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辯論賽，參賽的16個隊由重慶市各部門及區、縣政府的公務員組成。辯論中，各方唇槍舌劍，攻辯激烈之處，時時引起現場觀眾的笑聲，而場外民眾涌上網絡看直播，一度造成網絡堵塞。據悉，這場辯論賽意在為解放思想、擴大開放提供思想輿論基礎（據7月10日《21世紀
經濟報道》）。
此前，南京市也舉行過一場官員選拔電視直播辯論會，將辯才作為官員選拔的重要考量，同樣受到輿論極大關注。政府重視和培養官員的辯論能力，民眾樂見官員辯論的風採，這些使得官員辯論正成為民主政治的新風尚。
官員為什麼需要學會辯論？活躍思想，開拓視野，提升官員言語表達的技巧當然是其一，但更重要的，是養成一種施政思維———辯論的實質就是講道理，辯論的勝負不僅僅取決于誰的“技巧”高，而在于誰遵守規則，誰的話最有說服力。所以，官員學會辯論就是要學會說服人，學會面對矛盾，不是簡單地壓制，粗暴地應對，而是把民眾置于與自己平等的地位，平心靜氣講道理，通過說服求得認可。學會說服人，這是一個社會走向文明的標志，政府官員學會講道理，這是執政文明的外在體現。
當下的中國社會，許多社會矛盾往往就是因為“不能說服”而引發的。一些政府官員奉行“推土機式行政”的思維，固執、封閉地做決策，強硬地推行，將任何異見都認為是對其權力的冒犯，典型的如拆遷徵地，一些野蠻的做法令人齒寒。在好幾起“官員誹謗案”中，面對“秦中飛們”的批評，對地方治理方式的質疑，有些官員不是選擇寬容和及時回應，而是直接動用國家強制力。在“周老虎”風波中，虎照真假本可以通過技術細節的論辯來進行鑒別，可相關官員卻對此選擇回避，一味死拗，動輒拍胸脯、用人頭擔保，結果釀成了一場不該發生的社會風波。“不求說服”的治理方式，在一些地方已經成了政治之害，到了必須反思和改變的地步。
不講道理的權力是令人恐懼和厭惡的，只有說服人的權力才有讓人服膺的力量。而官員之間的辯論，不僅僅是停留在邏輯和口才上，最重要的是能否對公共政策形成不同的觀點，能否為公眾公開更有效的信息。政策的競爭意識和對政府信息的公開意識，是官員辯論中的真正價值所在。孫中山先生說，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而管理眾人之事，並不是說誰掌握管理的權力就誰有正當性、合法性，而是在于，這樣的權力是否運用適宜得當，讓人心服口服。要做到這點，政府就必須不可處處代替民眾做選擇，想當然地做決策，而應允許民眾依據自身的利益需要，充分表達自己的意願，依法捍衛權益，通過反復論辯，不斷去修正決策，求得共識。
因此，對于南京和重慶舉行的兩場官員辯論，我們不應只聚焦于官員的辯論技巧上，而應進一步地追問，官員這種理性辯論的意識，能不能同樣適用于與民眾打交道時，一切與民眾利益攸關的決策中，能不能建立一個各方都可以參與的辯論平臺。在一個社會中，講道理應該是雙向的，官員要求民眾講道理，理性而不過激，前提是官員自己也要有說服人的習慣和意識，只有這樣，我們的社會才能形成一個講道理的氛圍，推動民主政治不斷進步。（新京報社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