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全國的上海襲警案，導火索卻是很不起眼的自行車攔路查證。上海警方認定，楊佳之所以行兇，是對警方對其盤查心存不滿，進而瘋狂報復。
楊佳遭遇的攔路盤查和扣留，讓我聯想到三十多年前讀小學時的一個場景：班上有學生丟了一支鉛筆之類的小東西，班主任讓每個同學翻自己的口袋和書包給大家看，證明了自
己是清白的才準出教室。孩子們一般都急于自證清白，但也總有個別孩子拖延或拒絕合作，我便是其中之一。
不能因為可能有一個孩子做了小偷而逼迫所有的孩子自證清白，這在教育界早已成為共識。以攔路查證的方式找偷車賊，比教室裏失竊後人人過關還要荒謬：大街上人海茫茫，你知道哪個是偷車賊？牌照能證明什麼？偷一個自行車牌照比偷一輛自行車更容易。
不能隨時證明自己所騎自行車有合法來源，就有偷竊嫌疑麼？佔有是動產物權的公示方式，通常情況下，人們佔有的財物都是他們所有的財物。我們無論是買一本書、一臺電腦還是一斤蔬菜，都不可能隨身帶著發票。至于農民種出來的糧食蔬菜和養出來的牛羊，要隨時提供合法證明就更無可能。從法律上推定佔有人就是權利人，權利人對自己財物的使用、處分才能不受他人幹擾。各國法律無不規定佔有的權利推定制度，任何第三人、政府甚至拿不出證據的真正權利人都應當尊重佔有人的權利。警察要懷疑一個公民佔有的自行車是偷的，同樣必須拿出證據來。對自行車攔路查證，和攔路索要人們穿戴的衣服鞋襪、手表等物品的發票一樣，都是無視《物權法》對佔有的權利推定並對公民實行有罪推定。
對騎車公民攔路查證，本身就是對騎車人人格尊嚴的冒犯和生活工作秩序的幹擾，而一個公民騎車外出時基本上是不會帶自行車證或發票的。因為自行車不像汽車，可以把證件放在車裏。如果因此而扣押自行車，即使事後憑證領回了車，這種冒犯和幹擾也很嚴重。僅僅因為騎車人沒有證明自己對所騎自行車擁有合法權利（無論根據《物權法》還是《刑事訴訟法》，他都沒這種義務），就剝奪他的自由數小時，這本身就是很不合適的。
自行車比衣服、皮帶等物品更容易失竊，這並不能成為對自行車實行實名登記制和攔路查證的理由。在可能停放自行車的公共場所多裝幾個自動攝像頭，成本要低得多，效果要好得多，不擾民，還兼具預防和懲治其他違法犯罪行為的作用。
盡管我反對自行車實名登記制，但實行自行車實名登記制也不必然導致攔路查證。例如我國對房屋是實行實名登記制的，但只要你不積極主張權利，沒有人要求你出示房屋買賣合同或產權證。對其他的證件，包括身份證，道理也一樣，只有你積極主張權利時才需要出示。攔路查證或入戶查證，幾乎總在侵犯個人權利。僅僅因不出示證件就被剝奪自由或財物，那實在是太過霸道了。（楊支柱）
